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真理而生 为学术而存

　　著名学者彭定安，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传奇的学者人生而享誉国内外。他的学术思想及人格魅力影响深远，成为一个时代的特有符号。

　　人民学者的学术山峰：发现、创作、立论与开创

　　纵观彭定安的学术研究，深切感到其视野十分宽广，又极富开拓精神。他的研究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鲁迅学、美学与艺术心理学、文化学与文化社会学等多领域、多学科、多专业、多方面，还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并在这些学科领域都有着自己的建树，其成果丰硕。他先后发表重要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20多部。评论认为，他的《鲁迅评传》是诸多鲁迅传记中，更具个人特色、个人见解、富有新见的一部，“在不少问题上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使《评传》有别于一般的传记文学，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是“鲁迅传记文苑中一株有特色的新花”[2]；《鲁迅学导论》是目前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全面系统论述鲁迅学的重要著作，理论性很强。《创作心理学》被认为是“艺术心理学这一中国新兴学科趋向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炯在回顾文艺理论40年的论文中指出“文艺心理学方面成绩尤为显著，金开诚、彭定安等学者都以自己新的专著丰富了这一分支学科”[3]。《离离原上草》获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属于‘学者小说”[4]，“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5]，“是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6]。

　　总体上，彭定安的学术和文学成就可概括为：一大发现，一大创作，三大立论。

　　一大发现。彭定安是真正发现“雷锋精神”的人。1963 年，他满怀深情地采访挖掘雷锋事迹和思想之后，第一次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述了雷锋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撰写了报告文学《永生的战士》，首次提炼、概括了雷锋精神：“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这篇文章1963年1月8日在《辽宁日报》刊出后，《中国青年报》转载，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随后，经人呈送毛泽东主席，经他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以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题词，迅速在社会各界掀起学雷锋的热潮。近 60 年来，“学雷锋活动”生生不息，影响和感召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健康成长，在他们心灵上打下了雷锋精神的深刻烙印。如今，雷锋不仅成为中国公民做人的楷模，还被国际社会普遍赞扬并作为学习榜样。在新中国成立不久，雷锋所做的平凡小事被报道后，之所以能够引起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高度关注，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是一系列因素聚合而成的。但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源于彭定安对雷锋和雷锋精神最深刻、最本质的发现和判断，最完美、最清晰的整理和表达，并以《永生的战士》为题、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报道出来。这是雷锋和雷锋精神价 值得到呈现和推崇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原因所在。

　　一大创作。2007年，年近80岁的彭定安，创作了160万字的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离离原上草》。小说从主人公欧阳独离在年轻时代与伙伴出走鄱阳湖开始，到晚年重回鄱阳湖结束，大体上是从20岁到60岁这40年间的人生历程。在清风明月的江南，四位意气风发的少年长大成人；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声中，为了追求理想，走出故乡，由江南一路北上。后来他们天各一方，参加了解放战争中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满怀豪情，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中。在北国的狂风暴雪中，他们经历了同代人难以逃脱的种种变故及磨难，特别是“文革”中备受迫害，劫后余生；“文革”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主人公回到省城，到社会科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并走上了院领导的工作岗位。又是10年转眼逝去，主人公退休后回到老家，与友人同游鄱阳湖，见景思情，睹物思人，回首往事，感慨人生，最终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作为人生的感悟，发出了深深的感叹。40年的风风雨雨，几经挫折，几经打击，然而在主人公的心里始终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始终带着青年时代的人生理想而不懈地追求。主人公用自己40年的人生经历，鲜活地展现了20世纪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轨迹。作者发自内心的人生感悟，是这部小说打动读者、取得成功的原因。小说中的欧阳独离灵魂里浸透着作者人生经历的精髓，成为“一部充满理想主义诗意的自叙传”[7]。

　　这是彭定安首次尝试写小说，就获得了巨大成功。评论一致认为这部小说是“一代知识分子心灵的真实写照”。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孟繁华在评论《野火烧不尽梦想》中所指出的：彭定安“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前辈学者”，却“以宏大的抱负和对于文学的勃勃雄心”创作了160万字的长篇小说。“欧阳独离们以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的热爱，为这个时代重新点燃了理想主义的火炬”；“因此，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想，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文化遗产而得到长久的注目”。他肯定《离离原上草》“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8]。

