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与应对之策

　　【摘要】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多维分化，整体经济复苏步伐放缓，中国经济形势短期不乐观但中长期并不悲观，这一方面来源于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越性。这种发展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深刻理解和牢牢把握新时代宏观调控体系，力求短期见效，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力争长期有效。

　　【关键词】国际经济形势多维分化；中国经济中长期不悲观；近期措施与长期措施相结合

　　一、国际经济形势呈现多维分化局面

　　2018年至今，各国经济复苏步调不一，贸易摩擦成为热门主题，金融震荡，“黑天鹅”事件频发，国际经济形势纷繁复杂、多维分化，包括发达国家内部的分化、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分化、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分化三个方面，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美国经济“一枝独秀”

　　2018年第三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3.4%，上一季度为4.2%，为2015年以来经济增速最高的两个季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截至2018年12月，能夠提前3到6个月预判美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先行经济指数（ LEI）连续13个月保持上涨。该指标包括生产资料新订单数、ISM新订单、制造业工人平均周工作时间、标普500指数等。该指标上涨预示经济的扩张，但其增速自去年5月份以来连续两个月放缓。学界普遍认为，尽管近两个月美国股票市场波动较大，但LEI指数仍保持正向增长，预示2019年美国经济将延续增长态势，但增速将低于2018年，下半年增速低于上半年。失业率运行在3.7%到4.1%区间内，为1960年以来最佳表现，经济危机前这一数据常态化保持在4.5%左右。尽管2018年经历了四轮加息，一般CPI依然连续15个月保持2%以上的增长，12月的1.9%符合预期，其峰值在2018年6、7月份达到了2.9%；核心CPI在2018年7月涨幅达2.4%，为2008年以来最佳表现，表明其需求端旺盛、经济活跃。因为核心CPI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变动，更能反映由需求上升而引起的物价上涨。

　　金融市场方面，美国国债利差缩至10年来的最小值，3年期和5年期国债于2018年12月上旬出现“局部倒挂”。纵观近几十年美国债券市场，每一次倒挂现象的出现都精准预测了下一轮经济衰退。三大股指波动指数超过20的交易日数量远超2008年以来平均水平，说明投资者预期未来股票市场波动剧烈。虽然宏观经济数据颇为可观，但金融市场情绪悲观。

　　近期，美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略有波折，能否形成增长趋势线仍然存疑。美联储坚定进行2015年以来的第九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运行区间达到2.25%-2.5%，经济热度进一步降低，扩大投资进行再生产意愿萎缩，特别是减税红利被部分冲销。虽然特朗普有所准备，大基建计划将于2020年上马，但其中期选举丢掉众议院，后者或将严格限制美国政府赤字，项目落地进程受阻，并且能否用2000亿联邦基金撬动1.3万亿美金州政府和私人部门投资，还需时间的检验。此外，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为加征的关税买单，由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效率提高逐步衰减。但美国经济体量大、活跃度高、创新能力强，长远来看，其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还将维持较长时间。

　　（二）日本经济“稳扎稳打”

　　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日本GDP季度环比增速保持在-0.6%到1.3%区间内，同比增速在-2.7%到5.3%区间内，震动幅度为金融危机以来最小，且绝大多数为正增长，仅有三个季度为负增长，2018年占其中两个。2018年一季度环比增速为-0.3%，同比增速为-1.3%；2018年三季度环比增速为-0.6%，同比增速为-2.5%，具体来看，这两个季度私人消费与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增速下滑幅度较大，尤其是第三季度，私人企业设备投资下降显著。这说明日本制造商开始感受到贸易摩擦带来的压力，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较大影响，PMI12月份出口订单指数从11月份的50.8下降至48，国际需求收缩较快。同时，日本国内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灾害，降低了消费者信心。

　　然而，虽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日本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额占GDP比重近20年来都在±4%以内，近四年维持在±2%以内。同时，自2011年以来，历次私人消费需求在相对较大幅度收缩后都会在下一个季度有相当程度的反弹，负增长情况从未连续出现两个季度，且私人消费需求长期以来稳定占据日本产出的一半以上。内需是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绝对力量，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强。此外，日本的失业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都奠定了日本经济“稳扎稳打”的主基调。因此，宏观经济数据的波动并没有影响国际投资者对日本经济的信心，外汇市场上日元成为2018年最强势的主要货币，日元对美元汇率年内累计升值2.7%，日元对欧元汇率升值7.58%（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下同）。

