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保护长城

　 40岁的连达是一名古建筑画家，他曾用20年时间，遍访黄河以东的长城段。他拍照片、拓碑文、演讲、出书，呼吁大众更好地保护长城。

　　在行走长城的过程中，连达对秦皇岛某长城段的一次经历印象深刻：给一块碑做拓片时，他被一个放羊老汉看见，对方以为他要窃碑，立刻报警，不到半小时便带着警察过来。他后来得知，老汉是一位“长城保护员”。

　　虚惊一场的连达，暗自称赞当地的文保意识。连达称：“长城原本是保护国家的，现在是国家派人保护长城——过去长城有驻军，现在有保护管理员。”

　　作为最早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文化古迹，长城既是国民心中强烈的民族政治文化符号，又具有 “文物”的基本身份，其绵延万里、跨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巨大体量，在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历史长河中，鲜有其极。

　　修得漂亮未必是保护

　　迄今，长城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已31载。

　　1984年9月，邓小平为八达岭特区题词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八个字至今仍常见于以长城为主题的纪念邮票和明信片上。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长城成为中国首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址。

　　“长城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激励了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有决心、有能力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勇气和努力。”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至今，我国有53个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研究所馆员张依萌把入选世界遗产作为长城保护的里程碑事件，这也是长城的一块金字招牌。

　　实际上，1961年，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三个长城点就被划定为新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2013年，长城又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砖石长城保护工作的总体效果相对良好，整体可以打80分。”宋新潮说。

　　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等地的长城风貌，成为国人心中“长城的样子”：崇山峻岭中有一道高大的城墙，有着整齐的垛口，其间分布着一些高大的敌楼式建筑。

　　实际上，长城绵延2万多公里，只有377公里呈如此风貌。

　　2018年10月，在山西黄河边一处名为桦林堡的长城段遗存周边，连达看到当地人刚把原本风化发黄的城堡门楼刷成了当代的建筑灰，深感痛心：“他们觉得，刷长城门楼就跟整理自己的房屋一样。”

　　连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桦林堡的见闻使他意识到，在长城保护观念与行动方面，我们仍存在巨大的进步空间。

　　张依萌向本刊记者透露，因自然风化、坍塌或人为破坏等原因，目前有三分之一的长城段在地面上看不到遗迹，早期不按原貌修复长城的行为则更多：“比如，很多战国秦汉长城遗迹都是按八达岭样貌修复的，而八达岭是明长城样式代表。”

　　“长城保护的目的不是要把长城修得很漂亮，那不是保护。我们在长城保护中坚持原状保护，要保护的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为共同作用后形成的长城历史文化景观的现状，这是我们所说的‘原状’，而不是要去恢复‘想象中的样子’。”宋新潮说。

　　宋新潮表示，在长城保护中，更加强调真实性、完整性保护，应尽最大可能保留抗战、长征等历史留在长城上的痕迹。

　　乡民“长城保护员”

　　长城保护任重而道远，而人事力量不强，则为长城保护的一大困局。

　　中国境内历代长城分布于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7个地市、404个县（区），沿途分布有墙体、关隘、城堡、单体建筑和相关遗存等共计43721处，沿线各级、各类保护管理机构达600多个。

　　而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长城沿线4万多个点段，专业保护管理员约为1000人。

　　张依萌认为，“长城保护管理最大的困难是资源不足，跨行政区域分布太广。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文物，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妥善保护的经验。”

　　“从力量配比来看，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中国有约76万处不可移动文物，专业文物管理人员数量为16万人，平均每人管4。7处。而长城配比为平均每人管40处。”张依萌补充。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自2003年起，各地文物部门陆续从长城沿线居民中聘请一批人，从事长城最基本的巡查、修补，以及上报险情隐患等工作，这些长城乡民被称为长城保护员。据了解，这一群体数量目前约为5000人。

　　“80后”梁庆立是河北的一位长城保护员，他负责河北榆木岭约10公里的长城段。文物部门对他的要求是每个月做一次基本巡查，但梁庆立几乎每三天就会走一遍，采集数据、拍照上传到长城资源数据库；如果发现有人盗掘文物，他会迅速向文物部门举报；有时为了保护现场，他会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彻夜守候在长城敌楼上。

　　张依萌曾随梁庆立跑过一次巡查，凌晨4点出发，在没有路的山间穿行，短短10公里走了4个小时。“当时正是盛夏时节，酷暑难耐，山上植被茂密，下山之后，我们的胳膊上布满了树枝划出的血道子，衣服湿透。”

　　张依萌感慨：“对于那些住在长城边的人来说，长城就是他们的家园，既是精神上的家园，也是物理上的一个归宿。保护员，这些最普通的人撑起了长城保护的一片天。”

　　张依萌给约6000人的长城文保人打了一个分：“如果说长城保护需要100分的力量，现在我们的力量只有一两分，但达到了一二十分的效果。”

