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是原点 平生学研为实践

　　本期文艺家：彭定安（1928— ），江西鄱阳人。曾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后转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先后任所长、副院长、研究员；1993年离休后应聘东北大学创办文法学院并任首任院长、教授。现为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辽宁省社科联和文联、作协顾问。首批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辽宁省委省政府命名优秀专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鲁迅学、艺术心理学及文化学与文化社会学。代表作有《鲁迅评传》《创作心理学》《鲁迅学导论》以及三卷本长篇小说《离离原上草》等。著作结集为《彭定安文集》25卷共800余万字。

　　刘玉平（以下简称刘）：先生，这次访谈，我们想先从您即将问世的多卷本文集谈起。请您先介绍一下文集的相关情况，这样有助于理解您的学术研究的总体情况。

　　彭定安（以下简称彭）：我的多卷本文集，一共25卷。它们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第一卷名为《雪泥集》，是1978年我进入学术研究机构以前的作品选集，其中有几篇“少作”—1948至1949年在南昌进步报纸上发表的影评和短文。大部分则是1950至1978年的作品。这一卷，纪念意义更大一些。

　　《永生的战士》与学雷锋活动的兴起

　　《雪泥集》中值得一提的有两篇关于鲁迅的文章，特别是195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而作的长篇连载《鲁迅的一生》。这是我五次全面书写鲁迅生平、思想与作品中的首次，所以可以说是我终生从事鲁迅研究的开端和滥觞。

　　再有应该提到的是报告文学作品《永生的战士》。它发表在1963年1月8日的《辽宁日报》上。这篇报告文学，是在雷锋因公牺牲后不久，以“拟传记”的形式，第一次全面、系统、热诚地抒写了雷锋短暂而伟大的一生，并且提炼、总结了“雷锋精神”是“伟大出于平凡”，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即“助人为乐”。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当天就引起了轰动。不久，《中国青年报》转载了此文。3月5日，毛泽东主席应《中国青年》杂志请求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题词发表后，全国兴起了持续至今的“学雷锋活动”热潮。

　　刘：我还记得有报道称：“33岁记者笔下的雷锋这样走来：彭定安一篇报道使一个响亮的名字广为人知。”

　　彭：对，那是《哈尔滨晚报》的报道。他们是为我“正名”呢。报告文学发表时，我因客观原因，不能署真名，用了“波阳”（我故乡“鄱阳”的谐音）这个笔名，却署了只提供了资料而没有参与写作的人的名字。所以人们以为他是作者，而不知道是我。不过我在2007年第12期的《百年潮》上发表了《“学雷锋活动”是怎样兴起的》，应该算是为“历史”正名了。

　　“鲁迅世界”的探索与鲁迅学的创建

　　刘：请您再介绍一下文集其他卷的情况。

　　彭：文集第2到第15卷是学术专著，它们涉及多个学科。第16到21卷是论文集，它们分别是鲁迅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评论、美学与艺术评论、文化学与文化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学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论集。第22卷是散文集《秋日的私语》。第23至25卷是三卷本长篇小说《离离原上草》。整部文集大约800万字。

　　刘：文集的情况，反映了您的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范围。能否请您简略介绍一下您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情况？先从鲁迅研究谈起，可以吗？您的鲁迅研究在国内外均有影响，有论者指出，您是“‘鲁迅世界的探索者”和“鲁迅学的奠基人”，这应该怎样理解？请您从整体上谈谈您的鲁迅研究的思想和理路。

　　彭：好的。所谓“‘鲁迅世界的探索者”，是指我從《鲁迅的一生》（1956）和《鲁迅评传》（1982）问世起，曾经五次全面抒写鲁迅的生平、思想、创作和著述；也指我的鲁迅研究著述中，有一部68万字的“大著”，书名《走向鲁迅世界》（1992）。这五部关于鲁迅传记性的著述，还有其他九部鲁迅研究专著，都可以看作是对“鲁迅世界”的解读、诠释和论证，也就是对“鲁迅世界”的探索了。

