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盘之战

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身穿一件蓝色羊毛外套、一条跑步短裤和一双运动鞋，头发梳成了马尾辫。她正在讲述前一天晚上外出发生的事情。她和几个朋友来到圣克拉拉的李维斯体育场（Levi’s Stadium）观看U2乐队的演唱会（她和乐队关系不错），但沃西基不仅忘了带朋友的门票，还落了自己的通行证。于是，“我们直接闯了进去”她说。

沃西基坐在一间玻璃会议室里，这里是她2006年创办的23andMe公司的办公楼，位于加州山景城。沃西基似乎没有领会这个故事的讽刺意味。就在四年前，她因为试图强行铲除一切障碍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13年11月，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强制打压23andMe，禁止该公司出售其具有颠覆性意义的DNA唾沫检测服务。（《快公司》甚至曾刊登相关封面文章，称她为“美国最勇敢CEO”。）FDA宣布其公司提供的服务是“未经批准的医疗器械”，可谓致命的一击。

23andMe仍然可以销售前代产品，但沃西基及其投资人——包括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沃西基当时的丈夫，以个人名义投资该公司）、谷歌本身（谷歌创办于一间车库，这间车库的所有者是安妮的姐姐苏珊，她是谷歌第18名员工，现任YouTube CEO）和俄罗斯亿万富翁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之所以铤而走险，押下1.18亿美元，并不是为了帮用户查家谱。23andMe的独特价值主张，以及创始人使命，是为个人提供可行的遗传健康信息。突然之间，这一切潜力都遭到了质疑。

23andMe得以最终力挽狂澜、扩展品牌，靠的是毅力、适应力，以及过去所谓的魄力。举个例子，FDA发出禁令不到一年后，沃西基租下了一个面积更大的新办公空间，在当时公司能否生存下去都成问题的时候。这是一栋配有屋顶花园的玻璃房，还为将近300名员工提供免费午餐和点心。这里陈列着许多纪念品，提醒我们记得23andMe一路走来所克服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公共就座区域里摆放着一张绿色的旧沙发，来自沃西基在纽约的第一间公寓。“我们一直非常节俭。”她说道。“我们还以买过19美元的宜家椅子而自豪，体重超过200斤的人一坐上去就会塌。早期，我们经常拜会竞争对手，感叹道，‘噢，他们买的椅子好奢华，真烧钱。’”

如今，23andMe回到了正轨，而正如沃西基所说，“我还想要更多。”4月，该公司获得FDA批准，可恢复部分健康报告，尤其是评估顾客患上帕金森症和晚发型老年痴呆症的遗传风险报告。除了这一“重大成就”（沃西基的原话），该公司还与基因泰克（Genentech）、宝洁及塔吉特百货建立大规模合作关系；推出内部药物开发项目；并在E轮融资中筹得1.15亿美元，将其估值提升到大约11亿美元。

然而，23andMe现有产品版本所提供的报告数量与2013年的254份相比有如九牛一毛。虽然据沃西基所说，该公司目前与FDA建立了“互相支持的良好关系”，但他们能否通过下一组关于 癌症风险和药物反应的报告的审批还很难说。与此同时，Ancestry基因族谱网站和消费者基因组学公司Helix等竞争对手已表示可能开始提供自家的健康报告（Ancestry已申请上市），而基因隐私问题的不确定性持续笼罩着整个行业。

然而，考虑到所有的波折和挫败，沃西基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也是情有可原的。在古板保守、受高度管制的健康产业里打造一个受人顶礼膜拜的品牌是非同寻常的；历经多年争议还要维持用户与投资者的热情进一步加大了挑战难度。沃西基如何打赢这场23andMe的翻盘之战，她的下一步计划又是什么，足以作为颠覆业界的战术范例。据她回忆，当她刚听闻FDA的禁令时，“我当时想，‘我们可以在6周时间里采取什么举措，解决这个问题？’我很快知道了，什么都做不了。我学到了，有些事情比你预期的更花时间。”