　　志愿保护从难到易

　　除了保护员和长城沿线居民，社会公众的参与和保护监督也是重要力量。

　　2018年6月，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10家单位发起，长城沿线41家文物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民间社团等加盟的“长城保护联盟”在京成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长城保护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长城保护工作。如今，长城保护社会效应不断彰显，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新局面。

　　长城小站就是致力于长城保护的一个民间组织，在长城爱好者群体中影响颇大。在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中国长城保护报告》中，长城小站与长城保护志愿服务总队、国际长城之友等长城保护志愿者组织一起，被列为“社会参与长城保护的生力军”。

　　自1999年成立以来，长城小站创始人、站长张俊和“站友”们无数次考察长城，自发为长城建立数据资料库、用微信公众号普及长城知识和长城保护情况，成为二十年来长城保护一线的见证人。

　　2006年由国务院批准出台的《长城保护条例》，让文物部门在处理破坏长城行为时有法可依，是我国长城保护史中的重要节点。

　　2015年8月，国家文物局文物违法举报中心挂牌运行，并公布了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59。理论上，任何人在看到破坏长城的行为时，都可以通过该热线电话，直接上报给国家级的举报中心。

　　对于社会志愿者来说，《长城保护条例》是一种法律武器，但面对正在发生的破坏行为，没有执法权的志愿者们有时也无能为力。

　　文物违法举报中心的成立，让志愿者在阻止破坏长城行为时，有了一条有效的快速通道。

　　2016年9月28日，宁夏长城保护志愿者李世翔前往宁夏灵武市考察白土岗烽火台。他发现，烽火台旁停着正在施工作业的挖掘机与重载车辆。李世翔立刻打电话给有经验的长城小站“站友”，询问该如何处理，随即取证、拨打举报中心电话。

　　当日上午，宁夏文物局即安排工作组前往现场核实，确认对方行为属在长城保护区域内非法取土后，即向国土资源部门、乡政府通报情况，并向属地派出所报案。当日便找到相关责任人，并在完成调查后作出相关处理，恢复了长城保护区域原貌。

　　张俊对此很是欣喜，长城小站也将“打电话举报破坏行为”列入了“人人能为长城做的五件事”进行推广，这五件事还包括：分享体验、带走垃圾、劝阻刻画行为以及为孩子捐书。

　　目前，长城小站正在积极支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2018年开展的长城保护员加油包公募活动，为200名贫困地区的长城保护员购买户外保险以及改善基本条件，“每人100元户外保险，有5000元保险额度，此外，还希望给他们发一套包括防水衣物、手电等在内的基本劳保装备，目标是募集40万元。”张俊介绍。

　　体验长城还是征服长城

　　2017年年底，国家文物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连续3年利用卫星遥感对长城等不可移动文物实施监测，用无人机对长城沿线、长城一些点段（特别是人迹罕至的野长城）进行实时监测。

　　野长城一直是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诸多野长城段点均留下了驴友们的足迹。他们为宣传长城文化作出了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带来了某些程度的破坏。

　　以北京怀柔箭扣长城为例，有数据显示，最多的时候每年有二三十万人攀爬该长城段点，对长城形成了慢性破坏。2017年12月，几位驴友在北京密云古北口蟠龙山长城敌楼内烧火做饭，导致城墙墙体被熏黑，一时间引发网友热议。

　　《长城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禁止有组织地从事野长城未开放点段的攀爬。

　　2016年，国家文物局曾组织过一次全国范围的长城执法专项督察，调查报告指出：驴友攀爬未开放长城点段现象突出。

　　长城小站多年前就注意到：和小站倡导的“体验长城”观念不同，很多大部队户外群体以“征服长城”为目标。

　　张俊对此颇为忧心。为了减少对长城本体的破坏，小站如今已不再组织大队人马爬长城。

　　但这样的文物保护观念还需普及。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詹长法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调动公众的积极性，仅仅依靠文物从业者是不行的。文化遗产是全民共享，遗产保护也是全民负责，是全社会的工作，要从宣传、教育上调动公众主动性。”

　　作为由国家文物局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公益基金组织，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于2016年9月发动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募活动。据了解，这是国内首个将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用于长城文物本体保护维修的公募项目。其中，明长城箭扣段、明长城喜峰口段保护维修项目公募得到了十余万社会公众的支持，所需资金共计3000余万元，全部来源于社会募集。

　　“经费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募的方式，引导公众更多、更深入地关注、监督、参与长城保护，使长城保护的理念、知识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宋新潮说。

　　针对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亟需建立跨地区、跨行业协调机制，因此，加强顶层设计也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中非常重要的抓手。

　　按照《长城保护条例》的规定，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制了《长城保护总体规划》，明确将秦汉长城、明长城确定为保护重点，特别是作为“长城抗战”见证和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明代砖石质长城主线。

　　宋新潮表示，《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已经编制完成，计划于近期正式发布，届时将督促、指导组织长城沿线学习、执行《长城总规》，进一步统一思想、提升理念，落实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提升长城保护传承工作整体水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剑英 刘佳璇/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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