　　我的“‘鲁迅世界探索”的特点和学术个性，可以约略做这样的概括：总体上，我在“以广阔的历史—社会—时代—家族为背景并结合鲁迅独特生活经历与心灵历程”的视角下，探索和描述“鲁迅之诞生”与“鲁迅的世界”，并陈义“鲁迅如何做人以及教我们如何做人”。在此基础上，解读和诠释鲁迅的思想特色、艺术思维、创作心理以及作品的思想创获、审美特征与社会效应。在社会学、文艺学、美学、创作心理学、传记学以及接受美学与比较文学等多元化、跨学科基础上，构筑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鲁迅世界及其作品的诠释框架与理论范畴。有评论认为：我的系列研究著述，对“鲁迅世界”的研究与诠释，具有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领域，具有新的开拓与建构。而且，著作的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富有理论色彩，语言生动流利，并具“自身情怀”。有论者1993年2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论《走向鲁迅世界》时指出：“作者兼备诗人与学者两种素质，著作熔诗情与学术于一炉。”

　　刘：请您概略地说说您的鲁研论著中独具特色并且是由您“开辟”的“鲁研”新界域。

　　彭：综合地和概略地说，有这样四个方面、四个论题：一是对“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的研究；二是“鲁迅创作中‘狂人家族”的提出和论证；三是“学者鲁迅”的论述；四是“鲁迅创作心理”的发展、形成与特色研究。

　　第一个论题，有专著《突破与超越—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问世。其论旨主要是：鲁迅不是什么“天纵之圣”，而是在统一的时代精神与历史条件下，和他的同时代人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同成长的。不过他却有突破和超越，走在时代和同时代人的前面，站在比同时代的人更高的层次上。有评论指出这部论著，开辟了鲁迅研究的新界域、新群落。季羡林先生收到我奉呈的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研究鲁迅者多矣，似这样研究的还不多见。这是一部有意义的书。”

　　刘：记得先生1982年在大连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习班上，以“鲁迅的狂人家族”为题讲学，引起轰动。这个论题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彭：我提出，在鲁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系列，构成了一个“狂人家族”。这里的“狂人”，不是“疯子”的概念，而可以称为“被人视为疯子的人”，或者称为“被逼成了疯子”。比如章太炎就被称为“章疯子”。总之，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满现状，期望改变“这世道”，包括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闰土的“摇头”与“慨叹”。所以说，他们构成了一个要求：希望改变现有制度和社会状况的“狂人家族”。这是鲁迅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文学典型创造上的体现。

　　刘：关于评论所肯定和赞扬的您的鲁迅研究中的“自身情怀”，应该怎样理解？

　　彭：我读鲁迅，主要不是在书斋、图书馆和研究室里，而是在风雨载途、生活艰困、精神迷茫中阅读，是在“读鲁”中，寻求精神支柱、思想明灯、人生指归以至生命体验；而且，更是由此去读懂中国的历史、社会、人生。鲁迅作品是我艰困生活中的“绿洲”。我阅读和研究鲁迅，是和着“精神的血泪”的。这种阅读以及研究，不是冷静的，更不是冷漠的，也不是“纯学术”和理性的，而是带着深厚的、切身体察的感情的，是情感的理性化、理性的情感化。鲁迅研究不仅是我的学术文化之路，而且是我的心灵之路、生命历程的记录与表现。这也许就是评论赞许的我的“‘鲁研著述”中的“自身情怀”吧。

　　刘：所以辽宁省文联原主席牟心海先生在他的著作《彭定安的学术世界》中，赞许您的鲁迅研究时说：彭定安研究鲁迅“已经50多年了……这种研究是与他几十年风雨坎坷的经历，几十年对于社会生活、民族命运、人类生存的种种境况的亲身体验和思索的思想、感情相融合着的。”“鲁迅研究同他的生命历程、思想发展、人格形成是血肉相连的。”