沃西基在耶鲁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1990年代末毕业后进入纽约一家对冲基金公司担任生物科技分析师，这些经历不仅促使她认识到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将在公共健康领域创造巨大机遇，更帮助她看到医疗保健体系的效率之低，消费者的身体完全不能由自己做主。而这正是她创办23andMe的动机。2007年，该公司开始提供个人基因组服务（Personal GenomeService，简称PGS），当时还不存在任何先例。通常情况下是由医生向准父母提供一系列可遗传疾病的遗传筛查，评估他们将有害的基因突变传递给后代的可能性。Myriad Genetics基因检测公司推出一套由医生执行的检测服务，定价在3,000美元以上，可检测与乳腺癌和卵巢癌风险增加有关的基因突变，不少女性[其中最知名的例子是演员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因此接受了乳房切除和或卵巢切除手术。这些检测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结果往往由遗传咨询师进行解读。

23andMe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利用基因测序技术的进步和大幅下跌的价格，直接为消费者提供全面的DNA分析。报道该公司的分析人士和记者常常用狂妄自大形容23andMe绕过医疗机构的商业模式，称其为又一个自以为是的硅谷新贵对抗停滞不前的传统惯例。沃西基否认该公司有意规避监管机构。她指出，当23andMe向消费者发布首份健康报告时，已经获得了美国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案（Clinical Laboratory Improvement Amendments，简称CLIA）的许可，这是通过单一实验室设施进行的诊断测试必须符合的通用标准。沃西基表示，她一开始没有考虑到23andMe的检测会在FDA的权限范围之内，毕竟他们并不是在诊断疾病，而只是单纯报告风险。“出现APOE（载脂蛋白E）突变并不等同于患上老年痴呆症。”她说道。“而是一个风险因素。”然而，随着医生、遗传学家和国家监管机构开始质疑23andMe DNA检测的可靠性和适宜性，该公司看清了事情的走向，并于2008年开始定期与FDA人员会面，探讨获得该机构批准的可行方案。“我们表现了略带谦卑的态度。”沃西基说道。

FDA方面似乎没什么紧迫感，直到2010年6月,在23andMe开始通过亚马逊网站出售检测工具包时,FDA向该公司以及Navigenics、deCode、Knome和Illumina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竞争对手发出警告函。[5月，另一家公司Pathway在计划于沃尔格林连锁药店（Walgreens）出售检测工具四天前，也收到了一封信。]“你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针对这封信作出回应。”体外诊断设备评估与安全办公室主任阿尔贝托•古铁雷斯（Alberto Gutierrez）说道。古铁雷斯指出，23andMe的个人基因组服务没有达到单一实验室检测的标准，此外，由于消费者可能会根据它所包含的信息作出重要的医疗决定，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的规定，它就是一种诊断“设备”。

该公司发现自己进入了全新领域。虽然它可以继续出售检测服务，却面临着全新的审查。接下来两年半里，据FDA透露，来自23andMe和FDA的代表进行了“14次面对面与电话会议、数百封邮件往来和几十次书面沟通。”2012年7月，23andMe提交的第一份FDA批准申请书以失败告终，随后又在9月初提交了第二份。到2013年，记录表明，双方频繁进行你来我往的沟通，23andMe试图回应FDA的反馈和提供额外证据的要求。

接着，2013年5月，23andMe突然没了音信，引起FDA的不满。公司发言人解释称，“我方的延误确实是因为沟通有误和对流程缺乏了解。”在暂缓与监管部门沟通的同时，该公司做出了更为高调的公开举动，其中最突出的是23andMe新电视广告的投放。这一扩大化的品牌推广行动似乎拉动了FDA某条无形的导火索。在长达6个月收不到23andMe任何官方消息之后，FDA发了一封言辞愤怒的勒令歇业信，斥责23andMe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报告内容可信。“我们一直努力帮助贵司遵照法规需求。”古铁雷斯新寄出的信函写道。“自5月以来，FDA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来自23andMe的通信。反之，我们得知贵司启动了新的营销宣传活动，包括电视广告，越来越多迹象表明，贵司计划在未获得FDA上市许可的情况下扩大PGS的用途和消费者群体。”

