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土关系会去同盟化吗？

　　美土两国进入多事之秋

　　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其重要内容之一是由美国替代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予以支持，防止两国倒向苏联。1952年土耳其成为北约扩容的第一批国家，美土两国正式结盟并延续至今。近年来，无论在双边还是多边事务上，美土两国共识减少、分歧增多，负面问题清单越拉越长，在外界看来，两国60余年的同盟关系岌岌可危。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下称正发党）执政后，美土关系龃龉不断，双方在应对国际问题时同步性和协调性明显不足，有时甚至立场相悖。2003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希望在土耳其和伊拉克边界开辟北方战场，对伊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美国的单边行动遭到土耳其的反对。伊拉克战争后，美土两国关系并未缓和，矛盾点反而不断增多。2016年起，美土关系进入矛盾集中爆发期，土耳其“7·15”军事政变是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给双边关系带来系列负面影响。政变后，土耳其政府认定幕后主使是在美国定居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士法土拉·居伦，并试图将其引渡回国，但遭到美国拒绝。在土耳其看来，美国“包庇”居伦的行为非盟国所为。此后，引渡居伦成为美土关系的焦点，并衍生出许多其他问题。

　　2016年12月，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被控间谍罪和与恐怖组织有牵连而遭土耳其逮捕，美方屡次交涉要求放人，均无果而终。2017年，土耳其政府以涉嫌与居伦势力有牵连为由，逮捕曾在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馆工作的土耳其籍雇员，引发签证外交风波，两国先后暂停发放给对方的旅游签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不断加大对土耳其的施压力度。2018年8月，美国制裁土耳其司法部长阿卜杜勒·哈米特·居尔和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指责他们“要为土耳其政府侵犯人权负责”。随后，美国罕见地对土耳其出口本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对土耳其挥起了经济制裁“大棒”，此举加速了土耳其里拉贬值，引发土货币危机。土耳其也予以反击，出台反制关税和抵制美国电子产品等措施。2018年10月，土耳其释放了布伦森，暂时止住了土美关系继续恶化的态势。上述系列摩擦事件均与“7·15”军事政变和引渡居伦有密切关联。

　　库尔德问题是横亘在美土两国间的另一矛盾点。土耳其将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视为主要安全威胁，不允许本国库尔德人势力坐大，还警惕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境内库尔德人的动向，防止这些国家的库尔德人与本国库尔德人联动，威胁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此问题上，美国虽然部分照顾了土耳其的利益，将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视为恐怖组织，然而在叙利亚战争中，美国扶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以弥补地面部队不足的短板，在叙利亚进行代理人战争。此举招致土耳其强烈不满，认为这不符合土耳其利益，要求美国停止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然而，美国仅保证会严格控制和监督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不支持库尔德人自治或独立，但依然继续维持对库尔德武装的军事支持。在此问题的态度上，美国奥巴马和特朗普前后两届政府并无区别。

　　除上述事件外，美土还有其他矛盾。作为美国的盟国，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甚密，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保持经常性沟通，特别是土耳其还购买俄制S-400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招致美国反感。作为回应，美国在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明确“停止向土耳其供应F-35联合打击战机”。此外，土耳其配合美国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的积极性不高，继续保持与伊朗的能源合作。

　　综上所述，美土矛盾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外交摩擦频率高，争执不断，进入矛盾集中爆发期。二是烈度小，两国均不愿将矛盾扩大化。三是累积效应渐显，个案事件对双边关系影响有限，但累积下来对双边关系的冲击不容小觑，逐渐蚕食两国互信。

　　美土两国为何问题不断？

　　美国和土耳其互为盟国，本应在国际问题上立场一致，但现实却是矛盾频发，这与双方优先利益不同步、土耳其国内政治变化、美俄中东地区博弈等因素有关。

　　冷战结束后，美土缺乏攸关双方利益的共同威胁，同盟关系基础弱化。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的同盟关系不同，美土同盟是具有条约性质的同盟。土耳其加入北约基于两个因素：一是践行亲西方的外交战略，北约成员国身份会增强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认同；二是拥有共同敌人苏联，美国将土耳其视为遏制苏联的前哨战略“棋子”，土耳其则可以获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苏联解体后，美土同盟基础弱化，尽管两国仍面临共同威胁如恐怖组织，但恐怖组织是非国家行为主体，双方对不同恐怖组织威胁的认知程度不同。美土两国对外部威胁认知差别越来越大，战略同盟关系基础愈发脆弱，致使双方互信程度降低。显然，美土两国在后冷战时代未重新调试或定位双边关系，仍延续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这与当前国际潮流不等。

　　一是随着当前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土耳其顺势调整其外交政策。土耳其政界主流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世界多极化趋势愈发明显。[1]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在中东地区呈现战略收缩态势，对诸多地区事务深度介入的意愿不强。有学者认为，这是“后美国时代”在中东地区的反映。在此背景下，土耳其调整外交政策，加强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外交政策更趋平衡、多元。在美土关系上，土耳其怀有双重心态，既显示出独立自主性，不唯美国是从，又自知实力不济，无法与美国对抗。此外，土耳其对美国还有军事安全依赖，其矛盾心态致使两国关系陷入浅层危机循环。[2]可见，美土关系起伏不定，既是时代发展和国际格局兴衰更替使然，也与土对自身身份与角色的重新审视和定位有关。[3]