　　三大立论。一是倡导并创立“鲁迅学”。1981年，彭定安首次倡议建立鲁迅学，将鲁迅研究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独立出来，并提出鲁迅学建构设想。现在“鲁迅学”已被学术界普遍认同。在鲁迅研究方面，彭定安以独特视角、领域与分法，为国内外所瞩目。他以时代、社会、历史、家庭为背景，并结合鲁迅自身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探索和描述“鲁迅之诞生”与“鲁迅的世界”。他在文艺学、美学、传记学、接受美学和比较文学等多元学科的基础上，构筑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鲁迅诠释框架体系。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鲁迅诗选释》《在世界的海边—鲁迅的少年时代》《鲁迅评传》《鲁迅思想论稿》《突破与超越—論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鲁迅杂文学概论》《走向鲁迅世界》《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鲁迅学导论》等共10部。彭定安把“文学的鲁迅世界”拓展为“文化的鲁迅世界”，在鲁迅研究上达到新的高度，“他对‘鲁迅学创立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更是堪称独步”[9]。

　　二是立起“创作心理学”。从1980年代开始，彭定安便聚焦于文学创作心理而展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完成了60多万字的《创作心理学》，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立体地阐释创作心理的著作。这部著作不仅揭示了创作心理表现，而且阐释了一般创作心理构成和运用，确立了众多理论命题和范畴，如创作心理动力构成与运行规律、创作心理的“四大家族”“创作心理‘十魔”“创作心态‘十佳”等。《创作心理学》的问世，打开了作家心理的奥秘，使作家的成长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它填补了我国创作心理学理论研究的空白，很快被一些大学选作教材。彭定安成为我国创作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

　　三是形成“文化选择学”。《文化选择学》熔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选择学于一炉，聚焦于“选择”，对人类整体与个体的成长过程与规律进行了文化学的探索。自选文集《社会与文化转型论：彭定安文集》，是一部与文化选择学相呼应的著作。其中涉及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所做的阐释，以及关于文化、文学问题的讨论，如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创造性转换问题、文学审美基本性质问题；同时也有对自己人生经历和感受的回忆和阐述。本书中有一部分是彭定安在德国海因利希·伯尔家园做访问学者的三个月间的读书笔记。在三个月的寂静与闲适之中，彭定安不断地反省中国的文化历史。他写道：“在此期间，我集中读了一批德国学者、作家的著述，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仿佛走进一个德意志学士文人创辟的思想与智慧的璀璨世界，情意飞翔，思绪绵绵，体认那种世界性、人类性、文化性的生命意识、知性规范和终极关怀，感到思想升华、情态净化、内心充实。”[10]其实，这是彭定安在读德国历史主义学派F.梅尼克所写的《德国的浩劫》时，对文化的重新发现。

　　彭定安在长期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著书立说中，坚持独立思考，勇开先河，形成了一系列他个人独有的学术方法、学术逻辑、学术表达。他的学术语言与诗歌语言融为一体；他兼学者与作家于一身，并在近80岁时开始创作百万字以上长篇小说；他一人独自跨越多个领域、专业和学科进行学术研究并且均取得突破性成果；他青年中年时期两遭冤屈劫难，长达20年处在惩罚性艰难苦痛生活中却依然潜心学习研究，硕果累累；他将古今中外文化融合研究、深度打通并得到高度评价。他的学术成就是当代学术界重要的贡献。

　　学术风格的五大特点：求真、求新、求美、求融、求深

　　彭定安在学术、文学风格上，既有严谨的学风、深邃的思想和深厚的理论，又有敏锐的艺术感觉和丰富的想象力，兼备诗人与学者两种素质。他的研究成果及作品充分贯穿和体现着求真（真理）、求新（创新）、求美（完美）、求融（融合）、求深（深度）的个性鲜明的特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涉猎的所有学科领域都有着相当深入的探索研究，这在国内外都是十分罕见的。其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深度主要体现在：

