给孩子雇个洋保姆

　　外籍保姆乱象随着市场的扩大而日益严重，但出逃、盗窃等现象所暴露的，不过是这个地下市场的冰山一角。灰色之地多有枉法之举，不少外籍保姆饱受“黑中介”欺压，日子也并不好过

　　“您好，我叫切里斯（音译），来自菲律宾，今年35岁，曾在新加坡工作2年、北京2年、阿拉伯3年。我可以做家务、带小孩、教小孩英语……”近日，《方圆》记者通过网络视频面试了一名菲律宾籍保姆。切里斯肤色偏黑，长得忠厚老实，是北京某涉外家政公司工作人员重点推荐的外籍保姆，也就是俗称的“菲佣”。由于会说流利英语、做简单中国菜，切里斯十分“抢手”，仅一个下午就接受了几名雇主的面试。

　　“现在，菲佣在北京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每新来一个阿姨，没过几天就被订出去了，如果有看好的，就赶紧过来签合同。”家政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菲佣，来自菲律宾的高级家政服务人员，因为其懂英语，具备一定文化水平，而被称为“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随着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富裕阶层的人数日益增多，对于专业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并且，由于本土家政人员的良莠不齐，菲佣的生存空间也有了进一步扩张。如今，以菲佣为首的外籍保姆已形成一个可观的地下市场。

　　然而，根据目前外国人在华就业的法律规定，中国内地市场禁止外国人从事家政服务业，菲佣在内地从事家政服务属于“非法就业”，也就是打黑工。与此同时，一些中介机构应运而生。他们往往打着家政公司、教育咨询公司的旗号，铤而走险干起了介绍外籍保姆的生意。打黑工的“先天”违法性，加上“黑中介”的横行，都给外籍保姆市场带来了重重风险。

　　菲佣有独特的优势

　　提起菲佣，所有中介公司都能列出一箩筐优点：英语好，保姆专业性强自然不在话下，而且针对中国市场，菲佣还有独特的优势，比如在中国没多少朋友，人际关系简单；逢年过节，不会像国内的保姆需要请假回家；大多数不通中文，她们能很好地保守雇主家庭秘密等。

　　家住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刘先生是一位外企中层管理人员。平时夫妻两人都忙于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孩子，而父母年事已高，他不忍父母再操劳，所以便雇保姆管理家里的日常起居。起先，他也是找了一家所谓的高级家政公司，请来一位价格不菲的保姆，但不料这位保姆脾气不小，常常抱怨活多钱少，多次要求涨工资，还会和隔壁家保姆乱聊天，泄露家中隐私，所以很快便将她辞退了。

　　有一次，刘先生去香港朋友家，发现朋友家中请了菲佣，不但性格和顺，干活也十分利索，尤其英语也很流利，于是便动了请菲佣的念头。不过问题在于，菲佣在香港可以拿到合法的工作签证，在内地却没有正规的雇用渠道，刘先生只好找到中介公司，要求聘请一名菲佣。经过面试等一系列程序，刘先生与中介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雇用费一年大约花费9万多元，其中包括中介费1.2万元，签证费用半年1.5万元，一年两次就是3万元，工资每月4000元，一年4.8万元，合同履约金6000元，保险费一年1000元，体检、交通等杂费4000元等。

　　“我雇菲佣快2年了，期间换过一次人，虽然现在菲佣的价格比当初高了不少，但对菲佣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刘先生说，现在他雇用的名叫菲娜（音译）的菲佣，年近40岁，大学学历，英文流利，是3个孩子的母亲，此前曾在新加坡做过涉外家政。她会做一些中国家常菜，手艺还行，打扫卫生一丝不苟，家中少见灰尘，和孩子相处得也很不错。

　　此外，除了像刘先生雇用菲佣的情况以外，有不少家庭选择印佣（印度尼西亚籍保姆）。“印佣月薪要求相对更低，大概是菲佣的九成左右，签证更好办理，她们的服从性更强，稳定性更高，更吃苦耐劳，而且来华的印佣大多数通晓中英双语。”一位外籍家政中介向记者透露，不过，印佣在国内的名气没有菲佣大，被雇用的人数还是远低于菲佣。