回想起那封信，沃西基陷入了沉思。“毋庸置疑，我们缺乏合适的团队和如何接受监管的相关经验。”沃西基说道。“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们偏离正轨太远了。”23andMe被迫立即停止出售健康报告。

“改变你所能，管理你所不能。”这是23andMe同时期的广告口号，也是沃西基和安迪•佩奇（Andy Page）谨记在心的建议。佩奇曾任吉尔特集团（Gilt Groupe）总裁，在2013年23andMe收到警告信的几个月前加入该公司。“我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某名曾经历这场危机的前员工说道。

收到警告函几周后，23andMe发布新闻稿，宣布将继续推广未被FDA明令禁止的部分服务——有关遗传血统的信息和“未经解释的原始基因数据”——并保证将继续配合FDA的工作，恢复完整的健康测试。

为此，沃西基聘请了监管事务专家凯西•希布斯（Kathy Hibbs），她此前在癌症基因检测公司Genomic Health担任法律顾问。两人经一名共同的好友介绍认识，希布斯只是为了帮朋友一个忙才答应见面。“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请我。”她说道。“更没想到我会感兴趣。”但她认为这家公司和FDA的互动“具有为未来类似产品建立标准的潜力。这是很强大的事情，也是实实在在的优势。”FDA的警告函“很有挑衅意味。”她承认道，但是“我认为他们并不打算让公司倒闭。”

但修复FDA对23andMe的信任需要时间和运气以及更好的技巧。希布斯按部就班解决了这一过程，明确能够首先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最高的领域，接着再转移到较为棘手的部分，包括乳腺癌（BRCA）基因突变和药物反应（比如对血液稀释剂华法林的敏感性）。

与此同时，该公司不得不把营销重心转移到族谱产品上。FDA的警告函推动该公司探 索 其 业 务 中 较 为奇特的一面，比如帮你找到素不相识的亲戚。结果证明，这些成本相对较低的消费者DNA测试服务是创建遗传数据库极为有效的方式，这种数据库对任何公共或私人机构而言都是前所未见的。在2013年12月到2015年6月之间，该公司凭借销售99美元的族谱报告就新增了50多万名顾客，迎来了第100万名进行基因型分析的客户。目前，该公司已经收集了200多万人的DNA数据。

由于这一意料之外的吸引力，23andMe如今控制着全球最大且最多样化的人类基因型集合（每人拥有600,000多个独特的遗传标记），与自报的表型信息（平均每人数百个数据点，涵盖从乳糖不耐受到男性型秃发乃至癌症家族病史等特征）配对。超过80%的23andMe顾客甚至包括只购买族谱产品的顾客选择参与了研究项目，允许该公司与学术界和行业合作伙伴分享他们的匿名数据。反过来，这些信息也允许科学家开展基因关联研究——查阅大量数据，寻找与特定特征或健康状况存在紧密联系的基因突变。此外，顾客拿到检测结果之后，23andMe仍能成功维持他们的参与热情——该公司频繁推送基因研究的最新动态，将严肃医学研究和适合在茶余饭后作为聊天话题的轻松研究（比如厌恶香菜或早起习惯的基因学）结合起来——因此能够鼓励他们不停填写一系列调查问卷，“我们的核心因素就是与顾客之间的伙伴关系。”沃西基说道。

举个例子，假如某家制药公司想要研究帕金森症，就可以通过23andMe迅速找到大概15,000名患者——或者是将近300,000名抑郁症或高血压患者——并邀请他们完成额外的调查，征募他们参与临床试验或其他类型的测试，又或者，未来某天如果找到了新疗法，也可以联系他们。

