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地理的学问

  兵家地理,一个“势”,一个“诈”,与其他地理大不一样。兵家地理是独立的一个体系。关于兵家地理,李零先生在近著《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有不少深入浅出的讨论,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兵家都重视地理,在地面战争时代,地理战局的布置是克敌制胜的一部分。不懂地理的所谓兵家是不能出门的,出了门也回不来。我国古理地图的部门叫“职方司”,放在兵部,足见军事与地理的密切关系。毛泽东懂军事,当然也懂地理。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的就是地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他就是从地理讲起,说:“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问题》)就宏观来说,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有一番基于地理因素的考虑,比不考虑地理次序的全国东南西北一齐暴动的方案要高明得多。正如《孙子》所说,“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地理学最反对的就是将世界看成是均质的空间,形势见于差异之中。红色政权的存在也只能是在“有余”与“不足”的地理差异中选择战略。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中包括“革命地理”。他后来的“三个世界”理论也是革命地理,但范围要大得多。关于这个问题,最近武晓迪先生在《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一书中有详细讨论。

  以“形势”论地理,是兵家地理的独特之处。现代地理学重交通、资源、生态,许多分支讲求量化,但量化在形势问题上毫无用处,形与势的转化更是无法以“科学”来解释。兵家地理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一般的地理学,以人为一方,地为一方,研究人地关系。而兵家地理,除了地外,人还要分生死两方。兵家地理是两方人利用地来互相夺命,讨论起来几乎没有定式。强可以胜弱,弱也可以胜强,形不是决定的,还要看势。

  在兵家地理中的势,不是自然之势,而是人文之势。那边有千仞之山,但如果没有在下面布置战场,没有人到上面去积水、滚石,(《孙子》说:若决积水于千仞之山者,形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这座千仞高山也是毫无意义。中国的高山千百座,只有修筑了长城或关塞的高山,才能获得兵家地理的形势。其他高山有没有势,要到时候再说。修筑了长城的高山,在兵家形势上,具有永恒意义。这是修筑长城的目的所在。韩非子《难势》篇说:“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势,是人文地理,不是自然地理。

  兵家地理中还有诈术。诈,是作用在人脑里,诈在概念上。直接诈在地上的,如埋地雷、挖陷阱,还是小意思。地,摆在那儿,敌我都看得清楚,想的也明白。兵家地理之诈,主要在人为制造假象,反常规而行之,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孙子》云:“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在华容道上了诸葛亮的当,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虽然曹操当时也想到了“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但诸葛亮比他多想出一步,来了一个“虚则虚之,实则实之”,在华容道点了烟,也伏了兵,结果令口诵兵法的曹操中了计。示形是制造假象,做出一种伪装,让你料不到。引导敌人犯错误,最终是属于势的问题。

  “料到的就是正,料不到的就是奇。”(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页181)传说的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其实就是“明出陇西,暗度陈仓”,这是用“奇”的杰出范例。辛德勇先生对这个“从汉中北攻关中,绝无仅有的一次成功战例”有细致分析。在自汉中北伐关中的用奇战术上,历史中的诸葛亮不如韩信。诸葛亮也攻陈仓道,但用的是堂堂之师,正正之旗,未能“忽悠”一下曹兵,结果因曹兵“有备而不能克”。《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诸葛亮说:“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越将略。”原来,历史中的诸葛亮文才有所长,武略却有所短。

  兵家地理,是兵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理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读一点兵家地理,使我们又多了一种认识“地”的眼光,而这种关于“地”的认识,又总离不开人的谋略,所以,兵家地理又是一门论人的学问。

  文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唐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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