　　（三）英国经济“稍有波折” 2018年英国经济形势一直被脱欧进程左右，前三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别为0.1%、0.4%、0.6%，虽然增速稳步攀升但也在经济危机后、脱欧公投前经济发展最好时期的0.70/0-0.8%区间外。2018年6至8月失业率降至4%，为40年来最好水平。然而，若与欧盟在2019年3月29日之前未达成脱欧协议，英国将面临无协议脱欧，40年间建立的合作制度、法律制度将不再存续。规则的坍塌无疑将给双方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带来巨大负面影响，英国国内企业和国际投资者信心双双下降。2018年英国企业投资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分别为-0.7%、-0.4%、一1.1%；居民与服务组织最终消费支出连续6个月负增长，且跌幅逐步扩大，2018年三季度为-2.3%，均为金融危机以来最差表现。

　　金融市场方面，201 8年英镑对美元汇率年内累计贬值5.59%，英镑对日元汇率贬值8.090/0。汇率的变动与脱欧的风险性使净出口额波动更加剧烈，一方面，贬值并没有促进出口，2018年三季度，英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同比下降0.3%，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增长1.3%，同比增长0.2%；另一方面，英国对欧盟以外国家的进口量逐月攀开，2018年10月对非欧盟国家进口量增长6%，其中，挪威长32.5%，美国增长11.3%，中国增长9.3%。因此，虽然物价连月以来保持20/0以上的温和上涨，但总的来看加息动力依旧稍显不足。12月21日英国央行决定维持0.75%的基准利率，以支撑其经济发展。未来，受脱欧进程及结果的影响，英国经济将“稍有波折”。

　　（四）欧盟经济“不容乐观”

　　欧盟成员国发展水平差异大，除英、法、德以外的其他国家经济基本面都比较差，“欧猪四国”债务率依然很高，英国脱欧也干扰了欧盟经济复苏。同时，难民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极右翼势力抬头，国际投资纷纷撤离，打乱了欧洲经济恢复发展的步伐。欧元区GDP同比增长自2016年四季度达到0.8%的高位后阶梯式下跌，2017年四个季度0.7%，2018年第一、二季度0.4%，第三季度跌至2014年以来的最低点0.2%。进口额与出口额都创历史新高，然而净出口量却结束了英国脱欧前波动上升的趋势，在达到2015年7月的历史峰值300.79亿欧元后一直难有增长，在2017年1月一度出现贸易逆差。失业率降至2008年以来的最低值8.1%，延续近5年的下降趋势，这是唯一表现较好的经济数据。

　　2018年5月份以来，欧盟CPI -直保持在2%以上，近两个月有所下滑，11月为1.9%，12月为1 .6%；核心CPI -直不高，在1%左右徘徊。尽管经济复苏放缓、交易并不活跃，欧洲央行依然于12月14日宣布结束QE，保持零利率不变。此举虽然不能引起市场突然转向，但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利差扩大、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资金持续撤离欧洲市场，欧元进一步贬值的趋势不可逆转。2018年欧元对美元汇率年内累计贬值幅度达4.42%，欧元对日元汇率贬值7%。后金融危机时代，欧盟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五）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

　　相对而言，中国和印度近期在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形势较好，经济增长速度较为稳定。印度GJDP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8年前三季度分别为7.7%、8.2%、7.1%。同时，其通货膨胀水平也比较高，常态化保持在5%以上，但11月份仅为2.33%，主要由于食品价格降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值。如剔除这一因素的影响，其通货膨胀率将远远高于该值。其余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形成股债汇三杀。去年8月份阿根廷、俄罗斯、土耳其三国集中爆发货币贬值危机。

　　2018年发达国家集体内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现象明显，各国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与复杂，金融市场情绪普遍悲观，全球除印度市场外所有主要股指巨幅下挫。对中国而言，这种多维分化势必将对出口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合作不确定性增加，加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势力大大增强，预计未来我国贸易顺差将进一步缩小，外汇储备承压。同时，美联储持续加息、欧盟结束QE，也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运用施加了新的约束条件。

　　二、中国经济形势短期不乐观，中长期不悲观

　　从数据来看，近期中国经济形势并不乐观。2018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速为6.4%，为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全年GDP同比增速为6.6%，低于上年6.8%的增速。1-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5.9%，回落1.3%，只有房地产投资数据相对乐观，保持稳定增长，这也是投资保持正增长的主要动力。制造业投资增速连连走低，基础建设投资增速急剧下降，2018年同比增长3.8%，回落15.2%，且地区差异明显。某些省份基础建设投资速度明显放缓，内蒙古几乎为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略低于上期的9.4%。必需消费品的增速在可选消费品之上，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对于可选消费品的需求几乎没有弹性，而CPI保持上涨。真正体现社会成员消费态度的可选消费品，其需求低于二者平均水平，例如汽车、手机等销售数据滑坡明显。出口方面，净出口额下降18.3%，贸易顺差进一步收窄，11月出口额同比增加5.4%，环比降低0.1%，贸易摩擦的影响逐步显现。过往几个月，国内企业抢出口、美国企业抢进口，出口数据较为平滑，预计2019年1、2月份将有较大滑坡。投资、消费、出口，需求端三方均无优良表现。供给端方面，2018年12月PMI官方制造业为49.4%，跌至荣枯线以下，官方非制造业为53.8%，多个分项指标创三年来最低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1月增速转负，为-1.8%，为2016年以来首“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持续走低，12月份小幅回升至5.7%，但11月同比增速仅为5.4%，为近十年来最差表现。

