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园林，那一抹消逝的美丽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诗人、大文豪、名宰辅、名士们，或因生在四川，或因宦游入蜀，或因避难流寓，对成都园林的定位、发展和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相比北京的皇家园林和江南的苏州园林，成都园林似乎不值一提，但成都的园林同样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的川西风格，曾在中国园林史上独树一帜。

　　辉煌的建园史

　　成都最早的造园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古蜀国，据《华阳国志》载：“蜀王妃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这段话说，蜀王开明九世从郫邑迁都成都，王妃死后，蜀王很悲伤，命人从北郊的武都担土垒山，营造墓园，墓园占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被称为武担山。

　　后来蜀王在山上建祠庙、园亭，武担山便成了成都城内最早的名胜之地，也是成都园林最早的雏形。

　　公元前310年，张仪为筑成都大城和少城，四处掘地取土，形成了城北的万寿池，城东的千秋池和城西的柳池。这些池塘经过引水，种花插柳，并修建房屋、亭阁，一时皆为成都的浏览胜地。

　　到西汉，川西平原上出现了不少地主的庄园，最有名的是临邛（今邛崃市）富豪卓王孙的私家花园，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另一处是他女儿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因风流佳话而留下的园林胜迹文君井，其园小巧别致，颇具川西园林的神韵。

　　隋灭周后，蜀王杨秀在成都城内凿摩诃池，“蜀官泛舟入此池，曲折十余里”，可见其规模浩大。

　　到唐朝，李德裕在四川新繁营造东湖，曲池回廊、古树苍苍。西川节度使韦泉在成都锦江、府河汇流处建合江园，园内建有“合江亭”“苏华楼”，皆是当时的名胜，被誉为“成都园亭胜迹之最”。

　　五代时，前蜀皇帝王建、王衍父子俩相继扩建摩诃池为皇家园林宜华苑，并在合江亭旧址建芳华园，百花潭上游建梅苑。因贪玩而亡国的王衍还经常大规模出游，浩浩荡荡，引来百姓围观数里。后蜀皇帝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展“四十里锦绣”，使成都的园林盛极一时，继而有东方“花都”之美称。

　　自隋至唐宋，四川的寺观园林也有较大发展，成都的佛教寺院文殊院、昭觉寺，道教观青羊宫、二仙庵，新都的宝光寺、龙藏寺等，除殿宇禅房规模宏大外，都有数十亩以至上百亩的园林围护，红墙绿树，曲径通幽，庭院清净，环境优美，故有“第一禅林”“十方丛林”等美誉。

　　无论是皇家园林、寺观园林，还是私家花园，成都园林的最大特点是有较强的文化基因。这得益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诗人、大文豪、名宰辅、名士们，或因生在四川，或因宦游入蜀，或因避难流寓，对成都园林的定位、发展和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两千多年来，成都园林呈现出了两大显著特点：一是成都属四川盆地，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山体水性，所以自然原型成了成都的造园根基，这和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娟秀婉约的江南园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第二，四川的文人墨客较多，因此除了物质性的造园以外，更加强调精神性的造园，也就是“无园不文、因景成诗、因诗成景”。

　　摩诃池的兴衰

　　成都历史上的古代园林，最辉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摩诃池了。它不仅是几朝几代的皇家园林，也被无数诗人文豪写进华丽诗篇中，流芳后世。

　　这是一座以水为主体的宫苑园林，占地达500余亩。

　　关于摩诃池名字的来历，唐人卢求在《成都记》中载，杨秀城池筑竣，而尚未命名。一日，一僧人前来游赏，感叹道：摩诃宮毗罗！梵语的意思是，此巨大若湖的水池，定有蛟龙生焉！遂得此名。

　　摩诃池建成后，文人墨客纷纷慕名前来。公元759年，杜甫为避安史之乱寓居成都，初到摩诃池就写下了一首题为《畅当诗》的五律：“珍木郁清池，风荷左右披。浅觞宁及醉，漫舸不知移。荫林箅光冷，照流簪影欹。胡为独羁者，雪涕照涟漪。”

　　到五代，王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增建了许多楼台水榭和一些行廊宫院，改名为龙跃池、宣华苑。有一首《宫词》把当时摩诃池繁盛的情景描绘得十分传神：“三面宫城尽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亦从狮子门前入，旋见亭台绕岸房。”

　　摩诃池除了景色，让人感怀的是后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的爱情故事。苏东坡曾讲过一个故事：他七岁时遇到一位老尼，老尼说她年轻时曾跟师父到过摩诃池，晚上到池边散步，正巧遇见孟昶和花蕊夫人，他们在池边月下私语。花蕊夫人吟唱起一首小词：“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四十年后，当老尼唱给苏东坡时，只依稀记得开头两句，苏东坡据此补充完整，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后蜀被灭，摩诃池开始衰败，南宋乾道九年，陆游到摩诃池时，景色不再，但依旧让诗人感慨：“摩诃吉池苑，一过一销魂。”

　　明朝为建蜀王府，摩诃池被填去了一大半。清代，官府在蜀王宫的废墟上建起了贡院，摩诃池就只剩下西北角一个小小的水塘，到1914年，也就是四川军政府成立的那一年，兴盛了1300多年的摩诃池彻底消失，成了新军的操练场。

　　2014年5月，考古人员在成都体育中心南侧发掘出了摩诃池遗址一角，有一条从西南往东北延伸、超过7米深的引水沟壑，两侧是散落的石块、砖块，还有用于堆砌城墙的红色方条石，周围还有摩诃池岸边的两条卵石小径。唐代的卵石为青灰色，平行排列；南宋的卵石偏黄，成放射状。金河、御河、解玉溪……老成都的水系之发达，窥得一二。

