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那么作为从前者到后者的中间环节，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什么时代，或者说呈现了怎样的发展态势？回答以上问题，需要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大框架下，对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社会主义领导力量、主体力量及其横向联合等，做出新的分析与判断。

　　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和上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竞争的格局从势均力敌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而社会主义处于弱势的失衡状态。一时间，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高歌猛进，“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而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处处被动防守，社会主义在世界尤其是西方被严重虚无化、污名化。欧洲主流左翼--社会民主党甚至为规避因社会主义声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纷纷抛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

　　然而，当历史车轮驶入21世纪，两大历史事件悄然改变了既有的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对比，使其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变化。

　　一是由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危机从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堪称资本主义世界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迄今不仅没有结束的迹象，反而日益加重并衍生为包括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相互交错的系统性危机。[1]危机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连续出现负增长，曾经接受被西方包装成救世良方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和地区更是乱象丛生，动荡不安。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普遍遭到质疑，西方再也不能垄断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话语权，新自由主义神话终结了。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崛起。改革开放40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不仅顶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带来的国际压力，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就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陷危机不能自拔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为全球第二，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更是超过欧美日贡献率的总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社会主义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方案逐渐成为世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从逻辑上讲，新自由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当然也就为新自由主义所否定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上升空间。中国既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力量的增长本身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也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影响力的上升。

　　从事实来看，一方面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崛起。从1991年到2011年的20年间，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G7）占世界GDP中的份额从三分之二下降到不足一半，而“金砖五国”则从7%左右上升到20%左右。[2]尽管总体态势仍然是资强社弱、北富南贫，但是世界权力加速向新兴国家、重点地区向亚洲转移已是趋势，西方继续主导世界已力不从心。对此，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格雷厄姆·富勒（Graham E.Fuller）也不得不承认，“美国主导全球的时代已经结束”。[3]

　　相应地，世界人民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进行双重反思的基础上，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日益认识到危机及其所带来的灾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如果说“今天有数亿人用新鲜的目光向左看”[4]，那么广大左翼人士、左翼政党则开始“向东看”[5]（即向中国看）。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热”“社会主义热”“中国热”就是例证。

　　如今，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在德国还是西班牙，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重新走进欧美学术界，正激发更多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思考。[6]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各种带有左翼倾向的政党、运动获得更大范围社会支持而高举的旗帜。不仅杜特尔特在菲律宾的大选中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就连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也在2016年的大选中吹起了社会主义风，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大打社会主义牌。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研究在海外已经成为显学，在国外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和强大理论成果，给了他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动力。德国左翼党卢森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米夏埃尔·布里（Michael Brie）在做客中共中央编译局时明确指出，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进入第三次浪潮，即“社会主义3.0”，而中国正是这次浪潮的最重要的诞生地。

　　所有这些现象，“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型的时刻已经到来”[7]，只有将这些现象置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大框架之下才是可以理解的。

　　社会主义政党的变革调整已成常态

　　时代在变，资本主义在变，作为资本主义的竞争者、超越者以及两种制度关系中的重要一方，社会主义当然也会随之变化与调整。21世纪以来，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不管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在顺应时代变化和社会进步，不同程度地继续改革与调整。

　　当然，“改革”“调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存在不同的内容和意指。前者改的主要是国家治理理念和方针政策，后者改的多为夺取政权的理念和政策。[8]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说，并没有因为原苏东地区因改革丢失政权而讳言改革甚至畏惧改革，反而在目睹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惨剧和西亚北非地区的社会动荡之后，尤其是在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巨大成就之后，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结合各自国情，推进改革、革新、开放。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政治上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本土化；在经济上继续强调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计划（规划）的作用，但都不再强调公有制的纯度，更不拒绝市场的作用，只是在市场化程度和私有经济比重上有所不同。越南共产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老挝人民革命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古巴共产党开始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更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模式的进程；朝鲜劳动党也在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实验，并迈出了允许私人承包的改革步伐。显然，它们对市场的作用、地位的不同态度，取决于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会反过来影响到对彼此国家改革的社会主义属性的界定和认同。但是，不管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怎样的差异，也不管是用“改革”“革新”还是“更新”来自我定位，它们都吸取了原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放弃社会主义的休克疗法的失败教训，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本国特色，也都注重学习中国经验。