　　《方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北京地区有聘请菲佣意愿的主要集中在外企中高管、外籍家庭等拥有中高等收入、英语水平较好的家庭。尤其是家里有幼儿的，希望能给孩子找个外籍保姆，但有的家庭因法律的明文禁止而最终放弃寻找，有的则通过朋友介绍或中介公司，仔细挑选一个合适的外籍保姆进入家庭。

　　平均每月花费一万元

　　如何雇用一个外籍保姆呢？《方圆》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知名家政公司，询问是否有外籍保姆，但对方均表示，家政服务人员均为中国人，没有外国国籍的。之后，记者通过网上搜索菲佣等关键字，找到了多家声称可以提供菲佣服务的公司。

　　几家菲佣中介的工作人员均向记者表示，雇用一个菲佣要走一些必需的流程，先由雇主提出对菲佣的要求，比如中英文水平如何、是否会做中国菜、是否有照顾小孩的经验等，接着中介会按照雇主要求，在菲律宾寻找合适的对象，一般情况下中介手里是没有“现货”的，一旦找到合适的人选，中介会让雇主和菲佣通过网络直接进行面试。如果雇主满意，中介便会帮助菲佣办理入境签证、购买机票。

　　不过，由于菲佣在内地从事家政服务属于违法行为，中介为菲佣入境所办理的几乎都不是工作签证，而是选择旅游签、探亲签以及商务签。前两者办下来较为容易，商务签证需要找代理机构，用工作邀请的名义，将对方以家教、翻译等身份引进国内。

　　记者在北京一家涉外家政公司询问雇菲佣相关事宜时，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拥有菲佣、印佣和黑人阿姨等几种外籍保姆，但与别家公司不同的是，这些保姆目前多数人都在国内，雇主可以对她们进行视频面试，如果选中了，很快就能见面签合同。

　　随后，工作人员给记者发送了十多名外籍保姆的视频资料，里面都是她们用英语做的自我介绍，包括姓名、年龄、国籍和工作经历等。这些人年龄从20岁到45岁不等，不少是大学毕业，在中国培训机构做过英语老师，既可以在学校做教学，也可以在家庭工作，会做家务和简单的中餐。

　　“现在雇主90%雇用的都是签证过期的阿姨，确实是‘没身份’，倒不是花钱的问题，因为工作签太难办了，旅游签和商务签续签起来也很麻烦。”在提及签证问题时，工作人员坦言，即使是“签证类型非常棒”的，也不是工作签证，而是黑人的学生签证，这种类型相对比较好签，但有些雇主不愿意选择黑人阿姨。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中介服务协议》，合同显示，雇佣服务为期一年，一方面是菲佣都希望从事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雇主家庭服务的质量着想，毕竟工作时间久了大家会比较熟悉，工作熟练程度也会有所提高。此外，在菲佣刚进入雇主家庭时，会有三个月左右的试用期，期间如果雇主不满意，便可以终止雇用。

　　至于价格问题，工作人员表示，菲佣有签证的，需要交4万元中介费，印佣和黑人阿姨有签证的是3万元中介费，签证过期的是2万元中介费，工资均为每月6500元至7500元不等。如果只要求做打扫等普通家政服务，一年费用需要七八万元，如果要求菲佣照顾孩子、做饭以及打扫，费用相对高一些，一年15万元左右。

　　随后，记者再次咨询数家菲佣中介，发现报价水平相当，最低要价均在七八万元一年。但在缴纳费用时，几乎都要求先交一个预订费，也就是说在正式雇用之前，必须预付中介公司数万元的介绍费，如果保姆还没入境，还得加上对方的签证费、机票费。

　　对于记者表示未见到真人就付出数万元的担忧，中介明确表示，雇菲佣都是这样，不交钱没法把人接过来。中介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菲佣工资，加上签证费，再加上中介费，一年下来总共将近12万元，也就是说，请一个菲佣，雇主需要每月付出近1万元。

　　没“身份”带来不少风险

　　相对国内普通保姆，菲佣的价格的确高出许多，那么，如此高薪聘请菲佣，雇主又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呢？

　　“态度好、勤快、会英语。”这是北京一位雇主对菲佣克瑞莎（音译）的评价。克瑞莎工作卖力，将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雇主很是满意。但由于其入境时的旅游签证已过期，也没有及时办理新的签证，克瑞莎不想承担被遣返的后果，只能继续在雇主家里干活，整整3年没有回家。

