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摩擦、管控竞争：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

　　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先后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把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以来美方又挑起了贸易争端，同年10月4日，副总统彭斯又在美国一家智库就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发表讲话，把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和抱怨搞了个“大杂烩”。中国学术界大多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但对这种转变程度的判断却有不同。[1]有的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两国关系仍然处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之中。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呢？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中美关系是否已经发生质变？

　　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正在经历建交四十年来最深刻的调整，但要说中美关系已经发生质变则为时尚早。理由有四：

　　第一，中美关系是两个大国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经济、安全、人文、环境等方方面面。中美关系既有双边问题，又有许多地区及全球问题；既有两国中央/联邦层面的关系，也有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全面而复杂的关系，不是说变就变的；也不是一个方面变了，其他方面也都跟着变了。审视中美关系，既要看到变的方面，也要看到不变的方面。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美关系已经不仅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已成为两国社会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两国社会利益的结合体。因此，看待中美关系，要从两国关系的实质内容，而不是以美方的一两份文件和一些政客的讲话作为依据来作出判断。

　　每年往返于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两国各类人员超过500万，中美之间有200多对友好城市、48对友好省州，这些省州和城市之间的交往也还在继续进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有相当大的权限，地方政府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特朗普于2017年6月1日宣布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实际要到2020年才能退出），但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反对他的决定，表示仍然坚守对这一协定的承诺。一些大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纽约州的州长发起了“美国气候联盟”，表示坚持减排承诺。2018年9月，加利福尼亚州进行清洁能源立法，承诺到2045年实现电力100%由清洁能源供给。加州州长布朗邀集数千名各国代表，齐聚旧金山举行全球气候峰会。中国派出了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与会，在峰会上设立了“中国馆”，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是峰会的五位联合主席之一。中国政府将与加州在清洁能源技术、碳交易市场机制等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上加强和深化合作。

　　第二，从历史上看，涉及大的战略问题，美国的政策调整都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通过应对一个个具体的挑战，经过尝试、纠错、反复，然后凝聚起共识才逐渐实现的。[2]比如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珍珠港事变”这一个事件促成的，而是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经过十年时间，与孤立主义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斗争才实现的。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和转变过程中，会有曲折、反复，发生各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目前固然美国对华稳健派“集体噤声”，但不同意见仍然存在。[3]即便特朗普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意见也并不一致，几个重要幕僚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理念，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也是有差别的，并不是铁板一块。最近，美国财政部没有把中国列为操纵货币国家就是一例。

　　第三，中美关系是有韧性的。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中，中美双边关系也有过大的颠簸和起伏，但经过双方积极力量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都得以恢复，随后又出现了新的发展。此次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和转变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中美两国关系的韧性仍然存在，也还是能发挥作用的。

　　第四，中美关系演变是双方互动的结果，不是单行道。长期以来，本着对美“建设性合作”的政策，中国在不同时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举措，对塑造中美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举例来说，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底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意图是要牵制和平衡中国的崛起。中方理性、冷静、沉着地加以应对，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结果中美双方在防扩散、应对气候变化、拓展经贸关系、加强人文交流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新成果，从而避免了两国关系的恶化。

　　中美两国经济关系能脱钩吗？

　　长期以来，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如今却变成了两国竞争的“主阵地”，这对两国关系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中美两国都有人开始谈论使两国经济关系“脱钩”的问题。但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做出了巨大努力，以对外开放促进、倒逼改革，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既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也为全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全球经济也已经深度一体化了。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个最大的外贸大国，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已经很深，不是想割断就能一刀两断的。今天全球的产业链是几十年来按照生产规律自然形成的，是通过优胜劣汰的比试、竞争、选择、组合形成的，其惯性之强大绝非一国政府的权力所能左右。现在任何一种复杂产品，如电子产品、汽车、飞机等，都不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几家公司的产品，而是众多国家、众多公司合作的成果，都需要依靠复杂而庞大的产业链支持。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就是全球数百家供应商和第三方制造商参与的复杂供应链的产物，是一件全球性产品。让这些复杂的构造解体的想法将是极其不切实际的。高盛公司在2018年4月初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假设总体需求和生产不变，至少需要5年时间、花费300亿到350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完全将手机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美国，届时手机生产总体成本将上涨37%。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将严重割裂全球价值链，冲击全球范围内正常的产品贸易和资源配置，降低全球经济的运行效益，对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由于大批跨国公司来华发展外包业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地之一。中国出口的产品近一半是由这些外资企业生产的，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8年上半年中国41.58%的出口额是外国跨国公司实现的。也就是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也有近一半来自外国跨国公司。中国制造业的地位是在四十年全球化当中确立起来的，是市场力量的结果，不是某一个政府的指挥棒所能随意指挥的。特朗普要求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去，要求苹果公司、美国汽车企业回美国生产，但这些企业纷纷对他说“不”。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及其团队不懂得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实际上，加征关税不但不能使美国企业回迁，而且会逼着一些企业外迁，以躲避外国对其出口产品征收的高关税。美国著名的摩托车品牌哈雷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当然，对于中国的许多公司来说，如中兴、华为、小米等，它们的产品同样需要美国的供货商提供各种零部件和技术，甚至是关键的零部件和技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这就是相互依赖。

