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見“鮮”日到何時

　　曾幾何時，孩童們跟隨祖母到街市購買鮮肉的光景，是三地居民的回憶；曾經，慣見雞販用“口吹尾”的方法挑選活家禽，是殘留在上世紀的生活片段。但在本世紀，澳門經歷過一次又一次的“恐襲”，讓我們的集體回憶都冲刷得銷聲匿跡。

　　恐怖襲擊的手法素來層出不窮：有的使用自殺式炸彈襲擊；而有的則把人質縛起斬首示眾，還要上載到YouTube或雲端之中，任人觀看。不過，在各國地區遭受恐襲困擾的同時，在人口極為稠密的港澳地區之中，竟也無獨有偶地倖免此類事件，實在是謝天謝地。也許在本年5月，鄰埠的上水屠房，工作人員前後兩次戳力撲殺上千萬豬隻，全民頓時被逼“戒豬”，與伊斯蘭世界不吃豬的誡命不謀而合，因而感動了該教群眾亦不出奇。當然，這並非事實真相，而非洲豬瘟才是真相。

　　一切人為的恐怖襲擊，也比不上一次病毒或細菌蔓延肆虐。例如：豬流感、禽流感、伊波拉病毒和登革熱等，都在這十年間奪走了數以萬計的人命和其他動物的生命。而執法部門的對應手段，絕對比IS組織和阿以蓋達武裝分子的槍炮還要恐怖殘忍。他們不只局限在刀槍的橫向式單一殺戳，但凡地區食監部門從食用禽畜樣本進行測試時，倘在病毒化驗中呈陽性反應，哪怕只是發現在一隻樣本身上，都需要全數撲殺。家畜只好被人抽起，活生生地被勒死，或在黑膠袋裡被密封，動物因缺氧而無力掙扎，統統緩緩地死去。其餘的捕殺、毒殺就不在話下。禽畜的大量損失，對畜牧者固然是無辜、無奈與無情，家畜的場主雖然能夠活命下來，但他們還得要面對收拾爛攤子，向政府索償患有患無的經濟補貼，有時候，在心情上比痛快地死去更難受。另一方面，執法者也是不情願地處於施虐角色，即使港澳兩地平常如何宣揚愛護動物，但面對禽畜的病毒來襲，只好採取“有殺錯，無放過”的心態去鐵石心腸地殺生，令人不禁捫心而問：這種社會現象是“正常”嗎？

　　據本澳3月官網報道，截至2018年底的數字指出：由市政署監督的活豬屠宰量達11萬3千頭，前比增長近3.6%，當局定義為“穩步上升”，這政績成果與香港5月份活豬供應的表現構成強烈對比。加上過往，對普通市民而言，只會用“每斤”來計算豬肉價格，也多虧這次豬瘟來襲，連尋常老百姓也開始懂得以“每司馬擔”來討論起來。這明顯是市民對資訊的普遍掌握和公共衛生的高透明度，成為了造就整個社區穩定和安全的關鍵所在。其實，在屠房內“殺戳”是常常發生的事情，或許因此“撲殺”沒有惹人緋議的餘地，連在上水屠房無人飛機的採訪拍攝也沒有噱頭搞起來。反而，豬肉價格是市民關心的問題。

　　有見於此，為了保證活豬供應、穩定豬肉價格和融入大灣區發展大方向，三地確切有“鮮肉互補”的“引渡”需要。例如：並不是把有問題、犯了事的豬隻“引渡”；而是反行其道，將有問題、涉及發瘟發病的豬隻，無須引渡，實行就地處決；而需要“引渡”的，是沒問題而又健康的禽畜，以穩定各地各區的鮮肉供應，從而恢復食用者信心。在宣傳方面，則不用勞煩50、60後的明星名人前來協助了；大可破格引用80、90後的素人歌手新力軍，以合唱形式發揮和配合其“鮮肉”的形象，風靡師奶大眾之餘，又可以安撫她們擔憂肉價上漲的情緒，更可為一些年青人提供“復活”的就業機會（意即恢復活家禽供應的簡稱），相信這些“引渡”一定成功受到廣泛食家的歡迎，並且讓所有畜牧者恢復職業和收入。而且重點是：不用驚動立法，只需要監察部門和供應商繼續依法辦事就可以解決了。三地既然在地理環境上互為鄰居，其實，又豈容有隔岸觀火之理。只可惜，這套方法即使實行，也難以引申至恢復活雞供應身上。

　　自80、90年代，在三地交往頻密又千絲萬縷的關係中，不少港澳的小康家庭，或是珠海、琛圳內地的家庭，也鬧出不少“二奶”問題。主婦們仇視情婦陣形，形容她們為“妓”（與雞同音），因此，瘋牛癥肆虐時，活牛最終恢復供應；非洲豬瘟，活豬終有供應的可能；其餘的蔬菜、魚介類都有相似經歷，就唯獨活“雞”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連鄰埠屯門公園出現“大媽獻唱”，為聽眾的娛樂性互動，令當地居民發指。雖然公園內聽得男性長者們如癡如醉，卻激起了大批年輕人和婦女出來遊行表達不滿，橫額上引用了政府在街市常用的呼籲名句：“勿摸活家禽！”。回想本澳，自2017年5月的活禽絕跡開始，當時的民政總署已經明白連“冰鮮雞”也有禽流感風險。即使這場“冰鮮”行動已超過了兩年，但當局從未有打算或“吹出”解封的跡象。看來三地平民還是對這種動物持有特殊情意結，是已經根深蒂固，執政者無論是男是女，也當謹慎被人捕風捉影，取笑諧音，弄得至今竟也沒有一個肯站出來為活雞隻發聲，看來，今年不只是“豬”犯了太歲，而雞則是“長期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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