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济学研究之路

　　当我还是康奈尔大学大二学生时，因为有幸向一些著名的老师学习，我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大三那年，我在图书馆发现了《计量经济学》这本杂志，虽然当时我还无法理解这本杂志上刊发的文章的内容，但我发现原来数学可以用来研究经济问题，这令我备受鼓舞。因此我决定学习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当时芝加哥大学是唯一一所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大学，因此我于1951年赴芝加哥大学学习计量经济学。

　　当时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就设立在芝加哥大学，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和雅各布·马尔萨克(Jacob Marschak)等著名数理经济学家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我学习了这些老师的课程，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告诉我，一个好的经济模型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如果能够只用一个方程来解释某种经济现象，那就不要用两个方程。

　　在芝加哥大学，我学会了如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即设立一个假设，然后用统计数据来检验这个假设是否正确。

　　当写博士论文时，我发现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选题。最终我很幸运地找到一个与需求分析相关的题目--美国汽车的需求。在那之前，关于食品和其他非耐用品的需求问题已经有不少研究，但对耐用品的需求研究非常匮乏。因此我的这项研究就成为一项原创性研究。

　　完成博士论文后，我获得了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助理教授的工作。我需要继续从事原创性研究。因此，我做了一系列有关计量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包括：（1）提出“邹氏检验”，用来检验回归模型的结构稳定性、联立方程的结构参数估计值以及时间序列是否平稳；（2）提出动态分析方法和最优控制方法，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法（替代动态优化法）分析模型；（3）分析中国经济。

　　经济学领域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即经济假说能否应用于所有国家。事实上许多经济假说是可以应用于不同国家的。比如，弗里德曼发现，增加货币供给会对一个国家的产出造成短期和有限的影响，但对物价的影响是滞后并持久的（否则政府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假说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弗里德曼告诉我，这个假说在中国也能适用，但他还没有用中国的数据来证明。后来我用中国的数据研究发现他的理论是对的。

　　其他著名的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经济假说还比如：（1）基于永久收入假设的消费函数；（2）基于加速原理的投资函数。关于加速原理，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资本存量是收入的函数，投资是资本存量的变化，因此，投资是收入变化率的函数，而不是收入的函数。我使用了很多国家和行业的投资数据，证明投资加速原理在实证中是有效的。总之，经济学研究可以实现两个目的：第一是了解经济现象，第二是帮助制定良好的经济政策，为国家和世界造福。

　　回到中国，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推行了市场经济政策，还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其他国家也推行了市场经济制度，但经济增速比中国要慢得多，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没有同样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因此，推行市场经济制度只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此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一个经济体有可能在追赶过程中实现高速增长，但是到了经济发展的中后期，就很难继续快速增长了。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增长速度同样会放缓。

　　根据世界银行和IMF的估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在2015年已经超过美国。此外，中国还依据自身的发展经验，帮助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有人或许会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扮演好领导全球经济发展的角色？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领导发展中国家。这项政策同时也帮助中国更好地发挥和利用本国实物和人力资本，获得高于国内的投资回报率。可以说，现在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发挥着领导力量。

　　（作者为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

　　邹至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