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大潮中的理论家们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千秋大业，关乎全民族当下的福祉，关乎华夏文化的万代传承。

　　邓小平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当之无愧。在他麾下各个领域，都有一大批孜孜不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为改革开放设计了许多智慧的方法和有效的实现途径，他们都为今天的大好局面做出了有重大意义的贡献。

　　从总的方面看，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是将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把原来全国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由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转型为按价值规律要求运行的市场管理机制。这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所遇到的问题和难度不可谓不大，所涉及的面不可谓不广。在这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中，有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占据着经济理论战线最醒目的位置，他就是孙冶方同志。

　　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他从1956年以来就一直坚持的观点。他从来就没有在这个观点面前后退过一步，即使在文革期间，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也仍然坚持这个信念。改革开放以后，孙老仍然矢志不渝地思考和宣讲这个观点，并与各个经济理论战线的专家交流，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改革实践活动，他当之无愧地是宣传价值规律的第一人，提早为改革开放准备好了最基础的思想资源。

　　让价值规律而不是长官意志在经济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集中表现在让社会各种资源在社会交换中不断增值，各种资源的增值就意味着社会财富越来越丰富。这个演绎、这个过程的空间，就是我们现在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维护好这个市场，让市场活动稳定有序地进行，就需要有宏观经济的操盘手，他一定要深谙价值规律的内涵和精髓，这个操盘手组合中，吴敬琏是发声最多的一个。

　　改革开放初期，吴敬琏同志发现许多有悖经济规律的做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很不利，这是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得不够深刻造成的。吴敬琏就像一位站在市场经济“演武场”最高位置的市场监督员，一旦发现问题，便马上指出来引起人们的广泛警觉。例如，他发现有的地方甚至公开鼓励“不要坐等中央红头文件，让各单位自行试点，实际上是听任他们各行其是”（《吴敬琏改革论集》第28页），他严肃地指出：“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央对改革积极而又科学的领导和组织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应当重新确立起对改革的领导权威，整肃组织性与纪律性。使改革能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健康地进行，少交‘学费，少走弯路。”

　　他还指出：“当前社会上，一个普遍的偏见，认为商品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是私有经济，主张把放开看作是改革的唯一目标，在政策设计上，往往放开一头，管住一头，给小企业以各种优惠条件，而很少考虑到大中型企业所受到的冲击和挤压。”

　　针对将要对宏观造成经济失衡危险的“双轨价格”，吴敬琏指出：“双轨价格，刺激了企业超产的积极性。但是，从悬殊的差价中得到好处最多的，还是那些低价进高价出的单位，和转手倒卖的中间环节，由此产生了以小挤大、以劣挤优，以及从差价中牟取暴利的行为。显然这对社会效益的提高也是十分不利的。”（见同书第29页）

　　改革开放的重头戏集中在对企业体制的改革上，在这方面思考得最深邃的是厉以宁同志。国有大型企业要继续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而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怎么办？厉以宁认为：“要把国有经济保持在适当的但是必要的范围内，要扩大非国有经济的比例，包括非公有制的经济的比例。”（见《厉以宁改革论集》第141页）他进一步指出，除了要促进私人投资外，还要把一些中小型国有企业卖给私人投资者。在他提出这个主张的时候，这无疑是一种很超前的认知。实践证明，这个大胆的建议能在很大程度上活跃全国的商品市场。厉以宁还开创性地提出了“职工持股制”的设想。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一般得不到国家和政府工程的订单，需要到市场上“自找食吃”，这就有一个运作的机制问题。解决的办法多种多样，厉以宁提出职工持股是最可行的一种：“职工持股制属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性质，不仅国有小企业可以向职工持股制转化，而且原来的集体所有制更有可能向职工持有制过渡。”广大中小企业，如果职工持有制占到一定比例，将非常有利于市场各种资源越来越趋向平衡和稳流，可以有效地克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商品“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现象，也决不会造成后来那样社会商品超过需求过多的“高库存”的现象。

　　把单独的国有成分改造成多种所有制成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功建立的证券市场的有利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厉股份”的厉以宁教授在建立有战略意义的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方面功不可没。以前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股份制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所有制，实际上，当一个个企业在股份制相应制度的安排下，实际上在实现去私人化的過程中，股份制企业慢慢地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所有制”，投资者如果想让自己投入企业的资金保值增值，必须考虑社会的需求，尊重管理层的意愿，并要充分照顾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已经与当初必然走向垄断的纯资本主义道路分道扬镳了。这个能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因素的好方法好制度，资本主义可以用，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为什么不能借用过来呢？事实也证明，最终受益的首先是我们日益强大的国家和占总人口多数的普遍老百姓。

　　改革开放的重点是集中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城市，但是作为一个传统的以农业为本的民族，广大农村有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群体，如何使他们转型为新型市民，乃是一个巨大的难点。为此，中央从1982年起，连续5年颁发“1号文件”，表明了中央政府对改造三农难题所下的决心。杜润生，这位老革命家出身的农业问题专家，就三农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主张。杜老说，他的脑子里始终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如何能在本世纪中期转移出去两亿左右的农民，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问题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最好的经验是建立农民协会。”前一个问题，现在看来已经不称其为问题了，但是后一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的环境条件。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让农民习惯于散漫地生活和生产，而无法有效地组成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看来这需要先把农民的身份转化为新市民以后，才能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而留在农村的人口，则需要用现代生产方式组织起来，以后再进一步进行组织改造的制度安排。杜老治理三农的思想，都已经融入了连续几个中央“1号文件”中。据参加起草“1号文件”的同志介绍，在开始研讨三农问题时，有些省份的一把手对包产到户的提法表示“不明确支持”，杜润生就与万里等同志仔细商量了一下，最终形成了1980年75号文件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个对以后三农制度改革影响重大的纲领性文件。从1982年开始的五年，每年的“1号文件”都是在积极贯彻这个文件的精神，并不断有所增益和创新。

　　我有幸在80年代参加过杜老组织的农村改革基础调研工作，我们这个调研小组一行四人到河北大城县调研原来社办企业的改制问题，叫“农村费改税调研小组”，组长是杜岩，后来他是中国社会调查所的所长，其他二人是李晓西和王大戎，其中李晓西后来活跃在中国经济理论界并小有影响。

　　杜老名如其人，总是温文尔雅和气待人。希望后代人永远不要忘记杜老下面的这句话：“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深刻的至理名言，也是对杜老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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