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故事

　　“每当我打开一封侨批，就感觉像是有位老华侨正坐在对面向我倾诉衷肠，句句都是真情，很动人”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前，广东省汕头侨批文物馆馆长林庆熙刚刚送走了一拨来自海外的访客。

　　“这次前来参观的是由20多名华侨组成的海外侨团，其中既有80多岁的老华侨，也有年轻的朋友。看到馆里的侨批后，他们都很激动，有一位老挝华侨还特意记下了我的联系方式，要把他父亲当年经营侨批局时留存的支票照片通过邮件发给我。”林庆熙告诉本刊记者。

　　侨批，又被称作“番批”“银信”，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暨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广泛分布于广东、福建、海南等地。

　　一百多年前，在海内外邮政、金融机构尚未完全建立时，侨批成为海外华人华侨向故乡亲人寄送钱物、传递消息的主要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侨批业统一归口银行，民营侨批业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作为承载着亲情、乡情、国情的珍贵文献遗产，侨批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文化作用。一张张泛黄的侨批中，埋藏着一个个隽永的故事。

　　“每一封信都嘱咐子女努力读书”

　　侨批文物馆于2004年4月在汕头开馆，是国内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

　　2013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侨批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同年7月，侨批文物馆新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据林庆熙介绍，侨批文物馆现存侨批约12.5万封，其中侨批原件的数量为3.6万封左右，全部侨批已进行数字化处理，并汇编为三辑共108册《潮汕侨批集成》。

　　在所有馆藏侨批中，最早的一封写于1881年，最晚的则写于20世纪90年代，二者的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年，而浓厚的家族色彩却贯穿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也是侨批的一大特点。

　　“侨批大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集体收来的，比如我们馆里曾收过四个兄弟在几十年里奉养母亲的侨批共800多封，还有三个兄弟从清末到辛亥革命期间的100多封侨批，都是各自的家族后人保存下来的。”林庆熙说。

　　2017年，侨眷谢昭璧向侨批文物馆捐赠了自家留存多年的368封侨批，其中囊括了1949~1990年这40年间一个家族“下南洋”的独特故事。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侨批后人，谢昭璧从事过30多年的侨务工作，热心为家乡侨眷和海外侨胞提供服务。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收集侨批，在他看来，侨批真实记录了海外华人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感情。

　　“那时，‘下南洋’的华侨都是以血泪为代价，才换来了一点点钱。除了自己吃用所需，剩下的钱都要寄回家乡赡养老小，这是非常艰辛的。因此，每当我打开一封侨批，就感觉像是有位老华侨正坐在对面向我倾诉衷肠，句句都是真情，很动人。”张美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的华人华侨，大多为生活所迫放弃了学业，只能从事割橡胶、开矿等繁重的体力工作。切身的现实压力，让他们对家乡子女的教育情况尤为重视。

　　“我收集到几十封由新加坡华侨李侨生寄回的侨批，在每一封侨批中，他都会嘱咐妻子一定要让子女努力读书，甚至还专门给子女写信，要他们听母亲的话，兄妹之间要和气相处，不能在学校偷懒。他写得很平实，但是令人印象深刻。”广东省集邮协会学术委员邓德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而对于有余力的华人华侨而言，在家乡捐资助学、兴办实业，也是回馈乡里的题中应有之义。

　　例如，泰国侨商陈慈黉创建的陈黉利行曾每年为家乡成德学校提供办学经费，他还在故乡的家中开设中药房，为民众免费提供药品。而陈立梅、陈守明等陈氏后人也曾捐款赞助潮州福音医院、澄海便生医院等医疗公益机构。

　　与陈黉利行有关的侨批内信（侨批中的书信部分）并不常见。而据侨批收藏爱好者李松德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在他的收藏品中便恰巧有一批由陈守明的文书所写的侨批，信中内容涉及陈黉利行的经营情况，以及陈守智、陈守明等陈氏家族成员的相关信息，是研究陈氏家族的难得史料。

　　身处海外的华人华侨，在侨批中融入了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和对子女成才的殷切期待。时至今日，侨批中的内容，依然能让读者感同身受，激荡起他们对故乡、对家庭的深厚感情。