　　二是土耳其与俄罗斯亲密接触引起美国不满。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导致双方关系降至冰点，但此后土服软示弱，主动修复与俄罗斯关系，两国关系迅速进入热络期。土俄双方在一些地区事务中开展深度合作，如在叙利亚问题上协调立场。土耳其还联合伊朗参与俄罗斯主导的阿斯塔纳叙利亚问题和谈，并寻求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外交转向俄的态势明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俄罗斯定位为战略伙伴，对土耳其而言现在是“俄罗斯时间”。[4]土耳其作为北约盟国，与美国的主要博弈对手俄罗斯关系密切，不可避免地招致美国的不满。从美俄战略博弈看，美国难以忍受土耳其的“出格”行为，土俄接近会弱化美国对俄罗斯的竞争优势，破坏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同盟体系。

　　三是土耳其“7·15”军事政变和国内政治变革，给美土关系造成系列负面影响。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国内弥漫着反美情绪，政府内部甚至认为美国政府意图推翻埃尔多安政权。[5]在这种氛围烘托下，土耳其国内出现了反美、反西方、亲俄的欧亚主义思潮。美国则认为，政变后土耳其政府和议会失去了独立性，政治责任和透明度缺失。[6]土耳其军队是传统亲美力量，一贯维持美土同盟关系，但经过“7·15”军事政变和土耳其政治体制由议会制转为总统制后，军队的政治影响力急剧弱化，在外交领域的影响力也随之下降。

　　美土同盟关系未到尽头

　　美土矛盾频发，是否意味着两国同盟关系走到了尽头？对此问题有专家认为，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尤其是美土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进入质变期，即土耳其对美国由先前的依从关系转变为独立自主外交，其外交的主体性得以彰显。[7]也有美国专家认为，只要埃尔多安在台上，美土同盟就会面临“死亡”，土耳其与大西洋国家联盟的理由已不复存在，要丢掉对土耳其的幻想。[8] 笔者认为，美土关系处于历史低谷，影响两国关系的积极因素在减少，消极因素在增加。但经过重新磨合调试，两国同盟关系可能会回转。同盟内容和基础发生变化，是历史惯性使然，也是两国现实利益需要。

　　对土耳其而言，难以迈出彻底“脱美”的步伐。首先，与美国结盟是冷战时期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依旧看重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这符合土耳其追求西方化的战略目标，一旦美土反目成仇，土外交政策将会伤筋动骨，其精心构造的外交战略体系将会崩塌，其中代价难以承受。其次，埃尔多安个人对美土关系的影响甚大。埃尔多安是政治强人，其对美政策显示出强硬和不屈服的姿态，但作为具有丰富经验的国家领导人，其对美强硬的姿态背后，追求的不是与美分道扬镳，而是更为对称的双边关系。[9]再次，土耳其调整外交政策的实质是更加突出全面性、多维性、灵活性和务实性。土耳其“向东看”政策难言是对传统亲西方外交战略的否定，也不是以牺牲与美同盟为代价。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合作出于理性，充分体现出其外交的务实性和灵活性，不是就此脱离西方联盟，[10]而是在大国间寻求外交平衡，完善外交政策，更好为本国利益服务。美土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也会形成政策默契，防止事态失控。土耳其前外长亚克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土交恶不会影响土耳其外交方向和优先选项，土拥有8000多万人口和北约第二大规模军队，地处战略要冲，如果转换阵营，其影响堪比地质构造运动，对土耳其而言，寻找新的战略同盟将会犯下历史性错误。[11]

　　与此同时，美国也不会彻底放弃土耳其。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将修复与中东盟国的关系作为中东政策的重点。特朗普政府着力修复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受损的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强化与以色列的关系，而土耳其则成为当前美国中东盟国体系的薄弱一环。从特朗普政府的中东地区同盟政策看，与土耳其交恶不符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并不是放弃该地区，而是以低成本维护并巩固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因此，盟国的支持就显得尤其重要。鉴此，美国对土耳其仍是以“拉”为主，不会将其“推出去”，也不允许土耳其成为美在中东地区的负资产。土耳其对美国的地缘战略意义重大，它不但控制着俄罗斯通往地中海的入海口，保护欧洲的东南部，还是美国力量辐射的重要平台。[1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会毫无节制地向土耳其施压，会给予其一定的回旋空间，以避免土耳其彻底倒向俄罗斯。2018年8月，特朗普政府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旨在迫使土耳其收敛与美国利益相悖的外交行为，而非真正将土耳其视为敌人并彻底抛弃。

　　对于美土关系未来发展走势，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同盟关系并不意味着两国不存在任何矛盾分歧。即便是冷战时期，两国也曾因古巴导弹危机、塞浦路斯危机而关系紧张。并且，维系同盟的关键是基于各自的国家战略方向和战略利益，不会受一时一事的影响而根基受损。二是美土双方能否摆脱冷战思维的窠臼，探索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型双边关系。美土同盟是20世纪冷战产物，其基础是应对共同威胁、倍增对冲力量，结而为盟。目前看，苏联解体后取代苏联黏合美土关系的共同威胁尚未出现。如果美土两国脱离当下时代背景，仍以冷战眼光定位彼此关系，两国关系仍会问题不断。三是两国如何定位对方在各自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并未对土耳其在其全球战略和中东战略中的作用进行评估。美土同盟因冷战而生，冷战结束后两国结盟基础不复存在，但美仍按照历史惯性思维处理与土关系，显然会出问题。土耳其也存在同样问题，冷战结束后并未对美土关系进行反思，一味抱残守旧。对美国而言，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充其量是地区大国和世界中等国家，不足以在美国国内引起专门大讨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美国的战略自信，即认为无论冷战结束与否，土耳其都会是美国的“小兄弟”。因此，未来美土关系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如何定位对方，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元素，这是未来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作者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郑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