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服饰中的文明

　　礼在衣食住行，特别是衣裳冠履，服饰梳装中有着充分体现。衣冠服饰至今仍然是我们区分不同文明和“阶级”最直观的基本标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衣食住行作为人们生活的最基础的物质条件，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们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满足着社会文明的需要。这在中华文明史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与审美意识的嬗变。

　　衣冠服饰在社会生活中形式最为外露，最易标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因此自古以来都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自从夏、商朝开始，衣着已有了一定的规矩，到周代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冠服制度。从此，帝王后妃、达官贵人以至黎民百姓，衣冠服饰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各有其式。不同场合的衣着也有了特别的讲究。

　　唐朝诗人王维有一首诗作《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全诗是：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在这首诗中，诗人选择了“报晓”和“进翠云裘”两个细节来展示宫廷庄严、肃穆的特点，给早朝制造气氛。诗中几处与衣冠服饰有关的描述，都将大唐鼎盛气象展现得十分到位，比如“尚衣”是官名，隋唐有尚衣局，负责掌管皇帝的衣服；“翠云裘”是绣有彩饰的皮衣；“冕旒”本是皇帝戴的帽子，在此代指皇帝；“衮龙”亦称“龙衮”，是皇帝的龙袍。

　　如果说儒家文化的内在要求是“仁”，那么其外在约束就是“礼”，礼在衣食住行，特别是衣裳冠履、服饰梳装中有着充分体现。衣冠服饰至今仍是我们区分不同文明和“阶级”最直观的基本标志。

　　学者们依据传世和出土的青铜、玉器、兵器、陶俑、雕刻、壁画、墓葬、绘画等文物，对照文字史料，通过服饰充分表现出来的商的“威严庄重”、西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一直到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全面勾勒了古代的服饰演变和礼制变迁。

　　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南北融合与东西交流，在服饰和礼制方面发生过许多重大的革命性变化，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汉魏六朝的“峨冠博带”、清代的“旗袍箭袖”、直到辛亥革命的中山装、新中国的列宁装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服革履，衣冠服饰的变迁全面反映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演进。

　　近代以前的中国，服饰除去基本的遮蔽冷暖功能外，最重要的文化功能是礼制文明的外在体现，在服装的形制、材料、颜色、装饰等方面，有严格的阶层和品级划分，其繁复与细节直接标定了社会秩序与政治规范、四民（指古代中国的四种公民，分别指士，即学者；农；工；商）划分和职业范围。比如衣服有祭服、朝服、公服、便服、凶服，鞋子有丝履屐靴等，而更明显的阶级标志是冠冕。此外，绶、勋、印，佩、珠、笏也能够使人区分贵贱高低。

　　近代以来，随着文明发展和人类对平等自由的追求，服饰方面取消了礼法规制的品级阶层划分，但是它仍然在某些领域和日常生活中有所保留和体现。例如在军队、航空航运等领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严格的品级，而日常生活中，衣服鞋帽的功用、材质、品牌和配饰（如手表、手袋、眼镜、手机等）也反映了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和审美倾向。

　　文/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