不少研究者已开始利用23andMe的数据发表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迈克尔•J•福克斯基金会（Michael J.Fox Foundation）资助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帕金森症的新生物标记。辉瑞制药公司（Pfizer）的一项研究在人类基因中检测到15个与罹患严重抑郁症的较高风险存在联系的新区域。据传基因泰克预付了1,000万美元（达到重要里程碑可能再追加5,000万美元），获取23andMe帕金森症患者群体的基因组数据。此类成就吸引了其他合作伙伴，宝洁利用来自23andMe的遗传分析结果，协助从非处方安眠药到护肤霜等产品的营销推广，比如引导基因档案显示对视黄醇没有反应的人群选购其他抗衰老产品。“我们可以朝着个性化护肤的方向走。”宝洁玉兰油品牌的首席科学家福劳克•诺伊泽（Frauke Neuser）说道。

23andMe的业务发展总监艾米丽•德拉邦特•康利（Emily Drabant Conley）表示，“刚开始都是上坡路。非常艰难。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人类基因数据的宝贵价值。我们似乎进入了不同的时期。”如果向消费者出售检测工具包是23andMe的核心业务，那么与其他企业建立数据共享的合作关系就是主要的产品线扩展，而内部治疗开发部则可以算是它的“射月”moonshot计划。药物研发或许是沃西基将数据转化为公共健康领域实际改进的终极体现。“我们有责任帮助大家研究预防疾病的方法，或找到治疗的方法。”她说道。“在科学界，推动变革的最佳方式是以身作则。如果我真心相信当然我确实相信，从人类基因数据起步，将使药物研发过程更快更有效，而证明这一点的方式就是身体力行。”

理查德•舍勒（Richard Scheller）总能在23andMe的数据库中看到药物开发的潜能。这位获奖无数的生物学家在基因泰克就职14年，负责领导研究战略、药物发现、商业发展和早期药物开发活动，在基因泰克于2007年23andMe的A轮融资中进行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就个人而言，他表示，“当我接手这个项目时，数据库的规模还不够大，不足以吸引我。但它最终达到了一定规模，现在，有了FDA的批准和更成熟的营销战略，它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

南旧金山的23andMe实验室内，墙壁白得刺眼，离心机、质谱仪和实验室冰箱光洁明亮，像新的一样。舍勒身穿法兰绒格子衬衫和松垮的灰色牛仔裤，一边喝着健怡可乐一边带一群人参观实验设施。过去两年里，他监督着一个如今已包括30多名科学家的团队，希望利用23andMe的数据库改变将新药物成功推向市场的经济因素。平均来讲，一种新药物的开发成本超过10亿美元。这是因为每一种成功的药物背后都有10种失败的药物。但舍勒指出，以人类遗传学为基础的药物的成功率要比普通药物高上一倍半或两倍。“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那我们的成功几率就相当高了。”

舍勒目前重点研究心血管和肝脏疾病、癌症、皮肤病及免疫功能紊乱。“我们希望向可行的方案倾斜。”他说道。也就是说必须把神经性药物——舍勒的专长——的开发交给合作伙伴。“对于一家年轻企业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取得成功，而大脑疾病难度很高。不适合作为切入点。”

如果该公司偶然发现一种有效的药物化合物，23andMe很可能将把销售权出售或授权给合作伙伴。“制药公司非常擅长临床试验和市场营销。”沃西基说道。“这些是非常复杂和昂贵的过程。我们的潜力在于发现阶段。”她的目标是让新药物到达已在人类身上证明有效的阶段。

即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舍勒的团队仍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看到可观的商业回报。与此同时，23andMe期望继续与FDA合作，增加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健康测试选择。目前，该公司与监管机构的关系已经大大改善。“我想他们一定对自己的工作深感自豪。”希布斯说的是FDA。“他们获得了拥抱创新的能力。”FDA发言人塔拉•古丁（Tara Goodin）通过邮件表示，“自2013年以来，23andMe积极与FDA合作，创造直接向消费者提供遗传健康风险检测服务的模式，以降低消费者解读或使用检测结果所造成的风险。”当然，双方现在和好如初，并不意味着未来该公司申请项目批准的赢面会有所增加。