　　彭：的确如此！鲁迅是我的精神导师和人生引路人。

　　刘：那么，关于“鲁迅学的奠基人”，怎么理解呢？

　　彭：说是“奠基人”，过誉了，我愧不敢当。只不过我是第一个在书面上正式提出“建立鲁迅学”倡议的人。听说，老一辈学者、著名翻译家、鲁迅研究家戈宝权先生在我之前，口头提出过此议，只是未曾有附议和产生影响。我未听说过戈先生的提议，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体察，想到英国有莎士比亚学、德国有歌德学，中国应该有鲁迅学，而且已经具备条件了。所以在1981年书面正式提出《一个建议：创立鲁迅学》，发表在我所创办并主编的刊物《鲁迅学刊》上。此后又多次论述鲁迅学的形成历史与其内涵、特征和结构等，还发表了《鲁迅学：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等数篇重要论文，为鲁迅学的理论体系的建设，奉献了一己之力。现在，鲁迅学已為学界认同并有有关鲁迅学的论文与《鲁迅学史》等著作问世。

　　鲁迅研究与鲁迅学的关联与区分

　　刘：请问先生，“鲁迅研究”和“鲁迅学”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彭：一门学科的成立，需要经历和达到三个层次：资料层次、理论层次和结构层次。资料充实而丰满，提供了产生理论的原料；理论充实而丰满了，就会形成一种特有的理论构造，产生体系性的结构。鲁迅研究可以说在20世纪初，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问世时，就有中外评论发表，开始提供资料层次的重要原料，以后历经了数十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有七八十年之久了，中外评论和研究著述极多，可谓“汗牛充栋”。形成学科的资料层次，水到渠成。而资料层次中的材料，许多是理论性的，还有许许多多的评论都秉持一种理论，含有理论质地；也还有为数不少的高层次评论，本身就具有理论元素。这样，理论层次也具备了。在这样两个层次的评介、论述、诠释中，所有理论元素，便渐次形成了一种“理论构造”，使鲁迅研究的事实与理论，组成了鲁迅学的理论层次。于是鲁迅学产生了。

　　所以，总结地说，可以这样表述：鲁迅研究的成果是基础、源泉、素材；鲁迅学是将这些成果进行梳理、凝聚、提炼和结晶，使之提高、升华，抽象化、概括化、晶体化、理论化，从而形成一门具有完备构造的，理论化、科学化的学科。至于鲁迅学的理论构造—其核心、“柱石”、诸多元素及其理论命题和范畴，我在拙著《鲁迅学导论》中做了系统的具体论证。

　　刘：先生晚年有两篇大论文《鲁迅：20世纪中国的民族寓言与民族文本》和《鲁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反响很大，得到不少赞誉。可不可以说，这是您的鲁迅学研究的总结性文本？

　　彭：可以这样说吧。前一篇论文，是在《光明日报》上，以一整版篇幅发表的。这篇论文是2001年我在绍兴召开的纪念鲁迅诞生130周年的“鲁迅：‘经典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它得到会议主持者的赏识和重视，我被安排作研讨会的第一个发言，宣讲论文纲要。此后，又收入研讨会的论文选《反思与突破：在经典与现实中走向纵深的鲁迅研究》中，并被放在首篇位置。

　　刘：您在论文开篇就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困惑、诱发、刺激、启迪、激起某个民族的全民族性的整体思维和基本感情、主要追求和理想的‘集中—集体—无意识的生活和生命诉求。……每当其时，总是会应时代之召唤、民族之养育、人民之催生，产生一批民族精英，为民族的感应神经，为民族的思考人和代言人。其中，尤以作家、艺术家为灵魂，为表现者。他们的作品，便成为表达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民族愿望的民族文本。”

　　彭：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铁的规律”。我接着说了，在意大利有但丁，在英国有莎士比亚，在德国有歌德，在法国有巴尔扎克，在俄罗斯有普希金和果戈理。

