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基于趣味区隔的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力度

　　而今，中国的当代主题性美术，是在一系列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推动下形成的较为普遍化的概念，其重要特征是注重主题的社会教化涵育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主要传达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具有强烈的社会功用，即是专指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美术创作的一个概念。事实上，通过美术形式反映、表现和演绎社会大事、历史记忆、传达国家意识的形式古已有之。较之于文字记录，通过美术这种视觉艺术塑造和表现特定“形象”更为生动传神，深入人心。唐代的《步辇图》、汉代的《马踏匈奴》、清代的《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都是对历史和社会主题的艺术化再现，凸显较强的主题性和情节性，并呈现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就中国当代美术创作而言，一大批优秀的主题性美术作品，同样描绘了中国历史更迭的社会变迁，是当代社会文化复杂样态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国内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例如，《愚公移山》《流民图》《狼牙山五壮士》《开国大典》《转战陕北》《人民英雄纪念碑》等都是近现代极具影响力的主题性美术作品。然而，考察中国当下的主题性美术作品，虽不乏精品力作，但相当部分的作品在艺术家主体性、历史性塑造感和艺术表现力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较为凸显的问题是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在主题叙事、艺术表现等方面忽视社会群体审美经验、艺术渴望，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影响力，作品缺乏鲜活的真情实感，画面语言苍白直译，形态丰富性、思想深刻性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其中，欠缺艺术给予的高级文化趣味，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本文主张介入“趣味”这个因素视点，来专注性讨论提升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力度的可能性。

　　一、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复杂境遇和更新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图景和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主题性美术创作带来了契机，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网络和媒介的发展促使社会群体的主体价值和自我认同日渐彰显，进一步造成社会群体在虚拟化社会空间中的分流和聚结，形成了不同的趣味群体。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媒介传播形式的革新，社会群体趣味呈现出去中心化、分散化的样态，相互间区隔愈来愈明显，趣味渐趋封闭化、僵固化，并发展和传播了多样化的文化形态。这些各具鲜明特征的群体文化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和价值多元，呈现出对主流文化价值认同的冷漠和疏离，甚至极端的群体表现出对主流文化的排斥、反感和抵抗的倾向。目前，一部分学者重点关注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区隔：“从风格角度看，网络亚文化从其出生时就体现出了对抗性姿态，在消费社会时代，这种对抗性姿态慢慢消弭了，但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壁垒却没有消失。区隔成为一种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保持文化独立性的策略。区隔的方法，则是通过标新立异来凸显自身鲜明的个性风格。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亚文化对风格的追求不同的是，网络亚文化的风格、趣味增加了技术的成分，要想收编成为全社会流行的文化几乎不可能了。即使成功实现商业化收编，其流行范围也仅仅限于青少年群体。”[1]就當代主题性美术的社会接受程度而言，相当部分的社会群体体现出对当前主题性艺术文化的审美麻木和审美缺失。可以说，社会群体的趣味区隔直接地影响到了当代主题性美术的接受和传播，进而影响到国家文化建设，也就客观上要求艺术家不断提升自身社会洞察力水平，持续性更新个人创作经验和想象界域。

　　二、社会群体的趣味区隔导向

　　随着世界“一体化融合”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媒介融合”俨然成为一种时代趋势。基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等交互叠加构建了“混合媒介”空间，催生了多元的媒介形态，信息传播方式的更迭演变极大地提升了大众群体民主化进程。在媒介“交互融合”的趋势下，多元、自由、个性化的社会化群体的广泛参与、个体主体性的张扬以及“话语权”的提升，分化了国家“大一统”的文化格局，催生了日益多元的“趣味”群体形态。总之，“数字化民主”的强化和凝聚产生了各大分类鲜明的网站等存在样态的网络群体性集合空间，大众的趣味不断“区隔化”和“模块化”，甚至产生极具识别性的“符号化”标识。新媒介语境下伴随民主化进程和文化资本的差异也会导致新的“趣味区隔”，由于个体或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呈现出某一种或某几种趣味群体“集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不同阶层、职业、学历、族群、地域、年龄等表现出对其他趣味圈层的漠视，甚至排斥现象。这种区隔是来自群体自我的身份确认：“由于群体成员明显感受到了自身与其他媒介使用者的差异，为了群体内‘求同，群体外‘存异，有意划分边界，树立自身形象，进而产生明显的社会差别。毫无疑问，社会区隔的形成与趣缘性是分不开的，群体的语言符号、议题设置、文本内容、交流方式把粉丝群体限制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从而也就限制了外部人员的进入和内外交往，但其实质主要是社群内的文化认同。”[2]一句话，通过“差异性趣味共同体”的建构形成了自身社群独有的鲜明符号系统，在此基础上进行着新的自身构建、竞争、强化和重塑，甚至产生新的不平等，进而导致趣味的区隔甚至对立倾向。