　　深彻的真谛性。真，是彭定安的价值观、人生观乃至世界观的核心所在。认真、真实、说真话、通达本真、揭示真谛、探索真理，是他的主要人格特质和始终不渝的追求，并贯穿于他的全部学术、学者生涯中。文学评论家李作祥和鲁迅学专家李春林认为，彭定安在研究鲁迅和撰写这些著作中，始终怀着“要有新的进展、新的突破”的愿望，坚持“从新的角度、进入新的领域，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剖析、发掘”，从而达到“使鲁迅伟大的文学遗产，发出新的光辉”；展示一个“真实的鲁迅”，一个“人的鲁迅（非‘神或‘天纵之圣的鲁迅）”的风貌；把“文学的鲁迅世界”拓展为“文化的鲁迅世界”，在鲁迅研究上达到新的高度，对鲁研界、现代文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评论认为，彭定安对“鲁迅世界”的研究，具有新的开拓与建构，并研究了新的“鲁迅群落”的特点，其著作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富有理论色彩，语言生动流利，并具有“自身情怀”。[11]

　　彭定安一贯坚持求真务实，尊重客观规律，用科学的思维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准确地把握评价、判定人情世故的尺度分寸。评论认为，在鲁迅研究上他达到的思辨的高度和角度的宽广程度在辽宁是第一流的，在全国也是仅见的。彭定安的现代文学研究，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善于从宏观上审视与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質属性与发展路径。彭定安晚年的沥血之作《离离原上草》，书中主人公欧阳独离的主要原型是作者自己，而上官元亨的主要原型是新闻界前辈范敬宜。这是一部全景式反映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与求索的鸿篇巨制。写实的笔法，心灵的呢喃，对理想的追求，对人性真相的探究，对人生真义的诘问，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既是写作者社会责任的担当，更是文学要达到的揭示真谛的灵魂之境。

　　深邃的思想性。彭定安时刻都在思考，一生都在思考。他的学术、文学成果是以一个思想者特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进行的深沉文化思考所得。从他对文化和文化的作用力的论述便可见一斑。彭定安对文化问题研究的楔入点，首先是从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展开的。他认为，“文化是经济的养育系统”，“文化是表现为‘文化的‘经济；经济是表现为‘经济的‘文化。二者是一个钱币的两面”。他提出的文化是“明天的经济”的论断，不仅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在今天，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文化是明天的经济”的论断，是针对当时人们普遍单一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的倾向提出来的。尽管已经过去多年，彭定安的这个学术论见，正呼应了当下国家对文化建设的强化。其实，彭定安对文化的关注，不仅仅是现实生活研究的一个视角，更是他的价值追求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始终追求的是精神文化的价值，思考关注和为之忧虑、痛苦的也是精神文化的命运。

　　彭定安在现实的学术环境中，不是为学术而思想，而是为思想而学术。他独立的思想体现在对鲁迅特有的学术研究之中。他的思想与学术的独立还表现他对于文学的深刻感悟上。彭定安认为，文学作品在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是“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的主观性与其他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这种主观性是“人化和物化了的第二自然”。他认为作家运用文学语言“叙说着他自己的生活”。因此，“话语本身蕴含着一种自我陈述的力量”，“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12]。彭定安始终以推进文学变革为己任。他提出了“小说的第二叙述系统”理论命题。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命题：小说的第二叙述系统—潜隐叙述系统。”他认为，第二叙述系统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是在第一系统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作家提供的素材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二叙述系统的“功能则甚大”。它虽是“第一系统的‘影子，但它又‘越出第一系统，让读者看到更多的东西，看到那些‘叙外之‘叙、‘事后之‘事、意外之意、景外之景”[13]。

　　深切的人民性。彭定安对人民内涵的理解极深，他热爱人民之情是浸入骨子里的。2002年，彭定安在《辽宁日报》发表长篇论文，论述“文学的三重基质与时代使命”，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性、现实性和文化质地。2008年12月10日，他在《辽宁日报》上发表《文学的三不朽精魂》，论述“人文关怀、使命感和良知激情”这三重文学的不易基质。同年12月17日，他又在《辽宁日报》上发表《重提文学的人民性》，批评文学界的不良现象：“有相当部分的作品，是背对人民，而转向私心，无关众生，唯吟哦自身；或者目光所向，帝王将相；兴之所至，皇后嫔妃；笔墨挥洒，豪门贵族。”他指出：“人民性是文学与生俱来的本性。失掉人民性的文学，疏离了社会，疏离了人民，离开了时代精神，就虚悬于空，无有着落，命也不长。”[14]这些论述，在理论认识和创作指向上，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精神。后来，他在《芒种》杂志上，又发表了《文艺“五性”与当代文学》长篇论文，从基本原理到中外文学史、中外文学名著和伟大作家，详细论述了文学与生俱来的人民性、社会性、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作为人民学者，社会现实、人民命运是彭定安的立足点、出发点。