　　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它们在议会民主政治框架下，继续进行着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活动方式的调整。其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激进左翼政党，进一步在政策主张上突出自己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替代力量”，在国内层面上捍卫社会党在战后黄金时代所取得但在冷战结束后又逐渐放弃的成就，在国际层面上反对全球化，维护弱势群体或边缘民众的利益。作为西方主流左翼的社会党，尤其欧洲地区的社会党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选举的接连失利，由老牌社会党组成的“进步联盟”（Progressive Alliance）开始向“进步的社会民主”转型，它们重新定义“社会民主”的价值，试图通过“进步主义”再造“社会民主”。具有左翼色彩并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绿党，21世纪以来已由抗议性政党走向体制性政党，在放弃单一环境议题的同时，也改变了对传统政党、政府乃至欧盟的态度，不仅同其他左翼政党积极合作参加竞选，使红绿联盟成为欧洲的一个普遍政治现象，而且也普遍对欧洲一体化持赞成态度，并竭力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推动欧洲政策绿色化。

　　显然，处于大左翼或者说泛社会主义政治光谱中的各类社会主义政党，21世纪以来的改革、调整，更多的是主动出击而非被动应对；改变的是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治理方式，而非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及其以后社会主义政党所普遍呈现的方向、目标和性质上的改变。这些常态化的改革，不仅使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站稳了脚跟，而且使绿党相对成熟，选举成绩也日益稳定，更使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我们能”（Podemos）党等激进左翼快速崛起。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两种制度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世界氛围的形成正是社会主义政党主动改革和调整的结果。

　　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渐成气候

　　20世纪末，伴随“历史终结论”的还有“阶级斗争终结论”。西方国家不仅出现了所谓的“工人阶级主体性危机”，而且社会运动一度沉寂，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的学说遭到质疑和挑战，而这主要源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建立的社会福利体系，使越来越多雇佣劳动者沉浸于中产阶级的梦幻之中。

　　然而，伴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曾经受苏联社会主义制约而不得不推行社会福利的资本变得任性且贪婪。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享受超国民待遇，它们通过全球流动和产业转移赚取超额垄断利润，而工人福利却被不断削减。资本的收益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结果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而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使阶级政治和反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以及其他群众性运动重返欧美政治空间。

　　首先重返欧美政治空间的是工人运动。危机的爆发扩大了既有的贫富差距，工人工资下降，失业率攀升，生存环境恶化，工人阶级最终承担了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经过危机的洗礼，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感有所提升，他们逐渐认识到，无论过去是穷人还是富人，是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剥削压榨的对象，处在被剥削控制的地位。[9]为了对这种被剥削压迫的地位表示不满和抗议，各行各业内的大罢工、跨行业的全国性大罢工此起彼伏，从美国到欧洲，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他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通过行动捍卫自身利益。

　　其次还有蓬勃发展的群众性运动。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除了20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的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民主权利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以外，新近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愤怒者运动、占领运动、黑夜站立运动、“民主之春”运动等。尽管这些运动带有非正式性、自发性、松散性的显著特点[10]，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各种组织和团体，议题琐碎多元，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缺乏有效的领导和协调，最终由于执政当局的镇压或因为自身不具有持续动力而中道衰微，甚至昙花一现，但是它们总体上毕竟是由中下层民众参与其中、直指社会弊病，并喊出“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99%反对1%”“资本主义是有组织的犯罪”等口号的抗议性运动。

　　阶级政治的回归以及工人运动和其他群众性运动的再次勃兴，无疑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和普通民众的普遍不满，而这些反映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诉求的抗议示威活动，对资本主义构成了现实的反思、批判和冲击，也教育并动员了民众。而且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得到其他群众性运动的有力支持，并有联合起来共同构成反对资本主义主体力量的趋势。当然，这种联合及其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所以，为了保护好这种斗争并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运动的轨道上来，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共产党参与其中并给予支持。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现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运动比以前有很大的高涨”[11]。

