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地被发展放弃了吗

　　2018年，河南殷墟迎来科学发掘90周年纪念日。时间倒回到1928年，甲骨学家董作宾带人在河南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

　　作为中国商朝后期都城遗址，这里有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地下遗存，并催生了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2006年7月，殷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与其他城区相比，殷墟所在的城区在基础设施、景观风貌、生活品质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

　　殷墟的困局因何而来，又当如何破解？

　　被“放弃”的遗产地？

　　过去的十几年间，文化遗产保护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仍然突出。

　　按照法律规定，文物保护范围内为禁止建设区域，但在大型遗产地及遗产与人口分布高度重合区域，这一规定则面临着挑战。一方面，这会对该地区的民生问题带来较大影响；另一方面，将保护与发展、遗产与经济简单对立，也可能导致遗产评价负面，进而难以实现价值传播，文物保护压力巨大。

　　被称为“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的殷墟，遇到的便是这样的问题。

　　殷墟的保护范围达到将近30平方公里，两万多人生活在这里。如果只考虑保护的要求，这些村民无法新建房屋（翻建也需要复杂的程序），无法开设村办工厂。甚至，由于考古遗址埋藏较浅，也不能种植树木。这使得这个区域的经济在申遗成功后逐渐衰退。

　　同时，为了避免对遗产造成压力，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中采取了避开遗产地布局新城区的办法。这看似保护遗产的做法，却使人口、基础设施、资金等城市资源远离遗产地，使殷墟成为被“放弃”的区域。

　　除了以宫殿区、王陵区为代表的密布的考古遗迹，这里还有上世纪50年代建设、今天仍在生产的钢铁厂；有百年历史的废弃纺织厂，面积达到十几万平方米；还有正在搬迁的航空学校，跑道占压着早期的商代城址……

　　当钢铁厂、航空学校等周边资源成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立面，遗产可能不会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如果不考虑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仍然延续土地经济、高强度建设开发的寻常道路，再重大的世界级遗产，也可能被当作包袱和累赘。

　　另一个案例是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河哈尼梯田，保护范围面积166平方公里，包含80多个村庄，5万多人口。

　　出于房屋坚固、舒适以及防火的需要，村民把传统样式改成了现代样式，村庄的无序发展导致了传统风貌的丧失。

　　然而，不能要求村民继续住在土坯墙茅草顶的房屋里，也不能强制农民继续以附加值很低的耕种为生。如何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进行村庄的提升、民生的改善，同时维护遗产价值，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许多遗产地，遗产的保护、利用无法形成良性循环。长城、大运河沿线的一些大型遗产地，同样有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于一个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这是一个迫在眉睫又高度复杂的问题，需要更加综合的策略来解决。

　　遗产不仅涉及过去，还关乎当下和未来

　　要解决这一问题，保护对象便需要从遗产本身扩展到遗产相关区域，与周边的村庄、乡镇联动。

　　只有当遗产的保护与区域的发展结合，遗产的利用与民生的改善结合，才能形成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局面，形成遗产保护的自发动力与长远机制。

　　在国际视野中，文化遗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受到极大关注和重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阐释中，遗产是我们由过去获得的馈赠，今天我们和它共同生活，并将它传给后世。遗产不仅涉及过去，还关注当下和未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核准通过的《将可持续发展愿景融入世界遗产公约进程的政策》提到，利用世界遗产的潜能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管理的目的要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匹配，在保护管理过程中，不应牺牲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两大文化遗产领域的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2011年第17届全体大会就开始关注复兴城镇与地方经济，关注如何推动保护利用与地区的平衡发展。大会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未来的设想与战略行动计划》中，将“遗产的保护和保存需考虑目前和未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需求”定为一大目标。

　　近年，国际上也出现了不少实践案例。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墨西哥圣卡安，成功开发了捕鱼行业的合作社模式，带动民众参与，开发本土鱼产品、农产品品牌，将旅游经营、当地特产的有机认证以及传统手工艺与市场营销进行整合，避免了无序管理、过渡开垦以及利益冲突，这样的社区集体行动也保证了经济和行政管理的稳定。