　　从市场角度来说，中国的中等收入人口已达3亿，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这一点许多美国企业家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一如既往看好中国市场。特斯拉是个例子，它已经与中方达成协议，准备在上海建厂。埃克森美孚公司正在与中方商谈100亿美元的独资石化项目落户广东事宜。密歇根州州长率团来华，与中国科技部签订了汽车技术合作备忘录。波音公司估计中国在未来20年中乘坐飞机出行的人次每年将增长6.2%，将需要7690架新飞机，中国的飞机市场规模将达1.2万亿美元，中国占世界商业航空市场的份额将由现在的15%提升到2037年的18%。中国既是苹果公司电子产品的主要组装地，也是其主要的市场。2018年第二季度，苹果公司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就达到了95.5亿美元，同比增长19%，占苹果总销售额的18%。当然，美国是世界超大市场，中国的许多产品同样需要美国的市场。

　　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的，只要全球化还在继续发展，这种依存就不会消退。当前，全球化遇到一些波折，但推动全球化的力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销售活动--依然在发挥巨大作用，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也卷入了跨国经济，跨境电子商务飞速发展。只要全球化在继续发展，中美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就无从中断。美方发起贸易摩擦是严重误判了国际贸易大势。[4]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行的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上，各个行业的代表纷纷发言反对政府加征关税的做法。中方对美方发起的贸易摩擦给予反制，既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维护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秩序，也是为了以事实告诉美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办法损人不利己，促使美方改正错误政策，使两国经贸关系尽早回到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来。

　　中美关系会进入“新冷战”吗？

　　当前有些外国学者在谈论中美“新冷战”的可能性问题。美苏之间的冷战有两大特征：意识形态对立和集团对抗。当初，美国担心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苏联担心美国扼杀社会主义，而当美苏都诉诸意识形态的力量时，双方都从最坏的角度去解释和臆测对方的动机，都从最险恶的角度去判断和预测事态的发展，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螺旋式上升，事态变得难以控制。当前中美之间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意识形态问题。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没有那么多理论、战略，不大在乎意识形态，他最看重的是经济利益，是眼前的立竿见影的实际利益。他在竞选和当政以来讲得最多的是：全球化使美国吃亏了，别的国家，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国、亚洲盟国、北美贸易伙伴都占了美国的便宜。在特朗普看来，贸易赤字从来都是与经济损失画等号的，由于美国对华逆差最大，因此中国占的便宜最多，他对中国加征关税也远超别的国家。

　　从集团对抗的角度看，当前的情况与冷战时期根本不同。冷战时期的北约和华约营垒分明，现在则不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利益错综复杂的体系，不是冷战时期那样用意识形态的手术刀分割成的对立阵营。美国虽然有60多个盟国，但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似乎不太在乎与盟国的关系。特朗普称北约已经“过时”，一再质疑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要盟国提高防御费用，参加北约峰会把盟国一个个搞得十分尴尬，以致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我们有这样不可预测的盟友，我们还需要敌人吗？这是北约69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情。日本苦苦哀求，但特朗普对当年美日贸易逆差耿耿于怀，并没有豁免日本钢、铝关税，对韩国同样也很不客气。中国则是结伴而不结盟，坚持不针对第三者是伙伴关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并没有以伙伴关系去对抗别的国家。