　　深密的向实性。彭定安既有理论务虚，更有智慧务实；寓实于虚，虚实融合；从实际出发，紧密联系实际，坚持问题导向，与实践吻合。他的文化社会学以及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领域。其文化理论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既有学科建设的意义，又成为学术性的现实介入。他将研究重点放在当代文化发展态势和中国文化传统向现代转换等方面，研究的视角从文化切入，探讨社会发展战略中的文化导向和文化适应问题、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以及中华民族新型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等。其中，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文化整合问题的论文，曾获全国优秀论文奖。

　　彭定安不是在书房里封闭地做学问，多年来，他把握各种机会，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建设的第一手材料。他曾组织有关辽宁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课题组进行专题研究，为省委省政府提供专题调研报告。他曾多次参加辽宁省各市以及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市的城市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他对体制改革的建议，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对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的思考，以及在许多具体事项中的意见，言人所未言，这有赖于他广阔的文化视野、宏观的知识体系、缜密的理性思维和自如的辩证逻辑思维。其《关于建立领导干部科学“休闲制”的建议》等，受到辽宁省委领导的重视，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向江西省提出的建立科技园区、重修滕王阁振兴江西的建议，被采纳后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很大效益。他的在经济发展时保留开封古城的建议被采纳，使古城至今依然完好。

　　深远的先觉性。彭定安思想敏锐，嗅觉灵敏，目光远大，洞察力强，很有预见，对规律性、趋势性事物总能进行比较早的发现和判断，并及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尤为关注热点、难点问题。早在1989年，针对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即通常所说的“一手软”“一手硬”的倾向，他论述了现代化的两指标：经济起飞和社会进步；现代化离不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但必须有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机之两翼，车之双轮”，二者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本身并非单纯经济增长，而是许多指标的综合；而且，文化是根基，是保证。当年这样的高见，可谓高瞻远瞩。

　　正因为这种开放的心态，彭定安始终对一切新知识持有积极接受的态度，总是能热情地接受新鲜的东西，善于从各种新思潮、新思想、新学派那里获得有益的东西。2012年，他在《光明日报》撰文分析当代人类文化发展与十大趋势。他认为，在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高科技迅猛发展时代，也是全球化、形成“地球村”时代，还是人类的创新能力以空前智能和速度日益进展的时代。在这样的新世纪，在科学、学术前沿，产生了、发展着、萌发着、酝酿着诸多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课题和任务，并且在许多重要方面，获得带有根本意义的成果，呈现出一种空前的提升、交叉、繁华的景象。它预示人类认知体系的转换、变化、提升以至进入更高深层次和崭新境界，从而产生整体的新的认知图景，大而改变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深而改变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人生感悟、生命体验。他从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还有多少“黑洞”，人类应该怎样认识、发展和应对机器人的研发，人类调整文化方向及由此产生的主要研究取向、研究课题，重启科学与哲学的对话、消弭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置与隔离，“回眸东方”与人类文化新走向，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创获中国话语以及它们的走向世界，新子学的兴起与回归中华经典、重建中华经典，“大历史研究”、“宏大叙事”、“重塑世界历史”、“重评中国历史”，自然文学的复魅与兴起，文学的人民导向与中国文艺攀登民族复兴时代高峰等等这些方面，全面深刻分析预见了当下及中长期的未来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主要趋势和应对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针对当下学界对发现引力波的大讨论，他提出，引力波的发现及研究不仅仅是物理学领域的课题，也是哲学的重大课题，应从哲学的高度去认识，人类的认知也将随之改变。针对高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其依赖程度日深，他担心“技术专政”和“人性的改变”，“人机对话”超过“人际对话”會改变人类的情感世界与伦理关系。他认为，人类文化方向也要发生变化，人类可能会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可能会产生“第二次文艺复兴”，即在高科技的基础上，适度的理性回归，适度回归第一个“轴心时代”的某些基本思想原创，并汲取东方思想的核心元素。他突出强调，人类正以“四维观”（即钱学森提出的宏观和微观之外，再添加宇观和渺观）的智能与高科技手段，上探宇宙之浩广邈远，下究物质世界的深邃奥秘，这是新世纪、新时代的新一轮探究，其层次与获得远远高于、深于过去任何时代。它预示着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认知时代，将形成并建立新的认知图景，引发一系列科学、学术的革命性变异。他提出，要加强大宇宙的发现及其进一步的研究和反物质、暗物质、暗能量以及“上帝粒子”等的研究。要重视人体的深邃机密及其生命机制的发现，进入人类自身的研究领域。他认为，重要的是关注对意识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谜米”（meme）即“利他主义”的研究、对人的第二脑（“肠脑”）的研究以及对“垃圾DNA”的研究、新一代“微生物组科技”的研究。所有这些判断和预见，都具有极大的深远性、超前性。[15]