　　刘：那么，在中国的20世纪就有鲁迅。

　　彭：对，20世纪的鲁迅就处于这样的地位，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他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寓言与民族文本，代表中华民族向人民、向世界发声发言。呼唤民族觉醒，号召人民奋起、抗争，创造新的社会，产生新的人。鲁迅号召“立人”，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从鲁研“原点”“辐射”诸多相关学科

　　刘：有论者说鲁迅学研究是您的学术研究与学术领域的“放射原点”。这个概括准确吗？如果准确，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论题？以我学习和理解的程度而言，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您从鲁迅学研究，逐步发展、延伸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与评论、美学与艺术心理学，以至文化学与文化社会学等学术界域的研究。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彭：基本准确。我且分门别类来回答。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研究鲁迅本身就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研究鲁迅也必然涉及大部分中国著名现代文学的作家。几乎所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都受到鲁迅深刻的影响，甚至于少数站在鲁迅对立面的作家，也无法回避鲁迅。所以，我研究鲁迅，很自然也是必然走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首尾衔接的。许多著名的现代作家在20世纪50到90年代，仍然活跃于文坛。所以我的研究也涉及当代文学。我被学术界议定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代学者”。我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寻找和创获现代性”以及“纳入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两大主题。

　　刘：我学习过先生发表的这方面的论文，如《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我国当代文学》（1984）、《20世纪中国文学：寻找和创获现代性》（1994）、《20世纪世界文学思潮：在中国土壤中的接受、消解与改塑》（1994）等。这些论文把中国现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格局中进行观察和研究，有评论说，这是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到处。李作祥在《简论彭定安》中曾说，“世界眼光”和“‘格局感”，是您的学术研究的共同特点。

　　彭：这实际上是客观事实在人的主观世界的反映，是我的理论思维、学术研究，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和反应。

　　刘：先生，再请您谈谈如何从鲁迅研究，走向其他“亲缘学科”研究的路径。

　　彭：这有两种情况，一是“顺道而至”，一是“中途相遇”。前一种情况，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形成的。由“鲁研”而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情况已如上述。至于文学理论与评论，首先，读鲁迅，就是读文艺理论、读文学评论，其中有直接的文艺理论、文学研究或批评文章，有的则是在一般文章以至杂文中含有文艺思想、理论与文评。这就既从阅读中直接接受“文艺理论训导”“评论指引”，又受它们的启发而进入文艺理论的学习与思考，以及文学评论的研习与指导。再有，我自己向来对文艺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内外结合，我也就进入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学术界域了。

　　刘：不过，先生，就我拜读到的您的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都不是纯学术型的，而是现实性很强的。

　　彭：是的，我是有针对性地发声而撰写这些文章的。有一个时期，一种论调和创作者的心态，有点“甚嚣尘上”，比如“我就是写我自己”“私人文学”“玩儿文学”，有的竟然宣称“写下半身”等等。我还看到一篇特寫，报道几位先生谈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位说：“我现在越来越怀疑，文学与时代有什么关系？”一个接茬说：“文学跟时代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再一位发狠说：“文学离时代越远越有文学性。”这种貌似“现代理论家”“站在时代前列”、谙熟西方文艺理论的“论道”，使我非常惊讶。这是很有害的言论。以这些为背景，针对它们，我先后发表了一批文章，理论结合实际，在立足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的基础上，针对“现在进行时”的一些思潮和错误理论，来阐发一般文艺理论。

　　此外，此前和以后又发表了《论新的民族艺术觉醒的到来》《文学的新时代与新时代的文学》《时代与创作，创作与批评》《时代呼唤中国的巴、左、普》等等。

　　刘：先生的这些论著，我都拜读过，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文学的三重基质与时代使命》《文学的三不朽精魂》《重提文学的人民性》等等，您指出：“人民性是文学与生俱来的本性。失掉人民性的文学，疏离了社会，疏离了人民，离开了时代精神，就虚悬于空，无有着落，命也不长。”后来，您在学习习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后，又在《芒种》杂志上发表了《文艺“五性”与当代文学》长篇论文，从基本原理到中外文学史、中外文学名著和伟大作家，详细论述了文学与生俱来的人民性、社会性、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