　　以“侨”为桥，寻根故乡

　　多年以前，侨批曾为海外华人华侨搭建了与故乡亲人联系的桥梁，也见证了众多家族绵延发展的过程。

　　多年之后，当生活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后代回乡寻找亲人时，侨批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马中国际文化经贸促进会副会长蔡文泰是马来西亚第三代潮籍华侨，他的祖父祖母在1924年带着一对子女远赴马来西亚谋生，却因种种原因，渐渐与故乡的亲人失去了联系。

　　蔡文泰的父亲蔡逢清出生在马来西亚，一生并未回到故乡。但从蔡文泰儿时起，蔡逢清便时常向他讲起家乡。

　　“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我祖父的家乡在‘广东省，潮安县，登隆塘东乡’，祖母家则在‘广东省，潮安县，溪东上庄乡’，他要我以后一定要回祖国去寻找失散的亲人。”蔡文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父亲讲述的家族故事，让蔡文泰和其他兄弟姐妹自小便对潮汕家乡充满向往之情，而潮汕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蔡文泰，直至今日，蔡文泰的子女还能在家中说出一口流利的潮语。

　　2006年，作为马来西亚代表，蔡文泰出席在深圳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期间有机会第一次踏上了潮汕故土。

　　“第一次回潮州，我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实在是太高兴、太激动了。”蔡文泰说。

　　这一次故乡之行，让蔡文泰决定采取具体的行动来推动寻亲的进程。

　　2008年5月，在潮州市侨联领导的帮助下，蔡文泰凭借从小牢记的地名，找到了祖母家乡的亲人。

　　在蔡文泰看来，由故乡亲人保存多年的100多封侨批，为寻亲成功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

　　“实际上，当时我们已经来到了表叔家，基本能确定彼此是亲戚了。这时表叔从盒子里取出一捆侨批来，颜色都有些泛黄了。我一看，侨批信封上写着‘庄正意岳父大人’，庄正意是我祖母父亲的名字，而侨批的落款正是我祖父，这才完全确认了。”蔡文泰说。

　　在盛放侨批的盒子里，除了蔡文泰祖父写给岳父一家的内信，还有蔡文泰大伯在马来西亚的照片，这些资料为两地亲人留下了多年后相认的重要线索。

　　2015年，蔡文泰通过侨批回乡寻亲的经历，被广东省档案馆选入《侨批故事》一书。

　　寻根成功后，蔡文泰开始帮助马来西亚的侨胞寻找家乡的亲人，10年时间里，已有50多个家庭成功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家人。

　　2017年，经历了近十年的寻访，蔡文泰终于找到了祖父的家乡，圆了蔡家三代人的还乡梦。祖父90年前离家时最后一次见到的祠堂与老榕树，也再一次与蔡氏的后人相逢。

　　蔡文泰这样评价侨批在当代侨胞寻亲中的作用：“侨批里出现的地址和姓名，对于寻亲的意义非同寻常，而正是寻亲，让两地潮人能够找到共同的血脉渊源，对加强彼此的交流互动、研究整个潮汕文化历史的发展演变，都是很有益处的。”

　　承载救国热血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虽然此身已远离故土，但祖国却永远是令他们魂牵梦萦的故乡，祖国的前途命运，时刻牵绊着游子的心。而这样的家国情怀，也是侨批内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日战争期间，海外的华人华侨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踊跃捐资、多方筹款，并将募集而来的钱款通过侨批或银行寄汇等方式寄回祖国、支援前线。

　　在一封写于1937年11月的侨批中，泰国华侨吴友欣对身处家乡的亲人说：“已悉唐中捐税繁多，事刻因困难时期在所难免。儿居暹中每月亦须捐纳十元，以为救国之款，凡属国人不问大小有月薪者概须捐纳也。”

　　侨批中平实简短的几句话，道出了海外侨胞发自肺腑的救国之心。

　　除了捐资筹款，在写给亲人的侨批中，海外华侨也时刻不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志愿。

