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视角看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概念并非中国首创，而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首次提出。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李希霍芬来到中国，发现了一条公元2世纪左右就存在的，从中国古都洛阳到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路线，他认为这条路线主要用于丝绸贸易，故命名为“丝绸之路”。

　　最早关于丝绸之路的文献记载来自《史记》。西汉外交家张骞为说服乌孙、月氏两个部族回迁祁连山，与大汉联合抵御匈奴，踏上了西行之路。经过这位外交家的不懈努力，中原终于意识到西域并非想象中的蛮荒之地，因此，张骞第二次出行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一次，中原独有的丝绸也向西发运了。通过外交，一批西国使者跟随张骞前往大汉朝贡，汉武帝龙心大悦，从此每年派出使团，源源不断地把丝绸运到西域。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愈发紧密，到汉宣帝时期，中央正式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地区包括今天的新疆和从巴尔喀什到帕米尔的一片地域。

　　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言而喻，但中国人几乎从未主动利用这条路获取利益；相对的，回鹘、阿拉伯商人途经此地，把丝绸贩运到波斯、罗马一带，成为了直接的获利者。丝绸一经传入西欧，立刻成为了上流社会追逐的奢侈品，价格一度比黄金还贵。正是这样的市场需求驱使了一批商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维持着这条路线。

　　安史之乱后，古丝路被切断，中国经济中心持续南移，海上商路逐步形成。在此之前，中国的海上从未开放外贸，还经常实行海禁、迁海，民间的海外贸易自然被长期禁止。元朝虽有一个短暂的开放时期，但朱元璋认为海外有敌对势力，在明朝实行了更严格的海禁——“片板不得下海”。清朝时，为切断郑成功与内地的联系，中央下令从辽东到广东，所有沿海要腾出20～50里的无人区，农田荒废，更谈不上海外贸易。

　　在严格的限制下，海上丝绸之路虽然存在，但能够利用其获利的中国商人微乎其微。上世纪在印尼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是一艘唐朝后期的船只，打捞后清理出 6万多件中国瓷器和大量中国钱币。这些瓷器质地粗糙，只有一套阿拉伯风格的瓷器比较精美，考古人员推测此为船主自用，而粗糙的瓷器和钱币仅仅是顺路带回的货品而已。

　　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船队几乎都有六七十艘大船，最远到达东非的肯尼亚。然而，在世界史评中，这次远航的意义远不如哥伦布的新航线。我们认为，这和两次航海的性质不同有关。郑和下西洋毫无疑问是中国航海史上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航海的重要目的是为永乐帝朱棣政权做宣传，到海外诸国赏赐天朝物产，带回各国的朝贡物品。相较而言，西方航海家发现新大陆，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发现，为人类的认知做出了贡献。

　　尽管丝绸之路早已存在，但中国古代却从未为其命名，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这与中国古代长期的“天下观”及“重农抑商”的传统有关。

　　王之涣的《凉州词》曾道“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中也写“西出阳关无故人”，代表了大多数古人对西域的印象。玉门关和阳关之外就是西域，唐朝人觉得春风都吹不到这片蛮荒之地，出去之后也再无亲友。所以唐朝时期，尽管西域是本国领土，但政府却毫不重视，甚至连军队、官员都是轮流驻守。

　　同时，古代的中国历来只有天下观念而无国家概念，庙堂和江湖都认为四海之内尚存许多还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无需统治，加上黄河流域能够产出足够丰富的物资，因此也无需了解外面的世界。在这样的观念下，古代中国根本不可能和周边开展正常的贸易交往，朝贡则成为了小国与中国交往的唯一方式。中国与周边小国的交往讲究薄来厚往，所以后者朝贡的积极性更高。

　　正因如此，今天的“一带一路”只是借用了丝绸之路名称，而不是要重建一条一模一样的丝绸之路。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提倡的“一带一路”并非重复历史，既不是同张骞、郑和一样完全出于政治目的，也不是像西方殖民者一般借海外貿易来侵略，而是建设一条全面开放的，旨在与他国友好合作的积极之道。

　　葛剑雄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