　　彭：我这些文章都是有感而发，有针对性的。

　　刘：先生，在文艺理论方面，您还发表过 《小说：符码组建的叙事楼阁》《小说：创获一个“第三世界”》《谈小说描写的视觉形象性》等论文。所以牟心海先生在《彭定安的学术世界》中评论说：“通过这些小说论文内容的展示，看出彭定安在小说创作理论上，确有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上的建树。”关于文学评论，您还有创见，您提出“立体型文学评论”的概念和要求。

　　彭：我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发表过一篇《立体型的文学评论》。在这里，我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多方面、多维、多变的结晶体。它包含6个涉项。它们是：1.社会→作家→作品；2.作家→作品→读者；3.作品→评论→读者；4.【作品】：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5.生活→作品→评论；6.【作品—（评论）】：见识→理论→文采。这是一个广阔、复杂、随时代变迁而波动的系统。按照这一复杂系统来从事文学评论，才能使视野开阔、见识卓越、理论深厚、评论得当。详细的这里不能多加评说了。

　　刘：牟心海先生在《彭定安的学术世界》中评论说，您这是“独有创见”，而且指出：“彭定安不仅从理论上提出‘立体型文学批评的建设性见解，而且在他的评论实践中遵循他自己的评论‘原则，这种示范作用无疑是值得称道的。”所以评论家李作祥先生在《简论彭定安》中指出：“辽宁有彭定安，这是辽宁文坛和学术界的一大幸事。”“彭定安有意打破和对抗地域局限将眼光投向世界的倡导和实践，实在是我们辽宁文界之必需。”“由于彭定安的倡导和实践，我们在理论文化意识的培养和提高上更加自觉了。”

　　彭：现在我来谈谈其他方面的情况。至于美学研究、文化学与文化社会学研究，与鲁迅学研究的关系，则是前面所说的“中途相遇”了。我在这几个学科方面的研究兴趣与关注，与时代思潮和当时的文化学术的潮流有着深刻的关联，也与当时的社会实践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

　　鲁迅的美学思想则是我研究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比如他的《门外文谈》，就给我以深刻的影响。当然，我的美学研习，还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为根本指导，也研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拉法格的相关著述和言论。

　　至于文化学与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则可以说，直接受触于鲁迅研究。鲁迅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与社会现实认识最深刻、最到位、最精粹、最透彻的大哲。他的杂文，就是高举着“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面鲜明旗帜的。这给予我认识、剖析、詮释社会现象的思想的武器和分析的利刃。当然，同时我还参与了社会学热时期的社会学理论学习和研讨。在此基础上，研究现实社会现象，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来探讨；而且，对社会学研究自身也做学科性研讨。

　　刘：您在这方面，先后发表了不少论文，引起社会的注意。比如《关于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演变与文化整合》《传统文化：在汽车文化和技术文化面前》《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人的现代化》《走出对现代化理解的误区》《当代人类文化的转型与重构》等。

　　彭：这批论文的主旨，概括起来，就是这样几个重点：一、正确理解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体系。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包含社会进步与“人的精神之再造”，即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二、因此，“社会软件”建设和人的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内驱力、根本保证和最终归宿。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不是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选择，而是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选择，即用传统文化拣择现代化目标体系，传统文化向现代创造性转换，现代性与传统文化整合融会。四、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市场化，不是纯工业化、商业化、经济起飞，而是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现代与传统结合，并且准确对待和处理“中外文化对接中的误读与错位”问题。

　　刘：先生的这些论文都是有感而发，有针对性的。所以曾任辽宁社会学学会会长的社会学家赵子祥先生，在《彭定安先生社会学学术思想述评》中评论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说：“他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文化思考表现出超前的现代意识，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评析等，都构成彭定安先生学术思想的主体。”

