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转向香港上市带来的重要信息

　　近来，以7月9日小米上市打头，包括齐家网、猎聘等上市，出现中国互联网企业扎堆赴港上市的动向。据业内分析，美团点评、同程艺龙、宝宝树，甚至滴滴、蚂蚁金服等互联网公司，都排在后面。如果真是这样，中国互联网史上的第三次上市潮，将会出现。而与以往不同，这些互联网企业不是投向美国，而是改道香港。其中意蕴，耐人寻味。它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由于香港态度的转变，BAT之后的下一代中国互联网公司，将在大中华圈扎根。

　　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香港吸取了错失阿里的教训，作出了与中国互联网发展相同步的制度创新。2018年4月24日，港交所发布IPO新规，允许双重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即实施同股不同权。该政策于4月30日起生效，即时接受上市申请。小米是“同股不同权”第一家创新试点。

　　五年前的2013年10月，面对阿里因不满香港不接受双重股权结构，转向美国上市的形势，香港有关方面不明事理，还以为坚持陈旧过时的制度是对的。英国《金融时报》针对阿里巴巴弃香港而就纽约上市，发表保罗·J·戴维斯和阿尔什·马苏迪的评论《港失阿里，焉知非福？》，给香港打气。我当天就愤起回击，在互联网周刊发表了《港失阿里，焉知是福？》。指出香港再跟着英国这种保守过时的金融思想，“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生产力拔腿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当时指出：“港失阿里，焉知非福”，这是一种不求进取的说法。求进取，就要反思，为什么香港资本市场（举一反三，包括大陆资本市场）不能在市场完整性水平上，进行整体的制度创新，达到足以同纽约竞争所要求的风险保护水平、创新激励水平，从而收住阿里“适彼乐土”之心？

　　五年前的香港，在事关现代化走向的这一关键问题上，是非是颠倒的。在我们互联网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上，就是想不通。好在，香港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思路上回归比较先进的大陆，而不是跟着已落后互联网时代的大英帝国跑。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2017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称：“前几年没有让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是个很重大的错误。”而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谈及同股不同权的改革时也直言：“我们要是再不改，小米也要去美国上市了。”有这种认识，就对了。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想通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路，就走活了。香港把道理想通，这件事对中国非常好。因为可以把大陆即使想通也不一定能做成的事情（此处略去一千字）给办成。这样，大中华圈作为一个整体，通过香港与大陆配合，总算补上了资本与创新不兼容这个现代化短板。现在不显眼，等民族复兴后，再回头探因，这里就变得无比重要了。

　　从地缘经济角度讲，把中国的“纳斯达克”设在香港，也比较合理。因为从互联网下一步走势看，马上就要到中美在技术经济上分道扬镳之时了。美国投资人老做空中概股，就是一种征兆。他们只能理解技术创新，让香港去理解市场创新好了。各活各的。美国人发明创造技术，中国人专门负责从中赚钱，这是一个不错的社会大分工。英美当年就是这么分工的。

　　至于让大陆传统人士理解这件事，基本是没指望了。大陆企业的理解水平，也就是万科和《财经》杂志的理解水平（同股同权）。如果跟马云玩，会被马云玩死。而大陆金融人士的理解水平，与美国比至少落后20年，典型如许小年的理解“科技创新哪是银行干的事儿啊？”这时候，香港又变得有用了。至少，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没有银行支持，还有香港支持。这就各就各位了。

　　文/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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