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扶持企业，中国做对了什么

　　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总结之一

　　过去40年，中国发展的经验之一是政府助力市场，通过积极运作，快速推动企业进入市场。政府此举的动力在于，经济发展不能只靠老企业扩张，而要靠新企业进入，在制度安排上，由于GDP考核的约束，更由于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是企业税，政府必须扶持新企业进入市场，从而打造未来税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201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年纪念。改革开放的40年相比过去30年、20年有哪些特殊的意义，有哪些成功的基本经验，毫无疑问值得深入总结。其基本目的，是对改革本身的规律进行探索，是为了推进接下来的改革。这是历次改革开放纪念活动的共性，也是政治学学者肩负的重要责任。

　　40年改革开放纪念的特殊性还在于，中国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国际事务上，传统的主导国际事务的大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后撤。与此同时，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治国理政和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的基本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初现端倪，过去40年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应该说已经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成型。因此，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特殊意义就是，要认真总结哪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哪些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而加以完善。

　　这一工作具有非常现实的国际意义。在国际社会，有很多人指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中国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越来越远、中国是国际贸易不公平的参与者，甚至是盗窃者。因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必须认真地梳理过去4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有哪些基本的经验值得总结，并将其上升到经济学理念的层面，讲清楚这些理念在哪些方面比传统的理念更为合理，更值得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如非洲国家借鉴学习。

　　德日美发展对经济学创新贡献有限，总结中国经验意义深远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和基本的经验中，应该说没有很大争议的，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不断地理顺、创新。高度概括地讲，中国的基本经验就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一直在帮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二者在同向使力。政府努力的方向，总体上讲与市场一致；市场的发展，总体上讲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培育。

　　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并不完全属于首创。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赶超型经济体在发展最快的时期，都有政府帮助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德国统一后的俾斯麦政府还创立了一系列创新性经济制度，包括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在国际贸易领域，德国、日本等国都采取了相当程度的贸易保护措施，目的是培育本国的产业。很不幸的是，由于这些国家都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以致其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得到客观的总结。伴随德国经济起飞的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曾极力主张政府帮助市场发展，搞关税保护，但随着德国一战的失败，这一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影响力也让位于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所整合推出的新古典学派，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完全占了上风。

　　而美国的经济起飞历程相当特殊。美国直到一战前夕，仍然是一个极其封闭、靠高关税壁垒保护的经济体。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位国父级别的大思想家，他极力主张美国应该走政府强力干预和扶持新兴工业的道路，美国也应该推行强力的贸易保护。不过，汉密尔顿在政治上最终输给了托马斯·杰斐逊，其宏伟的治国理政愿景最终没有得以实现。但是，汉密尔顿留给美国的最大经济遗产就是他以美国的高关税作后盾，建立了统一的联邦国债市场，为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人至今必须感谢汉密尔顿的远见卓识。

　　很可惜的是，由于美国早年缺乏经济思想家，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主谱系是强调民众自由，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因此，美国早年非常成功的经济实践并没有被上升为经济学思想。至今为止，可以称得上美国本土原生的经济学思想家，无非是凡勃伦以及康芒斯。凡勃伦的贡献是批判，他批判的是美国新兴富贵阶层的炫耀式奢侈消费，而康芒斯则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是其理论比较分散，以至于很快被战后科斯、诺斯、威廉姆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所淹没。总体上说，美国经济的伟大崛起没有给经济学思想领域带来应有的烙印。

　　战后美国的经济学思潮，主要传承的是维也纳学派和英国凯恩斯学派的思想。维也纳学派影响的是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当属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凯恩斯经济学思想传到美国，影响的则是东西两岸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阿尔文·汉森教授摇旗呐喊，尔后带出了一大批具有深厚数学功底的经济学家，其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缪尔森等。总体上讲，美国经济学尽管在战后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界的主流，但是其思想主要是传承欧洲包括英国的，思想层面的创新其实并不多。

　　在这个大背景下，今天我们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对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经济思想的进步具有深远的经济学学理上的意义。

　　中国做对的一件大事，政府推动新企业入市

　　那么，过去40年，中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主要做对了哪些事情呢？我想，在三件大事上，中国的实践是有探索、有心得，非常值得总结的。