　　接着，我想请先生谈谈文化学研究的情况。当然，前面所谈，都含着文化学的研究内蕴。不过，您对文化自身，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学术界现在都称您为“文化学者”。

　　文化是“表现为文化的‘经济”：作用和意义

　　彭：“文化学者”之意，“文化的学习者”也。

　　刘：《光明日报》的在2010年8月7日发表的一篇对您的访谈《文化是一个国家客厅里的字画》中，曾经说过：“老先生似乎不爱用学者称谓，而只说自己是‘学习者。”

　　彭：对呀，我永远是一个学习者。说到文化学研究，我有一些对文化自我拟定的诠释和定义。

　　刘：先生，您的这些“诠释”和“定义”我读到过一些，但是不系统，今天愿闻其详。

　　彭：有这样一些提法：“文化是表现为 ‘文化的‘经济，‘经济是表现为‘经济的 ‘文化。”它们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双位一体”。

　　它们本来是同根生、不可分的。我这是受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关系的论证的启迪而提出来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曾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简单的例证有目共睹：生产手机是“生产”，但生产过程中消费很多原材料；购买手机是“消费”，但刺激、推动了手机生产。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方面来说，也是如此。手机生产是经济活动，但其文化含量很大；手机功能的设计，是文化的输入与运用，但它同时就是经济创造与收益。

　　刘：先生，您这是辩证法的运用。还有其他的定义呢？

　　彭：此外还有：“文化是经济的养育系统”， “文化是明天的经济” ，“文化既是经济的领跑力量，又是基底和保证”等。

　　刘：根据我的理解，您的“十大趋势”，是在“三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您论证人类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时，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概括起来，重要的是“三大反思”，它们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对科技的“双刃剑”性质的反思和对人类最佳生活方式的反思。您还论证了在“三大反思”的基础上，人类在21世纪实行了“三个适度回归”，就是对自然、对传统、对人文文化的适度回归。

　　彭：你的理解和重述是准确的。在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主要有十个方面。这里无须全部列出，我只提出几个最重要的趋势吧。它们是：一、文化习得、传播、积累与传承的第四次革命（前三次是语言→文字→印刷术），即电脑、网络的创造与使用并且普及了；二、人类新的“智慧苹果”和新的“认知图景”的产生；三、拯救与重建人类“三大家园”（自然—社会—人的自我精神家园）；四、环境意识的觉醒与生态伦理的产生与发展；五、向东方文化的回眸与从古老智慧中寻获现代灵感；六、人类文化的转型与重构。

　　刘：先生指出的都是很重要的发展趋势。您的另一篇主要文化论述，就是《当代国际国内科学、学术前沿大趋势及其意义预示》这篇演讲吧？

　　彭：是的，我以此题做过多次演讲。这里，我也只提几点重要的吧。它们是：一、人类正以“四维观”，即宏观、微观与“渺观、宇观”（钱学森提出）的视野和智能，观察、了解与研究多重宇宙，并深入研究多态物质；二、对暗物质、意识、“谜米”（meme）、人的第二脑（“肠脑”）“垃圾DNA”的研究；三、重启科学与哲学的对话，消弭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四、“回眸东方”，特别是重视中国悠久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天人合一”及生态智慧；五、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和进入世界学术方位的提出与实践以及研究与创造、实现“中国学术文化走出去”等等。

　　“平生三议”：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

　　刘：先生，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与实践，表现在为现实服务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和可喜的成果。我知道，您长期担任辽宁省委省政府的决策咨询委员，提出过不少咨询建议，多次被采纳；您还给其他省提出过建设性决策建议，也被采纳，产生良好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请您就这个方面谈一些情况吧！

　　彭：好的。我在青年时期，就接触、学习并深心信奉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我的研习与为文的根本指导思想。我曾经发表论文《论理论意识、理论思维与理论兴趣》，提倡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理论意识和理论思维。对于学者来说，也是如此。我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时期，也提倡研究人员一定要認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和写作。

