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成为主题词

　　能否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将决定着2018年能否塑造新的中国经济格局与政策逻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在回顾过去五年经济工作的同时，着重落实中共十九大有关经济工作的精神，并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安排规划2018年的具体经济工作。本次会议从宏观政策基调、防范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等方面对2018年经济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接受《中国经济报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从中共十九大到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2018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将发生重大变化，即从过去重视数量、速度转变为未来更加重视质量、效益，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这将在2018年塑造新的中国经济格局与政策逻辑。

　　弱化经济增速目标，更加看重增长质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

　　“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意味深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接受《中国经济报告》采访时认为，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关键要做到三个“实”：创新驱动要“实”、资本投向要“实”、政府支持要“实”。

　　张占斌表示，在稳中有进的政策总基调下，预计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6.6%左右。此观点与最近多家机构的预测基本吻合。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指出，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保持在6.7%左右，但在平稳增长的同时将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也预测，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将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预计GDP增长率为6.7%。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采访时也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总体保持温和，预计GDP实际增速为6.6%，较2017年的6.8%小幅放缓；预计2018年名义GDP增速大约在9.2%左右，较2017年的11.1%有所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对《中国经济报告》说，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将延续2017年增速企稳但不会反弹、风险有所缓和但警报远未消除、结构持续优化但存在反复的隐忧等三大特征。在消费、外需以及新产业等方面的支撑下，中国经济的韧性已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保持定力，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核心应当从“稳增长”适度转向“控风险”基础上的“促改革”。

　　“弱化经济增速的目标，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更加看重增长质量。”刘元春指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主要任务会有所调整，宏观调控也会更为注重中长期视角。

　　张占斌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实现高质量增长要以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一是从发展的本质出发，引导政策重心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二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标提升供给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促进形成新的供需平衡；三是以创新为抓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研究员周景彤接受《中国经济报告》采访时表示，要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需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一要推动建立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提高供给质量；二要创新支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着力加快“短板”地区发展；三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鲁政委指出，着力提高经济质量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能够促使质量提高。从最有效率的结构调整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就是说，要通过开放，使得企业能够在“干中学”当中，提升产品质量和产业结构；通过改革，使得政府能够起到正确作用，规范产品质量标准，推进质量体系的提高和改善。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接受《中国经济报告》采访时认为，目前加强监管就是在“务实”。但是，未来更要注重平稳过渡和可持续性，应着力于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加强监管机制建设，这样，才能提高经济质量。这也就意味着，加强监管不是为了扼紧企业的脖子，而是为了有良性的市场公平性，让企业更有发展天地。未来在激发企业家精神、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等方面必须做出更多改革，提供更宽松的环境，让企业自主竞争，让市场优胜劣汰，完成转型升级。

　　关键在于稳住投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今后三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由此，能否打好三大攻坚战，将成为决定2018年中国经济和政策走势的主要外生变量。而其中，防风险仍是重中之重，持续深化去杠杆大趋势不会变。

　　万喆表示，201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将会比较大。主要原因为：一是因为2017年经济增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等数据较好，与2016年上半年的货币、财政政策发力较大仍然有一定关系，与环保限产等也有较大关系。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在2018年将会逐渐降低。二是从2016年起的一些战略方针实际上在2017年才开始实施执行，包括“不大水漫灌”“不脱实向虚”“房子不是用来炒的”等，2017年在财政、货币等政策上都有所调整，证券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相关市场等都在“补监管漏洞”。这些政策都是相对收缩的，其结果及对整体经济的传导将会在2018年慢慢显现。三是全球经济出现新状况。一方面，美国、欧洲都明显复苏，美国加息、缩表都将真正进入正常化通道，致使全球受到压力，货币政策将会转向；另一方面，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愈发明显，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大。两者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压力。

　　张占斌指出，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潜在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投资对经济拉动效应减弱，制约民间投资的根本问题仍没有解决；二是产能过剩、供需错位的矛盾依然存在，去产能的任务依然艰巨，高质量、高端化产品供给能力明显不足；三是潜在通胀风险显现，价格水平短期可能继续攀升；四是去杠杆可能衍生连带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小，仍未有效化解。

　　“这些矛盾和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主要因素，需要全面把握、审慎应对。”张占斌认为，从风险防范措施来看，一是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防止货币刺激对资产价格的助推作用，确定适度的货币投放规模和投放方向，防止经济复苏后的货币乘数效应及由此带来的通胀风险和金融风险；二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调整信贷结构，构建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将政策时滞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三是积极推进防范风险工作，加强全面风险管理，防控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经营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统筹兼顾。

　　鲁政委则表示，2018年防控风险的关键是在去杠杆过程中，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拿捏好轻重缓急。

　　刘元春认为，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稳住投资。虽然2017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有所改善，但下半年再度出现回落并呈现明显的行业分化，使其复苏力度以及可持续性都有待观察。一方面，民间投资复苏的势头减弱。另一方面，民间投资复苏形势在行业间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分化。在现有宏观政策调整基调下，基建投资增速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全面放缓，而民间投资的反弹力度又有待观察，弥补前者缺口的可能性很小，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下行压力可能会继续显现。鉴此，刘元春建议，2018年应出台启动民间投资的系统方案，以全面调整投资预期。

　　“宏观调控有度”需要把握三点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具体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八项重点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万喆认为，当前最大风险点是效率问题，因此，“宏观调控有度”意味着不要用力过猛、不要操之过急、视线不要过于短浅、思想不要过于狭隘。

　　张占斌表示，宏观调控需要把握好三个“度”：一是把握政府干预的“度”。政府履行经济管理职能、制定各类经济政策都须遵循“有度”的总体要求，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作用的范围和目标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防范通货膨胀、保证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公平、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等，主要针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而非以宏观调控代替微观主体进行市场配置。二是把握目标设定的“度”。以2018年GDP增长率目标为例，定在6.5%左右比较适度。GDP增长目标设定不宜过高，既要稳住经济增长速度，又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留足发挥空间。三是把握政策导向的“度”。比如2018年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中，主要支出方向应由经营性支出转向转移性支出，以扶贫、民生、农业、教育、环保等为重点领域；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流动性中性适度，增强央行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对流动性的影响力。

　　周景彤也认为，“宏观调控有度”需要把握三点：其一，进一步丰富和健全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加强总量与结构指标的统筹、全国与地方指标的统筹，既保持总量平衡，又注重效益提高。其二，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更好地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其三，加强政策协调。避免由于政策重叠或空白引起的政府作用过度、职能缺位，在防范市场失灵的同时要避免政府失灵。

　　鲁政委则指出，随着政策重心从经济增长转向三大攻坚战，预计2018年货币政策将“保持定力”，对经济增速波动的容忍空间更大。因而，财政政策会减少对投资的支出，而将更多资金用于精准扶贫、污染防治等。金融政策会更加重视防范系统性风险，统一监管政策会陆续落地，货币政策则会继续坚持“控总量”、去杠杆，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保持稳定；在促使同业负债占比降低的过程中，采取降准等适当方式相应改善流动性投放的期限结构，可能是必要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性可能增强，但不会有明显的方向性。

　　刘元春表示，在金融整顿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程中，2018年中国货币政策应当延续2017年的定位，但操作方式可以适度偏松。此外，2018年应当延续中国财政政策的积极定位，但过快增长的广义财政赤字率应当成为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关注点，2018年名义财政赤字率依然可以确定在3%，但对各类隐形化债务必须进行大幅度管控。

　　中国经济报告 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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