　　“黑”在中国，成为“隐形人”，几乎是外籍保姆的常态。由于公安机关时常会清理“三非”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而她们往往是公安机关的重点排查对象之一，所以如何“安全”地生存便成为外籍保姆的重要课题。克瑞莎的雇主清楚地记得，在北京清理“三非”最严格的时候，出门买菜购物都由自己负责，带家里两条狗散步的，则是自己的丈夫。

　　另外，对于相当一部分雇主而言，外籍保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优秀，她们的劣势很明显：大多数人中国菜做得不好，与老人沟通不畅，最关键的则是没“身份”，有“跑路”甚至盗窃犯罪风险。

　　茱莉亚（音译）是一名菲律宾女性，2014年3月持旅游签证入境中国，签证过期后她并未申请延期，而是做保姆在中国内地非法居留。2016年1月28日，李女士通过中介公司雇用了茱莉亚为保姆。但试工一天后，李女士对其不满意，便准备停止雇用。茱莉亚心怀不满，遂窃取李女士钱包，盗窃现金1600余元，移动充值卡、购物卡若干。第二天，李女士发现钱包丢失后报警，民警将茱莉亚抓获。最终，茱莉亚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元，驱逐出境。

　　“保姆跑了。”温州的胡女士一想起家里跑路的印佣就糟心不已。2014年7月，这位保姆来到她家，刚开始表现不错，胡女士觉得自己找对了。没想到两个月后，保姆开始嫌弃胡女士家的别墅面积太大，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对于保姆态度的转变，胡女士并不理解，时不时便会埋怨几句。有一天，胡女士起床发现家里不见保姆身影，便跑到保姆房间查看，发现行李和人都不见了，这时才知道保姆跑路了。

　　随后，她联系深圳中介，要退回佣金和3个月工资，但中介并不买账，只是以再介绍为由拒绝退佣金和剩余工资。心有不甘的胡女士算了一笔账：支付佣金1.5万元，提前支付保姆6个月工资2.1万元，支付保姆飞温州的机票、在温州的吃用共花费4万元。近8万元的付出，只换来了保姆3个月不尽心也不称职的服务。

　　外籍保姆乱象随着市场的扩大而日益严重，但出逃、盗窃等现象所暴露的，不过是这个地下市场的冰山一角。灰色之地多有枉法之举，不少外籍保姆饱受“黑中介”欺压，日子也并不好过。2015年在北京市丰台区发生的一起菲佣出逃案件，就牵出了一条外籍保姆市场的灰色产业链。

　　外籍保姆市场催生“黑中介”

　　2015年7月14日，菲律宾女子米歇尔与另外5名菲律宾女性经过谋划，准备逃出位于丰台区岳各庄的小区住地，前往菲律宾大使馆求助。但最终只有米歇尔一人成功逃脱并报警。

　　原来，2014年底至2015年7月中旬，吕某和李某勾结国内及境外人员，以虚假邀请函骗取中国商务签证或者旅游签证，策划、组织6名印度尼西亚籍女性和8名菲律宾籍女性非法入境来华，准备让她们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在未找到雇主期间，这些外籍女子护照被没收，限制在屋内不许出门，直至米歇尔出逃报警导致案发。今年2月23日，李某和吕某因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在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受审，目前此案尚未宣判。

　　“菲佣在中国内地不合法，但是又有着大量的需求，所以催生了外籍保姆市场的各种乱象。”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靖怡告诉《方圆》记者。可以说，内地所有的菲佣渠道都是地下秘密进行的，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黑中介”。这些中介一方面与境外联系，掌握相对稳定的“外籍保姆源”，并为她们办理旅游、探亲或商务签证以进入国内；另一方面在网上发布广告，吸引有需求的雇主。

　　今年8月7日，苏州市吴中区法院公开审理了王思敏等6名被告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这也是苏州首例策划、组织菲律宾籍及印尼籍妇女非法进入中国境内，为我国居民提供家政服务的案件。

　　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思敏认识了做菲律宾移民的张玲玲，由于张玲玲丈夫经常往返菲律宾，跟那里的中介也有业务往来，几人便相约一块做起了外籍保姆的生意。随后，王思敏在苏州开设了一家名为礼沁家政的公司，通过菲律宾中介为菲佣办理旅游签证和商务签证入境，再将其介绍给苏州附近的雇主。由于市场好，菲佣的生意出人意料地红火，甚至还有印尼的中介主动联系王思敏做印佣业务。