　　刘：所以，您的所有文章、著述，都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我想起来，您在《九十自述》中，曾说您有“平生三议”，请您介绍一下这个“三议”吧！

　　彭：所谓“平生三议”是指我有三个决策建议被采纳，得到社会效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第一个是关于《建设辽宁省“‘中部城市群—辽东半岛现代化经济—社会区域”的建议》，经省委书记批示，纳入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十五”规划。

　　第二个是《关于建立江西省“青山湖科技园区”的建议》。关于这个建议，我多说几句。因我是江西人，故1990年应邀列席在南昌举行的华东五省市社会科学院联席会议，住在南昌青山湖区的科技宾馆。我对江西省以及南昌市的经济发展状况略有了解，也恰逢我访美归来不久，对参访硅谷科技园区的印象深刻、启迪甚多，我便动念向江西省委提出建立科技园区的建议。我以为建立这一园区，对加速江西省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会起到巨大推进作用。经过初步调查和酝酿、思考，我撰写了一份长长的建议书。以我当时的了解，青山湖区教育、科研机构相对集中，交通便利以及区域相对开阔，可拟议选作科技园区的建设区域。我以类似散文的笔调，以美国硅谷为引线，以“一个‘梦的产生”为前言题目，写道：“现代人应该多梦，共产党人永远怀着理想。‘青山湖科技园区—该是一个可能实现的、江西人的现代科技‘梦。”我详细论述了“怎样来实现这个‘科技梦”。其中包括建立科技园区的意义和作用。甚至还提出了总体构想和具体建议两个实施方案，条分缕析，颇为详细。这份数千字的详细决策建议，刊登在《江西经济》1990年第5期。现在，正式命名和建设的“南昌青山湖科技园区”，傲然屹立于青山湖区，蓬勃发展，颇具现代氛围。

　　第三个建议是1993年9月，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邀请访学日本，从汉学家竹内实先生那里了解到，中国三大古都，仅留下经济发展滞后的开封。回国我立即给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写信，建议在经济开发中，保存开封古城，另建新区。河南省委书记把这份建议批示开封市委书记、市长执行。开封古城得以保存。现为著名文化古城、旅游胜地，其文化意义和经济效益，都是很突出的。

　　“平生三著”：学海履痕留行迹

　　刘：先生，您的《学行自述》中，还提到“平生三著”，也可以说是“平生三‘学”，请您介绍一下它们的内容。

　　彭：是指《创作心理学》《文化选择学》和《鲁迅学导论》这三部著作。它们是我所有著述中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篇章，是在自我范围内的“得意之笔”。它们在各自的学科中，都是独创和首创，是其唯一、全面、系统、具完整学理结构的理论奠基的著作；它们至今都仍保持着该学科中的首次和唯一著作的位置。它们在读者中得到的反响和赞誉，使我欣慰。

　　60万字的专著《创作心理学》，不同于当时还限于单篇研究的格局，它依凭心理学、艺术心理学、美学、创造学、传记学及比较文学等多种学科，对作家的创作心理展开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探索了创作心理本身，而且，研究、评述了创作心理形成的过程和规律，还研究和论述了创作心理在作家创作过程中如何运行以及运行的机制与作用力。特别是，其中创辟了一系列创作心理的理论命题与范畴，它们是“创作心理的‘四大家族”：“‘自我—‘意识—‘感情—‘记忆家族”，“创作‘十魔（从‘创作冲动、潜意识与梦到悲剧意识等）”，“创作心态‘十佳（从‘强迫状态到‘自由感、‘顶峰经验等）”。出版后得到广泛好评，有评论指出，此著作问世，是“艺术心理学这一新兴学科在我国趋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有的大学采用为教科书。