　　英国的埃夫伯里遗址，其与巨石阵共同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巨石阵的组成部分，然而大量旅游使当地居民与遗址产生了剥离感。于是当地启动了“社区居民联盟”（Residents’Pack）项目，通过收集口述史、图文影像、文章等资料，扩充了遗产的价值内涵，基于新的价值阐释开发旅游项目，指导当地民众参与遗产运营，从而重新调动居民与遗产互动的积极性。

　　意大利的赫库兰尼姆古城遗址，在2002年被评为非战乱国家古迹保护最糟糕的案例之一，通过一系列的措施，2012年成为正面榜样。这些措施包括：允许私营合作伙伴为公共合作伙伴提供运行支持，创建一支由国际、国家、当地专业人士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创建地方和国际研究合作者网络，推动遗产地宣传；推进公共资源在遗产保护上的应用。这些措施推动了遗址在居民生活与经济活动中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确立遗址管理和地区间的互惠关系，使居民生活与遗址更为紧密、区域业态逐步提升。

　　当地年轻人有了新梦想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现在也出现了遗产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的探索。

　　越来越多的民间机构、私营投资人开始关注文化遗产。在哈尼梯田废弃的村寨里，一家著名的高端帐篷酒店投资运营商康藤集团进行了审慎的改造利用，将废墟变成帐篷度假酒店。在建设实施过程和酒店运营中，全部让当地居民参与，创造了就业机会，也为当地年轻人带来了学习和职业成长的契机。

　　遗产有了新生命，年轻人有了新梦想，这让遗产价值真正得到彰显。

　　在酒店经营过程中，康藤集团认识到梯田景观对于酒店存续及发展的意义，推出梯田稻米认养计划，推广梯田稻米生态价值，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梯田稻米通过酒店消费者，走向更广阔的地区和城市的餐桌。

　　目前，更多投资人加入到梯田保护利用事业当中。在不远的未来，空置的苏红古寨将成为哈尼文化展示体验中心、文创产业集聚区，也将具备更丰富的旅游配套设施，以及知名建筑师改造的文化艺术设施。这两个案例，都以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为整体目标，不仅做到了遗产保护，更有效发挥了文化遗产的品牌效益，发展了新型产业，助推了区域发展。它们的经验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的全面整合，包容性产业的植入以及民间资本与社会力量的参与。

　　殷墟的想象空间

　　参考国内外已有的实践，古老的殷墟还可以有怎样的想象空间？

　　将遗产、经济、社会、生态纳入同一视野的可持续策略，或许可行之道。

　　遗产活化，是遗产地吸引力建设的核心工作。目前殷墟的遗产展示方式非常晦涩、简陋而缺乏美感，需要进行全新的景观与建筑改造，提升环境与空间品质。

　　比如，宫殿区可否用不同颜色的金属丝网搭建建筑体量，以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历史上的建筑尺度与空间？王陵区可否搭建甲骨文元素的眺望塔，以俯瞰大场景的植物标识的王陵格局？

　　该区域的一些民国时期的老房子已几近倒塌，能否将其改造成乡村遗产酒店、儿童博物馆以及乡村客厅等？能否植入农业观光、文创生产加工、花卉、旅游配套服务等产业，增加农民收益，提供就业岗位，提升资产价值？

　　此外，殷墟青铜器数字博物馆如果得到改造，散落在世界上四十多家博物馆的殷墟文物便可用数字展示的方式回家。博物馆内还可以容纳城市客厅、遗产教育、旅游服务、城市公共文化与体育配套，以及文创产业、会展产业等。

　　如此一来，殷墟的文创产品便可在当地进行手工业加工，让当地具有青铜器修复、骨器修复工艺的农民能够从事未来的相关产业并从中受益。

　　而殷墟南部的城市建成区域，可以在城市绿化、公共空间、街道家具等方面使用殷商元素，营造殷商历史氛围。并通过城市IP卡通形象——商朝的王后与将军妇好，讲述殷墟与安阳的故事，传播遗产价值并展现城市精神。

　　归根到底，要从关注遗产扩展到关注遗产地以及遗产地的生活，包括经济及产业、社会及民生、环境及生态，让承担“属地管理”的政府、遗产地的民众，不仅共担责任，也共享利益，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文化遗产成为发展助力，发展采取遗产保护包容性策略，便可构建一条殊途同归的路径，实现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中心副总工程师、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所长）

　　文/张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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