　　独具特色的纪念园林

　　成都的纪念性园林发展较早，自唐宋时期便有较多具有公共游赏性质的纪念性园林。

　　《宋史·地理志》载：“成都府郊古迹甚多，府守多结合古迹营建邑郊园林，以满足民众春秋郊游”。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记载宋元时期成都民众郊游之盛况甲于西蜀，太守尚与民同乐。其中，4月19日为浣花夫人生日，那时的成都人在这一天倾城出游浣花溪，盛况空前。

　　位于成都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先后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流传至今有240余首。

　　特别之处在于，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园林像杜甫草堂这般，将园林艺术和中国古典诗词文学结合得如此紧密。游走于草堂，园中山、水、植物皆充满文学韵味，诗情画意溢于言表。

　　草堂内最著名的景点是一座以茅草作顶的亭子，内有一镌刻“少陵草堂”四字石碑。雍正十二年果亲王允礼送达赖进藏，经过成都留下此笔，成了草堂园林的点睛之笔。

　　与杜甫草堂齐名的另一处纪念性园林便是武侯祠。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于公元223年病故白帝城，灵柩运回成都，开始修建刘备陵寝，史称惠陵。按照汉制，同时修建了汉昭烈庙。公元234年，诸葛亮卒于五丈原，被蜀汉后主刘禅追谥为“忠武侯”，历史上尊称其祠庙为“武侯祠”。明朝初年，武侯祠并入汉昭烈庙，形成现存的武侯祠君臣合庙。

　　武侯祠的园林景观特色，可以用杜甫的诗句来概括：“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清初重建武侯祠时，种植柏树数百棵，奠定了祠内以柏树为主的园林基调。

　　坐落在成都东郊濯锦江畔的望江楼公园，遍栽各类竹子150余种。但望江楼公园名声在外的，并非竹子，而是唐代女诗人薛涛。实际上，那是一个跨越千年的“乌龙”。

　　据王家祜《成都城史》记载，薛涛的生活轨迹都在成都南门和西门，既没在望江楼这一带住过，也没在这里制笺题咏。那么，这个“乌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原来，薛涛的坟茔埋在望江楼附近的里许。后世文人墨客为纪念她，在望江楼周围种植了桃树和竹子纪念。历代诗人的咏颂给大家造成了这一错觉。至于“薛涛井”的来历，也是蜀献王朱椿为了纪念薛涛，在附近打井建作坊，仿制薛涛笺而被后人误会。

　　多姿多彩的私家园林

　　唐宋两代是成都私家园林大爆发时期，与江南私家园林几乎同时。到宋代，成都的私家花园更是发达。明清两代，四川官僚地主的私家花园有增无减，明代宰相卓秉恬的相府，清代状元骆丞襄的骆公祠，镇边名将岳钟祺的宫保府，著名作家巴金的祖居李宅等，规模有大有小，风格各具千秋。

　　由于私家园林一般人难得一见，所以清朝以前的很多私家园林都无从考证。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是“南唐北李”。

　　城南唐姓，位于文庙街一带。城北李家，就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老家（巴金原名李尧棠）。巴金的家在成都城北正通顺街，据说院内的房屋不计其数。后修建马路，从宅院中间穿过，将其一分为二，可见面积之大。

　　巴金在他的小说《家》第十回中，描写三少爷觉慧和丫鬟鸣凤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他家的大园子里，园子里有月洞门、假山、石子路、山洞、梅林、湖、亭子、流泉、花台……巴金对这些场景的生动描写，活脱脱勾勒出了当年李家园子的规模和布局。

　　“北李”如此，“南唐”又如何呢？据唐家的后代、著名学者唐振常回忆，他家的房屋超过了60间，有前后花园，其中后花园极大，风格为半中半西，数株大树矗立于庭院之中。园中既有戏台、假山、水池，也有开阔的大草地。

　　随着时代变迁，“南唐北李”消失于城市的发展中。上世纪90年代，笔者曾探访过“北李”，当时只剩下北边的一小部分曾是佣人居住的房屋和在大街上的一口双眼井。今天，偌大的“北李”也只剩下这一口井了。

　　位于西珠市街的北园，是成都现存唯一的民国私家花园，成为“成都园林”的最后代表。作为著名川军将领刘存厚的私家花园，1949年后，成都百姓才见识到这座私家园林的规模和精致。现在的北园，只剩下了几块假山石和一处即将动工的建筑空地。

　　古代园林的消逝

　　如今我们看到的成都古代园林基本上都是清代在原有旧址上重建起来的，之前的园林在成都遭遇的两次屠城大浩劫中消失殆尽。

　　第一次是南宋末年，蒙古军队大举南犯，成都破城，这些园林基本损毁殆尽。元朝建立后，城池一直破破烂烂，更不可能恢复园林。

　　到了明朝，城市建设大有起色，成都的造园活动蔚然成风，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园林佳作。占地500亩、建于成都城中心的蜀王府，就是一座气势恢宏、具有皇家典范的皇家园林。

　　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张献忠屠城。清代学者费密所著《荒书》中记载了这次烧城的惨状：“成都空，残民无庄，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最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大火过后，宫苑、园林、寺观、祠宇、池馆、房屋尽为灰烬，一片焦土。

　　城已不存，园林焉在！经过这两次大浩劫，成都园林无一幸免，荡然无存，清代时期的重建，虽然有所恢复，但和以前的古代园林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成都园林，从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文/蒋光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