　　《文化选择学》一书，是立足选择，对文化对于人类整体与个体成长的根本性、本质性意义与决定性作用的探索。我立足于马克思关于“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论证，立足于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的论证，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选择学以至创造学等学科的角度，对此论题进行了历史的、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系统研讨；得出了人类的成长和人的个体成长，都是一个漫长、复杂、深邃的文化选择过程的结论。我提炼了一个系列性选择机制与构成及其成效的命题与范畴，其中重要的有“食与色：人类文化开窍的两支金刚钻与文化选择的两块基石（需要圈层）”“天、地、人、神：文化选择的四重结构（精神圈层）”“人类文化选择的‘四大家族：‘生命、世俗、审美、科学的文化选择”“文化选择（狭义）的‘八支房：哲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宗教—思维—情感”“人类文化选择的‘五朵金花：游戏—巫术—宗教—艺术—科学”“‘七星高照—人类文化选择的‘技巧、杠杆和方式：语言—技术—仪式—神话—习俗—象征—转换”等等。这些命题和范畴，概括和提炼了人类整体和个体的文化选择的全面性、系统性、理论性的过程和规律，对于我们现在教育培养儿童、少年健康成长，对初、中、高等教育，对人的成长与人才培养的战略思维与方式方法，均具有指导意义和功用。有的艺术研究专家和文化学者，对于此著予以青睐，“常翻和取用”云云，令我欣慰。

　　《鲁迅学导论》可以说是我“终身研究鲁迅”的总结性著述。它梳理了七八十年来中外鲁迅研究的成果，由资料层次到理论层次再进到结构层次，将海量的成果，提炼、结晶、升华，概括化、系统化、理论化，概述了 “鲁迅世界”的诞生及鲁迅学的发展史及其基本构成，并形成鲁迅诗学，包括鲁迅小说诗学、鲁迅杂文诗学等理论范畴。

　　文学创作：秋日的私语与时代的映照

　　刘：先生，您是学者又是作家。您的文学创作的门类也不少，我接触到的有诗歌、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散文和小说。它们大体状况如何？

　　彭：诗歌创作是青少年时期的事，无可说处。

　　我的散文，绝大多数都是50岁从乡下回城以后，生活改变了，才写作的，都是“人生秋天”的作品，所以用了《秋日的私语》这个名字。说起特点，大概就是评论所说的“学者散文”吧。

　　刘：请您着重谈谈耄耋之年创作的160万字、三卷本长篇小说《离离原上草》，它获得了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我在《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报》以及《辽宁日报》上读到不少评论，一致认为这是一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著名文艺评论家孟繁华并且指出：“欧阳不是在控诉苦难……这里的苦难是一种客观的呈现，是与国家民族命运同时表达的。……小说除了对欧阳独离命运的充分展示之外，对几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评论，都肯定小说的创作手法，是“传统叙事学与现代叙事方法的结合”。王充闾在2007年11月29日《文艺报》发表评论《波澜独老成》，称赞“全书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语言非常讲究，绘影传神，描情拟态，而且顿挫有致”，称赞小说是“教授作家”和“学者小说”。评论家古耜还指出：“随着岁月的延伸，这部作品跨越时空的文史价值和审美意义，也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显赫地留驻于文坛。”

　　彭：这部长篇小说，我于2003年动笔创作，但酝酿期可以说长达几十年。我一直在酝酿一种自己的叙事方式。起初动笔，我采取了现代派手法，但到第二章时，回溯往事—旧时代的社会背景，只得使用传统手法，写起来，却觉得得心应手。于是我抛弃原来的想法，改为传统加现代的叙事方式，乃成现在这种“叙事范型”。

　　刘：小说时间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40个春秋；地域从江南到塞北；主要人物是两对男女分分合合，“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但都是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变异漂流。

　　彭：这就是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的结合。小说故事的推进和人物命运的起跌浮沉，时而江南、时而塞北。“江南”是以彭蠡湖边、庐山脚下的鄱阳县为背景的。这次访谈，就到此结束吧。

　　刘：好的，先生。感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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