　　深妙的交融性。彭定安兼学者和作家于一身，融古今中外文化于一体，汇各种学科专业流派于一炉，开辟了一种普世性学术研究和文化融通的全新路径和风范。

　　彭定安对于各种文化及学术文学艺术的融合意识和能力，充分而深刻地体现在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承继者又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拓新者上。他被称为“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人风范的现代学者”。他的文章包括学术文章语言特别美妙，整体渗透着美感和愉悦。他的作品既有学术著作的理性思辩，又有文学艺术的生动情节和感人魅力。研究鲁迅，是彭定安全部学术活动的原点。他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础，在新时期又学习了总体研究、综合研究、比较研究、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等，不断拓展思维空间。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鲁迅的思想及其发展，彭定安受到了鲁迅研究界和学术界的肯定，有评论认为他是开辟了鲁迅研究的新领域。季羡林先生在给彭定安的信中说，“研究鲁迅者多矣，这样研究的尚不多见”。

　　在彭定安的学术研究中，文学研究与鲁迅研究是互相支持的两个领域。从鲁迅研究到文学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深入解剖和分析的大师级文学典型，使其文学研究获得一种高屋建瓴的大气势、大气象；从文学研究到鲁迅研究，则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宏阔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支持，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感和现实情怀。有论者指出彭定安具有诗人与学者双重品格。诗人、学者彭定安的理性思维，就扎根于生活和实践的沃土上。他追求独立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又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这种张力，形成了他的特殊文化性格和高远的精神境界。

　　彭定安把学术研究、文艺评论、文学创作三者进行有机融合，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这一宏观视角，进入到对新时期某一位作家或某一部作品的分析，这使得他的文学批评立意高远，能够揭示出作品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彭定安把这种立体型的文学批评应用到他对舒群、邵燕祥、陈世旭等以及辽宁作家作品的评论，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他的推动和引领下，进入新时期之后，在辽宁评论界，一批中青年评论家脱颖而出，理论评论呈现出空前的活跃，理论评论阵地得以拓展，改变了辽宁过去理论信息闭塞、视野狭小的面貌。

　　深阔的超越性。彭定安是一位极具超越性的学者和作家，他率先推动文化、学术国际交流，长期致力于把中国现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格局的高度，来重新审视、肯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意义。全球化的研究视野，使得他的学术成就具有大跨度的深广度。他总是站得很高看得很远，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多元文化价值观念，酝酿一部新作品或揭示一个新的课题。彭定安主张理论批评要有世界眼光，并把世界上的各种理论学术信息和成果带进辽宁文坛。彭定安的理论成就，投影出时代的巨变。他在进行理论探索时，往往突破传统框框，不守旧，不教条，不拘泥。他的理论评论园地中兴起的是一股世界之风。他在文章和口头讲话中经常讲要有一種“格局”感，就是在心中要有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化的格局，要从这个格局中观察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前景。李作祥把彭定安的这种“格局”感称之为“环球意识”，认为彭定安是一位具有“环球意识”的理论评论家[16]。彭定安曾经写过一篇《当代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论文，呼吁中国的当代作家要有世界眼光，但不要仅仅是功利地盯着那个世界级的奖项，而是训练培养自己一种真正具有人类的忧患情怀和世界性的眼光。他评论辽宁中青年作家，往往用当代西方有借鉴价值的学说理论和评论方法。

　　彭定安的比较文学研究，以重视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探求不同民族文化之异同而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先后有三篇论文入选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2届年会（德国慕尼黑，198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日本东京，1991年）和第13届年会以及第14届年会（加拿大埃得蒙顿，1994年）。其论旨与研究视觉为平行研究和主题学、艺术学研究，如不同民族间文化背景、美学观念、文学气质和接受意识之差异，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与各自的特征，以及跨文化交流之意义等。其论文《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和《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我国当代文学》均获得好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学术动力与人格魅力：信仰、积累和勇气