　　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日本和韩国多年来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近一年多来，中国与日、韩的关系都有所改善。在韩国政府做出相应保证之后，“萨德”这个一度成为中韩关系障碍的问题实行了冷处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经历了近年来的分歧和摩擦，正步入正常轨道，面临改善发展的重要机遇。2018年9月 20日，中日韩举行了第五次三边自贸区研讨会。同年10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成功访华，中日关系呈现积极发展势头。欧盟长期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为中国与欧盟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国和欧盟同意深化伙伴关系，包括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2018年，中国与欧盟成立了世贸组织改革副部级联合工作组，体现了双方为维护多边贸易机制所开展的务实合作。9月19日，欧盟委员会与欧盟对外行动署联合发表了《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的政策文件，其中将中国列为首要合作伙伴，强调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合作、欧盟与亚投行的合作，致力于欧中双方创造协同效应、消解彼此分歧。[5]这一文件来得及时，是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的最好回应。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还呼吁欧中联手抵制贸易保护主义。[6]美国要拉欧洲和东亚盟国跟中国斗争，试图缔结对抗中国的贸易联盟，是根本不现实的。可以说，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现在并不存在。既然现在的中美关系没有这两个特征，就不要去跟冷战联系起来，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用冷战形容当前的中美关系会曲解事情的性质。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别的国家要想把中国同国际社会隔离开来已不可能。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从秘书长到主席，再到多国领导人，都在呼吁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特朗普团队内一些人（不是所有人）想把中美两国变成两个孤立的、隔绝开的体系，进而把中国定位为“第二个苏联”，把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经济冷战”，这是逆当前的国际政治潮流而动，在美国国内也应者寥寥。“新冷战”不是中美关系的选项。

　　维护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许多东西变了，但有些基本的、原则性的东西并没有变。中国的崛起是一场持久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总体外交政策仍然是为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的繁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没有对抗性的外交政策，依然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7]。 美国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最大的外部变量，中国仍要极其谨慎地加以对待。

　　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两国仍然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但竞争和博弈已成为两国关系的新常态。这种竞争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也可能一方面的竞争刚刚消停，另一方面的摩擦又尖锐起来，甚至可能同一时间有不止一个突出问题。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过渡时期，在竞争和博弈过程中，两国会有相互适应、相互调适、相互妥协。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中美互动会确立起新的模式。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国要避免意气用事，抵制与美进行战略摊牌的诱惑，尽量减少和缓解摩擦，管控和弱化竞争，努力维护两国关系的大体稳定。

　　一是充分发挥两国关系中的积极面。当前，中美关系中的消极面活跃，作用显著，但不是说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就完全消失了，前面已经提到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积极方面。甚至在历来被视为两国关系短板的两军交流方面，也有积极因素。2017年中美两国军方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包括高层互访、机制性交流、学术交流、功能性交流、舰船互访、联合军演等，只是很多活动常常并不见诸媒体报端，公众了解不多。中美双方要努力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潜在的积极因素发掘出来，使两国合作面继续发挥作用。

　　二是对于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和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摩擦，中国既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又要以斗争求团结。中国对美方实行反制措施，也是为了让对方明白，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现在，美方刚刚开打贸易战，负面效应还不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战对美方的伤害将逐渐显现，美方最终将看到，贸易战不能使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内反对贸易战的声浪就会高涨。观察和分析中美关系，要看到它的方方面面，以及各方面之间的联系。但在解决问题时，则要尽可能把各个方面拆解开来，把复杂的问题尽可能简单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具体解决，不跟别的问题联系挂钩。如果许多问题缠绕在一起，那就什么也解决不了。在中美关系中也要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对于美国，中国既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又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美国伤害中国根本利益的举措要坚决回击，同时努力寻求对话，尽量通过对话、协商的办法来化解、缩小、搁置双方之间的分歧和争端。

　　三是在当前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席卷西方的背景下，中国应继续努力推动全球化，完善全球治理。目前中国与欧洲、日本、俄罗斯、东亚周边国家的经济也是高度相互依存的。中国还在开拓新的合作伙伴，如非洲、南美，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新时期尤其要重视与印度的合作。特朗普政府提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其用心很明显。如果中印互利互惠，双双崛起，那么美国以扶持印度来平衡中国的企图就不攻自破了。

　　当前世界处在大变动之中，但不管怎么变，国际关系民主化、多边主义政治潮流是滚滚向前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也将继续深化，这也是继续维护中美关系大体稳定的一个大背景。对此，我们不应失去信心。

　　【本文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与周边合作机制创新”智库团队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陶文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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