　　2018年12月CPI同比增长1.9%，上期2.2%，PPI同比上涨0.9%，上期2.7%，需求收缩导致物价水平回落。2018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余额同比增速为13.5%，比上年同期高0.8个百分点，投资信贷年末小幅增加。外汇储备12月的数据为3.07万亿美元，与2018年年初相比下降2.81%。股票市场低迷，2018年上证综合指数、深证成分指数跌幅在全球主要股指中排第一。

　　短期不乐观的情况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一）杠杆问题

　　所谓降杠杆主要是指降低债务率。首先，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过高，截至2018年11月末，債券市场托管国债余额14.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18万亿元，而据IMF估算，以地方政府信用为背书的企业的隐形债务约为显性债务的2-3倍。其次，央企、国企的杠杆率过高，相比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容易得到银行贷款，其负债规模甚至高于政府部门。此外，居民部门，尤其是二三四线城市的居民部门，债务率快速上升，这是由近年来中国进行的“棚改”、“去库存”所致。据2018年12月央行公布的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对其他居民部门的债权为47.3万亿元人民币。三者加总中国整体债务率超过300%，但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偿债能力并不强。

　　（二）资本市场与资产定价问题

　　2018年沪、深市值蒸发近30%，证券贬值，债券市场留给中小投资者的市场间债券市场规模小，仅占债券总量的十分之一，P2P不断暴雷，理财产品所包装的资产不透明等问题严重，投融资体系亟待完善。同时，过去一年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5.34%，人民币对日元汇率贬值7.89%，刺激了出口，冲销了贸易摩擦引发的关税上浮，但由此产生的资产重新定价与国际套利问题不应忽视。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特朗普上任以来，在其零和博弈思想的主导下多次挑起贸易摩擦，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势力对抗。尽管近期中美达成了系列共识，但矛盾依然存在。在中美经济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背景下，两国企业和居民的生产和消费生活受到消极影响。

　　（四）房地产走向问题

　　“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如何为中国经济松绑就成为了关键问题。2018年以来，中国房价总体保持基本稳定，但在经济增速放缓、减税使政府收入下滑而刚性支出需求不减、房地产税呼之欲出的背景下，房价的走向难以预测，中国房地产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叠加。

　　短期从各种数据指标来看，目前中国国内经济形势不太乐观，但我们认定中国经济中长期不悲观。这种信心既来源于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亦来源于中国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越性。

　　规律的必然性是指，如果将时间线拉长，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经济周期都必然要经历萧条，也必然会经历繁荣。跨越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根据GDP增速可被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978-1984年、1984-1992年、1992-2007年、2007年至今。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济周期的不断拉长，经济增速的变化幅度趋于和缓，一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初期的大起大落。在各国利益博弈日益激烈、金融市场波动传导性极强的复杂环境下，不得不说，中国宏观调控手段正逐渐走向成熟与精准。同时，产业发展动力不断优化升级，经济结构的稳定性也有了较大提升。经济不会永远保持高速增长，这与客观规律相违背。宏观调控能做的是进行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推动内部结构调整，在保持物价稳定、币值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供需基本平衡和经济增长。

　　规律的必然性亦指，客观规律必然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找准引起规律变化的动因是解决问题的先手棋，中国在理论方面已走出占据优势的第一步。根据传统宏观经济学经典理论，长期而言，随着人口增长、科技进步、资本累计，经济增长是必然趋势，但短期内经济周期运行路线并不与长期趋势线重合。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者构成一个完整的周期，前文所述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也与之相吻合。这便是所谓的周期性因素，其出现的根本原因被认为是供给与需求的失衡，而恰巧均衡状态往往转瞬即逝，总量性因素的不匹配是经济运行的常态。经济调控的对策也都是以对总量性因素的加减为出发点来制定。就中国而言，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周期性和趋势性因素相互叠加。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端，而供给端结构性失衡是一个长期性问题，简单加减需求或供给不能起到曾经的效果。因此，现阶段，要同时关注短期与长期影响因子，同时关注供需总量动态平衡与结构优化，分别提出短期对策与长期举措。找准根源问题，提出应对之策，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前景可期。

　　规律的必然性更是指，经济要在短时期内实现全方位跨越式发展，要经历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的换挡。先把蛋糕做大是许多国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行为。根据可查数据，二战期间的美国，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在200/0以上，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6%以上已算超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来，其经济增速徘徊在4%及以下；平成景气时期的日本，经济增速一度达到6.67%，而2000年以来通常运行在0至10_10的区间。