　　社会主义的联合网络初步成型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流派众多、理论繁杂，不同区域的不同社会主义力量面对各自不同的现实问题，选择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进行着各自的理论和制度建构，从而使社会主义呈现多元、多样、多模式的特色。各社会主义力量在按照自己的政治光谱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开展国内、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一定形式的协调与合作，甚至形成一定形式的统一阵线。

　　这种联合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同样处于受剥削的命运和境地，只不过受剥削的程度不同而已。而且，分散在各个国家、地区和行业领域的工人阶级，只有联合起来，凝聚成新的社会主义力量，才能在国际资本主义力量和保守右翼力量的联合进攻面前增强集体行动能力。[12]这种联合大致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国内层面的联合。这种联合通常表现为不同政治光谱的左翼政党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在冷战时期就已存在，比如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结成左翼联盟，80年代还有过一段短暂的执政联盟。冷战结束后的意大利，中左与激进左翼的联合也曾存续十余年（1994-2007年）。21世纪以来，除了中左的社会党与激进左翼力量联合组成竞选联盟或在野党统一战线以外，更为常见的是欧洲国家绿党同传统左翼政党社会党或共产党结成竞选或执政的“红绿联盟”。

　　二是区域性的联合。这种联合主要表现为同一地区内的相同性质的政党合作或结盟。在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为了协调欧洲议会选举政策，把分散在各国的左翼力量整合起来。2004年，15个欧洲国家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在意大利罗马宣布成立欧洲左翼党（EL）。为了应对欧盟东扩之后“新欧洲”的挑战，使分散在20多个国家的30多个绿党能够以共同的宣言和行动表达共同的声音，进一步扩大绿党在欧洲的影响，欧洲各国绿党在2004年欧洲议会选举前成立了一个统一组织--“欧洲绿党”（EGP）。在西亚北非地区，2011年在黎巴嫩共产党的组织筹备下成立了“阿拉伯左翼论坛”（The Arab Left Forum）。该论坛每年集会，目前共有成员政党28个，已经成为阿拉伯左翼政党之间联系、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势，在巴西劳工党的领导和倡议下，1990年拉美13个国家的48个政党和组织成立“圣保罗论坛”（S？o Paulo Forum）。论坛大约每年举行一次，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左派政治力量的大聚会。

　　三是全球性的联合。这种联合有注重相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同质合作，也有更为宽泛的泛左翼合作。前者如1998年开始的由希腊共产党倡导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IMCWP）。后者有2004年正式从“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分裂出来的、每年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全球左翼论坛”（Global Left Forum），2001年开始的由巴西劳工党发起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 “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倡议发起的“世界社会主义论坛”（World socialist Forum）。这些会议或论坛，每年召开一次，每次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政党、非政府组织和左翼学者代表与会，分析形势、交流情况、提出任务、协商对策等。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曾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以来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陷入低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社会主义力量更是各自孤立抗争。

　　21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力量基于国内、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联合重新形成，而且呈现出新的方式：不再是历史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那样同质化的、正规的甚至存在上下隶属关系的国际组织，而是由独立的左翼政党、组织通过双边、多边合作，通过会议、论坛进行协调的多平台、多纽带的扁平化网络。这种网络性的协调与合作，既赋予每一个社会主义力量独立自主探索自己道路的权利和空间，也促进了统一、公平的对话，从总体上展现了社会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当然，这种网络性联合相比组织化联合，也存在一系列不足与问题，比如在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方向目标认识上还存在很大分歧，缺少明确的、具有较大程度共识的原则和纲领，在重大问题和重要行动上还不能形成有效的、协调一致的战略策略等。

　　总之，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态势，无论是社会主义世界氛围的形成，还是社会主义领导力量主动变革、主体力量回归重组及其联合方式重构，都说明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不再是19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时那样像“幽灵”一样仅在欧洲游荡，不再是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革命时期那般高歌猛进，也不再是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一度低潮和一味防守，而是开始进入谋求振兴、恢复荣光并孕育新高潮到来的重要历史时期。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视野大格局大趋势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004）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第二作者系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轩传树 冷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