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报道》颁奖季导演圆桌会议 屡试屡错也好过一步都迈不出去

　　导演之间往往会惺惺相惜，相见甚欢，今年《好莱坞报道》颁奖季导演圆桌会议请来了2018年最有代表性的6位导演，一起谈论导演如何克服对演员的恐惧，讨论“危险时代”背景下艺术的政治性，以及电影学院学习的经历带给他们的宝贵财富。

　　记者：著名导演塞缪尔·高德温曾说过，电影不是用来说教的。在座的各位，同意吗？

　　斯派克·李：为什么看我？（笑）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艺术家用各种形式折射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他们希望发生的事情，艺术的伟大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可以遵循自己的愿景。对我来说，特朗普入主白宫，这绝不是美国最辉煌的时刻。作为一个艺术家，不让自己的作品带有政治色彩，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乎政治的决定。

　　玛丽埃勒海勒：有纯粹为娱乐而生的电影，人们需要满足自己不同的情绪，但我认为作为艺术家，我们有责任去反映社会和文化现象。

　　布拉德利库珀：电影是非常个人化的艺术形式，一旦我们把作品展示出来，它就不再属于我们，它是否会被政治化也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观众是否从政治角度看待它。

　　阿方索卡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传达信息，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政治活动，即使我们原本无意这么做。做个人化的电影，无疑会有更多内容表达空间，哪怕一些内容会让人感觉不舒服。

　　记者：《黑豹》是一部带有政治色彩的电影吗？

　　瑞安·库格勒：是。尽管主角是个虚构国家的领袖，但我们把故事放在了真实的大陆上，我们希望把它放在真实的世界里，所以它一定是一部有政治色彩的电影。

　　记者：为大电影公司拍片，会受到怎样的限制？

　　瑞安·库格勒：最大的区别恰好是缺少了限制。我最初做的片子都很小，在座每位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我都看过，都是低成本电影。预算有限的时候，工作会遇到很多限制，但反而会帮助加快进度。比如只能在一个场景待两个小时，只能在一个地点设置机位……这样反而让过程变得简单，执行起来也更容易。拍《黑豹》让我感觉最困难，是需要和太多的人打交道，我必须接受和100多个人共处一室共同工作。我经常觉得执导电影就像当众裸体。和10人一起拍片，就像在10个人面前赤身露体；但当人数增加到200人，感觉可就完全不同了。

　　斯派克·李：是不是就像当街裸奔？

　　瑞安·库格勒：没错。

　　记者：布拉德利，《一个明星的诞生》是你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手里接过来的，你们聊过这件事吗？

　　布拉德利·库珀：事实上，是我把这个片子推荐给他的。我们一起拍《美国狙击手》时，克林特和我说过导演这件事，但当时我觉得自己太年轻，不够资格。后来《一个明星的诞生》到了克林特手里，但他婉拒了执导这部电影。某天我做了一个梦——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在梦中我看到了这部电影的开头。第二天我就去了华纳公司，告诉他们我想拍《一个明星的诞生》，我的想法是怎样怎样的……他们居然同意了。剩下的事就是更深入地挖掘故事，并尽可能地让它贴近自己的经历。

　　记者：你拍片的速度是不是有点慢？

　　布拉德利·库珀：因为我太害怕了，总觉得自己没准备好，只能放慢节奏。

　　玛丽埃勒·海勒：你怎么判断自己准备好了呢？

　　布拉德利·库珀：我突然意识到，再等下去时间就太长了，所以我告诉自己，宁愿屡试屡错，也好过一步都迈不出去。

　　记者：第一次当导演遇到了什么预料不到的事情吗？

　　布拉德利·库珀：我没想到，执导电影会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我感觉自己当时好像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

　　玛丽埃勒·海勒：你是说整个过程？

　　布拉德利·库珀：除了准备阶段，我害怕那个阶段。准备阶段就像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始终见不到光明。我只能让自己坚持走下去，期待着有一天见到光明。熬过了这个阶段，后面的事情就愉快多了。