　　三、中国应对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的措施

　　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局势，具体的举措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既要着眼当下又要谋划未来，既需要“立竿见影”的近期措施，又需要能够不断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长期措施，也就是宏观调控与不断改革创新相结合。

　　当下，需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举，进行逆周期调节，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

　　相较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更加侧重对经济总量进行调节。在现阶段经济增速放缓趋势明显的背景下，需要将各种货币政策灵活组合、定向调控，最终达到为整个实体经济降成本的目的。目前，要使货币政策最大程度发挥效力，首先要稳政策，保持一定程度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发挥货币对经济的润滑作用。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引导资金流入小微企业。近期央行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TMLF）即是如此。其次要稳杠杆，进行信贷结构性调整。但降低风险较高部门的杠杆率不可操之过急，要控制增量，逐步消化存量，并且在实际调控过程中，不应提高杠杆率本就不高的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再次，要稳外汇，在金融市场体系还未完全成熟但经济体量很大的情况下，为保持外汇市场以至整个资本市场的风险总体可控，应继续进行一定的资本管制，同时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加快国际化进程。最后，要稳资产价格与资本市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制度体系，调动各类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并引导多元化投资分散流动性。央行近日降准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取向发生改变，据估算，降准将释放约1.5万亿元可贷资金，置换中期借贷便利（ MLF），实际净释放资金约8000亿元。此举可以有效增加小微企业可贷资金，并且直接免除银行对央行付息成本200亿元，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

　　相较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则更加注重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政策效果的显现具有时滞性。财政政策的发力主要集中在财政的一“收”一“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支出方面主要体现为政府支出的增加，以投资拉动需求增长，其资金多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大體建成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基础设施规模的情况下，运用“增支”的财政政策时应更加注重“补短板”，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大高科技投入，不能再撒“胡椒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收入方面则体现为政府收入的下降，也就是减税降费，增加企业留存收益、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与投资。近期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措施，如降低增值税税率，改革个人所得税。财税改革还将继续。中国经济运行成本仍高于其他市场化发达的国家，未来，中国还需侧重降低某些行业、领域的企业所得税，其主要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加企业收入改善其财务状况，更在于增强其盈利能力，调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增值税改革还需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尝试将原材料成本和工资从经营收入中进一步抵扣，增加企业留存收益，提高其投资意愿；进一步推进社保费改税改革，保证企业总体税负不上升，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同时，为保障财政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与调控力度，财政收入水平不能出现较大滑坡，这就需要在“减收”的同时，革新税制与个别税种，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如房地产税或者空置税的开征，消费税科目的更替，水资源费改税等等；合理划拨国有资产，补充部分财力不足；提高财政资金利用率，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短期要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稳经济，长期要以改革、开放、创新培育经济增长的不竭内在动力，改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有计划地逐步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双轮驱动创新。这也是改革开放40年创造“中国奇迹”的成功经验。

　　改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举措。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成就已清晰印证了这一点。而全面深化改革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展开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因此，要将财政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并贯穿国家治理始终。要坚持财政现代化改革，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财政收入体系，形成趋于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与此同时，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搞活实体经济上；坚持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坚持金融领域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继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坚持在改革基础上的开放。要有计划地进一步拓宽开放范围和层次，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强与世界各国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放宽市场准人，加大引进高精尖技术力度，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管理，允许更多领域独资经营，统一门槛，增强国内企业竞争意识，提高经济运转效率；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的稳定有利于资本的引入，有利于与国际合作协议的积极对接。对内要提升中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对外增强国际话语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产出是由生产要素和生产函数共同决定的，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生产函数代表了技术水平。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创新，就是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前所未有的重新组合，从而提高产出水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源于创新的非连续性。现在中国正接近一个发展周期的尾声，进行经济体内部结构性优化也不能突破现有生产条件的“天花板”。因此，要彌补发展周期之间的断层、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唯有创新。其内涵既包括科技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创新，应双轮驱动、持续发力。

　　极大改善和提升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源于重大的科技创新。在工业4.0浪潮中，要引导支持新技术、新科技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培育壮大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新兴产业，积极稳步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降低生产成本，把“互联网+”从业态上升为理念。

　　体制机制创新是科技创新乃至一切创新的保障，要有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要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涵盖，对所有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进行创新，包括科技创新、经济创新、政府治理创新。而政府治理创新的重点是政府主导的政府管理方式创新，以期从最根本处释放创新活力，最大限度地对那些为社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创新成果给予奖励。

　　保护知识产权是激发创新活力的基础。要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切实保护权利人的智力成果；要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提高侵权成本；要调动全社会的创新积极性，真正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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