　　“有一封侨批，是一位在泰国谋生的潮汕华侨写的，当时他在泰国的报纸上读到日军侵略潮汕的报道，非常愤怒，但是自己身在国外，又不知道能为家乡做点什么，他就在侨批中鼓励留在家里的未婚妻到当地学校学习一些技能，学成之后以‘匹妇之责’来报效国家，我读来就很为他的情怀感动。”张美生说。

　　在侨批文物馆里，还珍藏着一封特殊的回批（由国内的收信人寄给海外侨胞的回信）。这封回批写于1938年9月21日，收信人是泰国华侨苏君谦、郭子纲、黄奕三人，寄信人则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汉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驻粤代表潘汉年、廖承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君谦、郭子纲、黄奕三位侨胞青年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捐资国币200元，这笔款项由寄信人口头说定，辗转送到了周恩来等人的手中。

　　接到批款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写了复信，信中对三人的爱国热忱“殊堪钦敬”，也表达了“鼓励彼方青年前来学习抗战知识”的美好期待。

　　两页纸的回批，真实记录了抗日背景下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瞬间。

　　值得注意的是，批局在侨批封上盖下的宣传戳，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出侨批业人士激励同胞、共赴国难的家国情怀。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菲律宾的侨批封上便出现了“振起铁血精神，坚决抵制仇货”“抵制仇货、誓雪国耻”等宣传戳；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烽火连三日，家书抵万金”“同胞们，祖国多难！”等字样的宣传戳也出现在了侨批封上，鼓励着海内外的抗日民众。

　　一封封承载着家国热血的侨批，见证着海外侨胞永远不变的中国心。

　　一座文化历史的宝库

　　2018年4月，张美生在汕头西堤公园的文化讲堂上，与众多游客分享了自己多年收集的侨批故事，并为听众朗读了侨批中的内容。“侨批故事是最接近生活的，我注意到听众中既有小学生，也有专家学者，现场气氛特别好。侨批能被这么多人关注与喜爱，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张美生说。

　　30年前，张美生开始到乡下去收集侨批，发现大众尚未重视侨批的历史与文化价值：“那时侨批都是论箱来卖的，天天都有，非常便宜，不少侨属会把一捆捆侨批当作废纸卖给收废品的人员，或者直接扔进垃圾堆。”张美生说。

　　从1994年起，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便开始对侨批进行收集、整理工作。2000年，学者饶宗颐在一次潮学讲座中提出，侨批可媲美徽州文书，并将其誉为“海邦剩馥”，侨批由此得到了学界的关注。

　　继2010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之后，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申遗工作完成了“三级跳”，也让侨批真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2015年，广东省汕头市市委、市政府决定重修西堤公园，并在园中设置侨批纪念地。

　　在纪念地的主体记忆广场上，弧形景观水体“记忆之流”中放置着由高岭土烧制的以侨批、票据和历史照片为背景的瓷砖。而与记忆广场遥相呼应的，则是有关潮汕人“下南洋”历史的纪念码头。在公共开放空间里，侨批档案的文献资料得以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

　　“侨批文化是需要挖掘的，特别是侨批当中蕴含的故事，以及它所代表的价值。这些价值包括文化方面的价值，以及中华传统美德。把侨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结合起来，与文化自信结合起来，它的作用和价值会更大。”广东省侨办党组副书记、巡视员林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近年来，随着“征集侨批故事”“寻访侨批银信后人”“读侨批——向世界记忆遗产致敬”等活动的陆续开展，侨批中包罗万象的内容，开始逐渐被大众所知悉。

　　“要了解侨批中的故事，需要人们长期不怕寂寞、埋头一封封去解读，才能挖掘到第一手材料，现在还有很多故事都没有被开发出来。”张美生说。

　　2018年5月，由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合作建设的潮汕侨批数据库正式开通。侨批数据库的开通，为更多人解读侨批、感受侨批故事的魅力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手段。

　　“在中国所有已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里，侨批是唯一一个‘发现在民间、散落在民间、研究在民间’的，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也只是冰山一角，今后在侨批的收集整理和活化利用上，还是应该再加大一点力度。”林庆熙说。

　　侨批是一座文化历史的宝库。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侨批还将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而侨批中蕴藏着孝亲敬老、教养子女的家风传统，也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与推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璇/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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