　　彭定安在学术和文学上辛勤耕耘、奋斗不止，如同一部永动机。这种激情、活力是诸多因素综合而成的。

　　坚定的信念。彭定安从小就经历了国家危亡和家庭困顿的生活磨难，从中磨砺了生命意志。青少年时代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向往光明，向往进步，并投入到革命的激流中。那个时期就萌生了追求真理的初心和理想，此后一直坚定不移、矢志不改。他一生非常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被称为是“从风雨载途中走出来的学者—作家”。1950年代被错划为“右派”，隐名埋姓20多年。1969年举家下乡插队，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生活10年，曾蛰伏深山荒村两三年，务农乡野。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和打击，但他没有被不幸的命运所压倒。他在沉默与痛苦的思索中，开始了潜心研究和了解自我的漫长历程。那段岁月，他白天劳动，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读书。他从研读美学开始，与古代哲人进行心灵对话，在这样的岁月维持着他的心理平衡，避免了精神危机。彭定安说他是“在最不美好的时候理解美、探索美”。在克拉拉·蔡特金的《列宁印象记》中，列宁说到犯错误的德共领导人保罗·列维时说：“这正是他可以潜心研究和认识自己的时期。”彭定安自述读到这一段时，“好似电闪雷鸣似的激发了我的心灵！”。“‘潜心研究不正是我今后的应有抉择吗？”[17]这被他尊称为 “四字箴言”，指引了他以后的人生道途，直至如今。此时期，他还读到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和台尔曼的《台尔曼狱中遗书》。书中共产主义者对人生低潮的感悟，主人公们面对磨炼的态度以及安详地对待一切挫折和不幸的意志，影响了彭定安此后的人生抉择。他后来称此为“平生三书”。身处逆境，只要内心有信念，就绝不会认输。在别无选择面前，坚持就是一种选择。在昭乌达盟敖汉旗的10年里，他通读了《鲁迅全集》，撰写《鲁迅诗选释》《鲁迅杂文读本》。因宿舍狭小，他站着通读了《资本论》，站着写下读书笔记。他多次细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世界名著开阔了他被禁闭的身心，使他获得了自我的解放。那本被他自称为“春天的第一只燕子”的研究成果—《鲁迅诗选释》，是在颠簸的敞篷汽车上、风雨道途中，用心默读冥想；到驻地时，在农村昏黄的灯下记录结集而成。正是“风雨汽车路，默读写心储”的经历，为日后撰写《鲁迅评传》做了充足准备。在沉默与痛苦中思索，这个潜心研读和了解自我的漫长历程，为他日后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那段不幸的经历，也使他获得了对生活极深刻的感受，促使他更加理性地、独立地思考问题，获得了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更深的认知，也强化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熔铸了深深的家国情怀。现在，他虽然已年过九十，但仍以一个思想者特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进行深沉的文化思考。

　　厚重的积累。彭定安从小酷爱读书。他的故乡鄱阳县是个很有文化传统、推崇读书的地方。鄱阳彭氏古往今来都是望族，彭定安之父是地方贤达。由于出生地的文化气韵及家族熏染，他自小就展现出一定的文学天赋。堂兄彭涛（定乾）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彭涛的影响下，彭定安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培养了最早的文学爱好和审美情趣，并影响其一生的性格与气质的形成。

　　彭定安终日读书、终身读书，以书为伴、以书为命。其读书的选择、方法、深度和效率、效果非常人所及。他一生“读书破万卷”，涉猎门类、学科、专业很广泛。他的《安园读书笔记》一书，融汇了近20年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出版史等鲜活资料，比较细腻地记录了他的思想和学术轨迹，显现了他的读书品味、追求与思考，反映了他的阅读能力、文学观念、流派立场、治学态度与方法。这本书，在阅读层面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许多作家、学者的青睐。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本。作者在写这些只言片语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们还有出版的可能，因而并没有按照通常著作的学术规范来考虑内容的安排，也没有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心理。这些文字完全属于彭定安的私人话语，是一个相当个人化的文本，表达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彭定安在读书品味中所体现出的追求与思考。《安园读书笔记》又强烈地点染着他的文化人格色彩，兼得儒家温柔敦厚之风和道家超然飘逸之气，又伴以西方文化精华，具有一种意深而语淡、情切而气和的大家品格。彭定安在这部书里，告诉我们他自己是怎样去读书并与书对话的。彭定安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凡购书，每于翻阅后，匆草数语于扉页，或记购书原委，或述书之内容，或记与本书有关之事，有时也发议论，抒感慨、述心境，随手涂鸦，不计工拙。事后读到，常常引起一些回忆和思索”[18]。这些简短的话语就是一篇精致的小品文。收录在书中的“扉页漫笔”的小品文，比杂文的笔锋温和，透着活泼的气象，有书卷气、有情趣、有幽默感。