　　第一件大事，是通过政府的积极运作，快速推动了一大批企业进入市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不能靠老企业的扩张，而更多的要靠新企业的进入。回想一下，当年如果没有福特等企业的创立，美国的汽车行业不可能有今天，美国的经济也不可能有今天。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两个教授试图研究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并写了一本非常接地气的书，名字就叫《从零开始》（Start All Over），基本观点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必须鼓励新企业的进入，因为改革旧的企业是极其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的。

　　回头来看，中国的发展恰恰走的就是这一条道路。今天中国发展最活跃的地区，比如深圳，过去是渔村，没有任何的产业；而今天发展相对困难的地区，包括东北，是老企业林立的地方，几轮的改革下来还没有完全成功。再比如，江苏、浙江一带新企业踊跃创立，才带来了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那么，中国是怎样鼓励一大批企业迅速地进入市场，从而避免了苏联、东欧式困难呢？有人讲是完全放开市场，由企业家寻找资源，自我发展。从理论上讲，这个说法非常有吸引力，那就是一切放开，一切自由，企业就会蓬勃地发展。但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并非如此。

　　中国企业进入市场，绝大部分是企业家自己开球，踢出第一脚，而不是政府搞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但很多企业都得到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某种方式的帮助扶持。当然，政府的许多条条框框也限制了企业的进入，这些条条框框是改革的对象。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是寻找到了政府的直接支持，甚至是资金的支持，打破条条框框，最后成功的。

　　看看几个具体的例子。百度、搜狐等互联网企业在创办初期，当然是困难重重，各种各样的政府限制都有，但是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也给了它们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包括税收减免、办公用地补贴、人才引进等等。

　　这类情况在传统的制造企业身上可能更加明显。上世纪90年代初，江苏江阴有一个小型的农机修理厂，总经理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上海大众汽车需要配套零部件，他当机立断，登门拜访。上海大众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他必须用进口的注塑机和模具生产。当地政府竭力支持，动用了政府的外汇额度，帮助这家企业进口了相关设备，令其得以迅速投产，获得了极高的早期投资回报率。如今这家企业已经成为给宝马、奔驰等主机厂配套生产零部件的知名上市公司。

　　再举个例子，某沿海城市近年来推出了院士创业港项目，拿出十几亿元财政资金吸引院士来该地创业。我问他们为什么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当地的政府人士告诉我，这项开支很值，因为他们所吸引的都是精心挑选过、具有一定产业潜质的院士，众多创新企业中只要成功一两个，其未来所创造的税收就一定能够远远超过政府给予的补贴。

　　地方扶持企业，动力在于税源来自企业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政府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会有意识地帮助企业家克服各种障碍，成功创业呢？这当然有政治上的因素，因为各个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中都有GDP。唯GDP论英雄肯定是有偏差的，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也是有必要的。去年笔者参加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经济论坛时，应邀参加了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召开的座谈会，我对他的建议是，要尽快编制和公布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标，包括GDP，通过经济指标的竞赛，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积极扶持企业进入创业和市场领域的另一个动力是财政税收。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很会算经济账。他们的财政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而不是消费者和居民。也就是说，房产税、个人所得税不是各地区的主要税收来源，其主要税收来自企业，所以，扶持新企业进入，是创造未来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方式。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经验总结。

　　具体说来，对企业征税，比对个人征税更能够让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的主体紧密地结合。如果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是企业税，它一定会扶持未来的成功者，前提是地方官员有一定的长远眼光而非贪图眼前的物质利益。他们甚至会在短期内出台一些补贴政策，打造未来税源。而如果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是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或者房产税的话，那么，地方政府主要的动力就是希望本地有更多的纳税人居住、帮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本地房价。而影响本地居民人口、居民收入水平、房价水平的因素太多太多，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就像上面所分析的，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就是新企业的进入，地方经济要发展，必须有大量新企业快速进入，地方政府必须要对此予以支持。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必须是企业，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具体经验。

　　（《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总结》系列共三篇，本专栏将陆续刊出，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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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稻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