　　通过该公司雇外籍保姆，客户首先需缴纳4.9万元中介费，然后按照每月5100元一次性缴纳其半年的工资，而外籍保姆拿到手的是每月1700元的生活费，其余的3400元则要上交给公司。仅一年时间，王思敏就介绍了200多名菲佣和印佣，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左右，利润粗略估计至少有200万元。

　　在李靖怡看来，这些中介大多数通过做业务牟取暴利，有的则是纯粹的骗子，盯上了外籍保姆市场这块蛋糕，把这个本来就秩序不完善的市场搅得更加混乱。

　　2014年10月，福建省石狮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两位市民报警，称在聘请菲佣时遭遇诈骗。原来，报案的两人都经过一个叫曾某的本地男子介绍，雇用了一个叫米娜（音译）的女菲佣，双方签订了家政服务合同，合同期限两年，并分别向曾某支付了8000元的介绍费，向米娜支付了4000元月薪。

　　但米娜在工作上并没有表现出一名菲佣的素质，而是在工作期间不断以逛街或旅游为由向雇主请假，最终销声匿迹。按照合同上的明文约定，雇主如对菲佣不满意，可在劳务合同签订后的2年内不收费，且随时安排其他菲佣替换。但事发之后，介绍人曾某却和米娜一样，仿佛从人间蒸发。

　　据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和所谓的菲佣相勾结，选择在高级小区物色对象，看到有带小孩的家长，就主动搭讪，极力介绍菲佣的优势。很多家长防范意识低，经过多番劝说后签订合同，犯罪嫌疑人会要求雇主支付介绍费、就业许可证费、居留证费、保险费等费用，而所谓的菲佣会要求雇主先支付几个月的生活费。等钱到手，菲佣就会找机会收拾东西走人，继续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

　　雇用双方权益均得不到保障

　　事实上，在众多涉及外籍保姆的案件中，如果是盗窃、诈骗等刑事案件，受害人还可以通过公安机关找到救济途径，但如果是跑路等纠纷，雇主只能吃“哑巴亏”。比如家中印佣逃跑的胡女士，本想让中介退回佣金和3个月工资，但中介并不买账，只是以再介绍为由应付着她。后来胡女士想通过法律途径，但发现保姆签证早已过期，属于黑户，雇用黑户本身就是非法的，救济无门只能自认倒霉，就当花钱买个教训。

　　在《方圆》记者调查过程中，也曾经向中介表达过对菲佣逃跑和没有合法身份的顾虑，但对方表示，如果害怕外籍保姆跑路，建议雇主平时可以自己保管好外籍保姆的护照材料，只在续签等时候再将证件退还。如果真的出现外籍保姆中途逃跑事件，中介还可以重新介绍一个，但之前支付的费用一般不予退还。至于没有合法身份的问题则完全不用担心，只要别说她是菲佣就好了，即使被查到，就说她是自己请的老师、家教或者朋友，只是在家里借住几天。

　　但如果被查到，真的能像中介说的那样，搪塞几句便能蒙混过关吗？事实并非如此，2016年1月，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查处了6起菲律宾人非法在华就业的案件，陈女士就是其中涉案人之一。陈女士作为一名菲佣的雇主，很满意菲佣的平时表现，但她没想到，自己雇菲佣的事情竟然被警方发现。案发后，不仅家中菲佣被遣送出境，陈女士自己也被要求承担遣送菲佣回国的1万元机票费用。

　　“对雇主而言，雇外籍保姆其实只是‘看上去很美’，一旦产生侵权纠纷，将很难通过正常渠道维权，权益保障基本无从谈起。”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检察官朱媛媛表示。

　　对外籍保姆而言，由于是“黑”在内地，自身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在北京丰台区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件中，一名非法入境的菲佣在供述中称，雇主每月支付5000元的工资，但公司要扣除4000元，用来偿还护照、签证机票之类费用，实际拿到的没有多少。另外，自己的护照也被扣押，假如逃跑，很可能会被警察抓住。

　　一旦被发现，遣返几乎是所有“暴露”的外籍保姆的归宿。在前文提到的苏州和北京发生的两起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件中，嫌疑人被警方控制后，涉案的外籍非法来华人员均已被有关部门遣返。

　　文/方圆记者 刘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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