　　彭定安的成功，还源于他将读书学习的积累及时转化为锲而不舍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文化这片丰饶的田野上他辛勤耕耘70多个春秋。70多年的心血，浇灌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不仅以其会通中西文化在鲁迅研究领域享有特定的地位；并且以其扎根于传统文化土壤，具有独特的文化研究视角，得以蜚声国内外，对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那些年，是彭定安从事学术研究的黄金岁月。在此期间，他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资源，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特别是，他全力推动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曾相继赴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访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先后在世界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德国波恩大学、日本东洋文库图书馆讲学，并获好评。他的著作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录、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等收藏。1992年9月至12月，他同夫人曾景云女士应海因利希·伯尔（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基金会之邀，到伯尔的乡间写作别墅这个专供世界著名文化人研究、创作的地方，进行学术活动和创作。据悉，他是第一位应伯尔基金会邀请赴德研究、写作的中国学者。

　　非凡的勇气。彭定安之所以能够超越自我、超越常规，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实现“五大开创”，特别是在近80岁时只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便完成了160余万字的长篇巨著。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具有特别勇敢的精神品质。小说的创作手法，为那些有意让后人了解历史、为自己书写传记的群体打开了又一条通道，作者所探索运用的文学反映历史、将理性思考融入文学创作之中的手法，是对文学发展的贡献。透过彭定安温文尔雅，甚至有点羸弱的外观，进入其心灵深处，便可发现他内心的无比强大，触摸到其深藏在精神底层的一种神秘力量，这就是他的非凡勇气和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20世纪50年代“反右”时，他是辽宁日报社第一个被揪出的“右派分子”；“文革”时，也是报社第一个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他所编专栏《故事新说》被定为“辽宁的《燕山夜话》”，连所写引发毛主席题词和学雷锋活动的报告文学《永生的战士》也被定为“不折不扣的反毛泽东思想大毒草”。如此巨大的打击，虽然曾给他带来许多伤痛和迷茫，但从未使他的脊梁弯曲。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勇敢的战斗、搏击，以超凡的意志和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挫折，始终不渝地按照自己的心路艰难前行，一步步取得成功。

　　圣洁的灵魂。肩负起学者使命，潜心于学术研究，为国家、为人类奉献智慧，是彭定安的赤子之心、道德准则和终极目标。彭定安每经磨难，都把个人命运的不幸，看作是“历史的褶皱、社会的现象、时代的阵痛”，他坚持默默地承受、平和地面对。他总是“通过读书，与古之圣哲先贤作思想、精神、人格的对话，而度过了精神危机”。“我最期盼的生活与心灵的境界：真善美。坚定安详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我毕生阅读鲁迅、研究鲁迅，发自内心的崇敬鲁迅、学习鲁迅。有两句鲁迅的诗句，时常在我心中吟咏并寄托我的情感和思绪，这就是：‘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9]这是彭定安的心声，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1998年，为表彰彭定安学术生涯40周年的业绩，辽宁社会科学院举行了表彰大会，授予其突出科研成就奖。辽宁省委在贺信中指出：“他锲而不舍的学术活动，超过了半个多世纪。彭定安同志从事学术活动40年如一日，历经坎坷而不止，屡遭磨难志弥坚，‘固守精神家园，义无反顾、孜孜以求，道德文章相互辉映，堪称辽宁社会科学界的楷模。定安同志致力于学术事业40年，志趣广泛、治学严谨、见地独到、著述颇丰；在鲁迅研究、心理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诸多领域，独树一帜，开辽宁社会科学研究一代新风，为我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乃至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彭定安始终保持着格外谦虚和清醒。他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学术、文学成就，但却从不满足、从不停歇。他这样认为，“我常常为自己最近20多年中的学术研究与论著的思想上的不够开豁，文化底蕴的不够深厚和整体水平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而既感愧赧，又觉遗憾”[20]。

　　余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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