　　欧格斯·兰斯莫斯：拍电影的每个过程都让我觉得很享受，同时也倍受折磨。这是压力非常大的行当。

　　阿方索·卡隆：没错，我会全程紧绷，因为拍摄的每个环节都可能出错。一部电影拍完以后，如果你问我开心吗，我会回答我不开心，但是轻松了。打个比方，你问一只被猎犬追了12小时终于躲进树洞的狐狸是不是开心？不，它并不开心，只会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玛丽埃勒·海勒：最糟糕的情况是，我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觉得不对劲，但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只能干着急。

　　欧格斯·兰斯莫斯：就会一直纠结，这个镜头到底要不要再拍一遍？

　　记者：你们有电影世界之外的英雄吗？

　　布拉德利·库珀：很多。比如伊丽莎白·肯普（ElizabethKemp），她是我在戏剧学校读艺术硕士时的导师。

　　阿方索·卡隆：我不崇拜英雄，不过令我钦佩的人有不少。比如乌拉圭总统穆西卡。

　　斯派克·李：大部分是艺术家，比如詹姆斯·布朗，Prince，法兰克·辛纳杜拉，迈克尔·杰克逊，当然，还有纳尔逊·曼德拉。

　　瑞安·库格勒：我妈妈，还有刚果共和国总统帕特里斯·卢蒙巴。刚果民主共和国在1960年独立时，他是第一位被选举出来的领袖。

　　记者：做演员的经历对你们有帮助吗？

　　玛丽埃勒·海勒：我可能是所有导演里唯一一个没有上过电影学校的人，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甚至不懂分镜头——这个难题困扰了我很久。后来我逐渐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我了解演员们的心理，我也不惧怕跟演员交流。很多导演会惧怕演员，这是这行的秘密。

　　斯派克·李：确实，拿我来说，我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技术层面我知道怎么做。但是直到我拍第三部电影《为所应为》时，才能自如地和演员打交道。我害怕演员，因为我不够了解他们。

　　玛丽埃勒·海勒：我跟与我同辈的导演们交流后发现，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技术层面，他们能清楚地算出镜头卡在哪一帧；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演员按自己的想法表演。

　　欧格斯·兰斯莫斯：我很幸运，虽然我从没打算导演戏剧，在希腊做舞台剧的经历，让我了解了如何跟演员打交道，那是一次受益匪浅的经历。做导演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尽量不给他们太多指导，让他们自由发挥。

　　瑞安·库格勒：电影学校对我最大的帮助是收获了很多同行。包括路德维希·戈兰森，我所有电影的配乐都是他创作的；还有一位一直和我搭档的编剧。圈子是电影学校带来的最宝贵的东西。

　　斯派克·李：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上电影学院是因为能接触到货真价实的设备。欧内斯特·迪克森和李安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都是82级的。我们只是冲着那些拍摄设备去的，根本没人关心老师上课在讲什么，当然这是数字时代之前的事情。现在人人都会用iPhone手机拍电影。纽约大学的硬件比不上南加州大学，我们只有马丁·斯科塞斯、科恩兄弟和奥利弗·斯通。

　　记者：如果可以跟任何一位导演约饭，你们会请谁？

　　布拉德利·库珀：迈克·尼科尔斯。我真的很想见他一面。我看过他的采访，他说自己的导演生涯和演员生涯一样，不停地准备、准备，再准备。然后，在进场的第一天，把以前的准备工作都抛在脑后了。他给了我勇气去面对我自己的第一次。

　　瑞安·库格勒：我想见奥斯卡·麦考斯。

　　欧格斯·兰斯莫斯：约翰·卡萨维茨。

　　阿方索·卡隆：我没别的意思，但是当导演的人通常都很无聊。（笑）除了比利·怀尔德，他比一般导演有趣得多。

　　斯派克·李：我见过他。

　　阿方索·卡隆：你见过比利·怀尔德？

　　斯派克·李：对。不止他，我还和费德里科·费里尼吃过三四次晚餐。费里尼人很好，每年我到罗马工作，都会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会说“不如一起吃饭吧”。

　　玛丽埃勒·海勒：我的天，是不是无论什么人，你都敢一个电话打过去？

　　斯派克·李：希望在我的职业生涯达到某个阶段之后，真的能这样。（笑）

　　译/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