沃西基最渴望恢复的报告之一就是BRCA1和BRCA2基因的突变报告，这两种基因的突变能够很好地预测乳腺癌和卵巢癌。这些检测不仅有着救人一命的潜力，更潜藏着巨大的利润：BRCA检测的头号供应商Myriad Genetics每年从检测服务中赚取6.32亿美元。但沃西基将面临重重阻力——其中原因之一来自她自己的决策。23andMe选择暂时放弃使用所谓的新一代测序技术（NGS），因为成本太高，结果很难解读。不同于Myriad的NGS检测，23andMe的检测只筛查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体内最常见的BRCA变体，在此群体中，BRCA突变的发生率达到140，而普通人的发生率是1400。

“当23andMe的顾客获得BRCA阳性检测结果时，那就是阳性的。”吉尔•哈根科尔德（Jill Hagenkord）说道。从2014年到2016年，哈根科尔德在23andMe领导着新一代测序计划，目前，他在基因检测公司Color Genomics——其定价249美元的医嘱测试利用NGS筛查几种遗传性癌症风险因素——担任首席医学官。但如果是阴性呢？“存在这样的担忧，有些人以为自己进行了BRCA检测，而实际上做了跟没做一样。”哈根科尔德说道。威斯康星州马什菲尔德临床研究所（Marshfield Clinic Research Institute）人类遗传学中心的研究科学家斯科特•赫布林（Scott Hebbring）指出，选择放弃NGS还将限制该公司的药物发现种类。“只有来自基因分型的最常见变体，会导致你更难找到影响很大的变体，这种变体或许很罕见，但有可能是最有助于了解疾病的。”

23andMe还面临着隐私方面的担忧，自沃西基10年前创办公司以来，这种担忧只增不减。“在目前这个时代，对于我们分享出去的任何数据的安全性，我们都不能再完全抱持乐观态度了。” 杜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副教授米莎•安格里斯特（Misha Angrist）说道。“我们已经目睹无数财富500强企业被黑客盗取数据，更不用说还有医院了。”

2008年的反基因歧视法（Genetic Inform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简称GINA）保护个人在医疗保险和就业中免受基因歧视，赫布林指出，这是控制遗传数据合法使用的“一个良好开端。”“但却不全面。”它不适用于军事人员或规模在15人以下的公司的员工，并且不保护患有已知遗传疾病的消费者在申请残疾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人寿保险时免受歧视。（在这些行业里，保险公司对于钻制度空子的消费者表示担忧，他们可能在发现自己患有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之后，才选择购买长期护理保险。）如果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被废除，其针对先天性疾病（包括通过基因检测发现的先天性疾病）歧视的明确禁止可能会被大大削弱。一想到你的DNA可能被用于实施对你不利的攻击，难免令人感到心寒，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你都不愿意进行基因检测了。

因此，23andMe必须将自己定位为平易近人、价格亲民的品牌。“我想，很多人之所以无法获取健康护理，是因为它繁琐且昂贵。”沃西基说道。所以，她特别喜欢沃尔玛售价59美元的执业护士问诊和CVS连锁药店的一分钟诊所（MinuteClinic）。渴望跳出卫生保健的泡沫，与现实世界的消费者建立联系，促使她在过去这一年里与主流零售商——包括CVS药店、Sam’s Club超市和塔吉特百货——合作售卖23andMe的健康与族谱检测，并说服亚马逊重新开售。这种渴望也激励她建立在创业之初绝对无法想象的合作关系，引发大众的遐想，比如近期与环球影业（Universal Pictures）围绕《神偷奶爸3》（Despicable Me 3）上映开展的营销活动，在一段动画短片中，主角格鲁（Gru）使用23andMe的DNA寻亲（DNARelatives）工具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

“我们绝对是一家使命导向型的企业。”沃西基说道。“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我们确实希望推动卫生保健领域的积极变革。”无数硅谷未来颠覆者把改变世界挂在嘴边，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技能和耐力。“在某种程度上，FDA的事情迫使我学会了耐心这一课。”沃西基说道。“积跬步以至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