　　事实上，以“不同独特趣味”作为身份认同的趣味群体在大体上服从自身的文化系统。但是，文化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相较于经济必然性而言，趣味群体在更大程度上遵循商业逻辑，其自身趣味难以获得绝对的独立性。“社会和文化资本的区隔带来了社群趣味区隔。……平台的商业化竞争也在尽力‘打造着这种区隔。”[3]因此，商业化的竞争和创造模式强化和加工各类趣味，放大欲望和快感，强化了各趣味群体的位置和身份，造成了更大程度的趣味区隔。随着抖音、快手等各种自媒体平台的活跃，各趣味群体并置于共同的网络空间中，这种“并置”并没有带来多少趣味间的融通。反而，不同趣味群体间以戏谑、反讽、娱乐化的方式“观看”他者趣味，呈现出“歧赏”怪象，这种不平等的、消费性的戏仿并非是一种审美观照，实质上是一种对自我身份的深度确证和反向“锚定”，更是一种增强型的趣味区隔。

　　三、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力度提升的实践路径

　　（一）缘何“为师”？描摹为何？

　　作为一个美术创作者，总曾有“师”他者的历程。无论是学院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创作者，或是师承先辈传统，或者借鉴意法荷、俄罗斯各流派；无论是发扬光大的中国传统文人画意蕴，还是西方经典的写实技巧，都是当下创作者不可错过的创作经验。其中，院校教育系统的“师承”体制诚然是创作者极佳的学习路径。然而，院校“象牙塔”的理想空间与现实社会构成了真实的区隔。院校教育的局限性、“师者”这一符号的单一性均不足以担当创作者“识学”的全部来源，甚至只是较为微小的部分。换言之，相较于人类族群不断拓展、急速动态变迁的生存空间来说，创作者的“师”路历程较之于以往更需拓展和精进。我们惊叹于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魔力，震撼于时代的巨大变化，享乐于丰裕的物质生活。然而，现实生活的功利实用始终束缚生命张力的迸发，而自我精神空间的拓展是人类孜孜以求实现自由人性的重要渠道。面对当下如此丰富多变的社会形态，创作者所在的外在时空较之于以往更加深邃无边，虚空难测。

　　事实上，当下社会群体对精神空间的拓展需求愈来愈迫切，其建构的精神世界也复杂多样、变幻莫测。多样化的趣味形态也正映射了当下社会的极端丰富性和包容性，亦是人类丰富精神需求的鲜明体现。社会群体自在成长的精神空间是创作者不可忽略的参照体系，是其创作必要的背景图式和想象视域，更是艺术家打破区隔通向自为之创作境界的重要途径。由此，了解当下社会群体真实的生存样态、生命体验是创作者所“师”之必须。美术作品倾向于提供一种静观的体验，以促生深度思考和哲学式追问。因此，作为复杂社会语境下的创作者，自我角色的成长应当是丰饶而多向度的，既要体现对生命体验的哲思，又要成为洞察社会群体心理的诊疗师，这成为探索艺术创作兼容性的可能生长点。

　　（二）“小微平民”视角的自然衍生与立体化形塑

　　20世纪以来，大众艺术凭借其声、光、色于一体的多重优势深受大众的喜爱，由于其精准的消费定位和多样化形态，个体差异化需求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以“大众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更赢得了广泛而又区隔化的生存空间。基于市场、科技和传媒的联动影响，大众艺术来源、选材、创作和传播实现了生活化的标准，具备了极强的平民化倾向。就中国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而言，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是值得思考的时代议题。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需要转向一种由内而外的“沁润式”情感体验和生命传达，具体要考量族群、阶层、年龄、职业等人群的生存现状和需求，尝试以多样化的视觉呈现揭示、渗透人类内在的精神文化和价值判断。有学者认为“创作中主体意识和观看策略发生了变化，不再过于强调典型化创作手法，也不再过于追求形式的独立审美意义，而是以更加‘平易近人的姿态，构建双重视野下艺术对话现场”[4]。

　　从某种程度上说，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创作视角的差异会影响大众群体的期待视野，甚至直接影响或决定作品传播和接受。传统的创作视角更加注重宏大的叙事建构，这与“小微平民”视角的介入完全不同，“小微”視角更加注重的是“小微人际关系”映射鲜活历史情境的视觉塑造。这种全新的小微视角不仅拓展了主题性美术创作题材的边界，更是对传统表现方式的另一种补充和丰富。从学理的角度来讲，当下“小微平民视角”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应当是日益多元的，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上更加注重“小切口”，焦点关注典型事件，重视人性本身和情感瞬间感受的微妙传达。

　　首先，全面关照小微群体生存状态和当代审艺价值。社会群像的真实境遇是社会的万花筒。例如，重点关注孤寡老人、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最低保障对象、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现役军人家属、革命伤残军人、复员军人、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军队离退休干部等优抚对象，外来人口、社会越轨人群等边缘人群等。这些普通人物的平凡生活是时代发展的有力见证，是艺术家表现社会发展、历史记忆的重要素材。事实上，根据人物特殊的身份再度解构和重构艺术语言和文化精髓，可以更进一步地内化和渗透当代主题美术创作的审艺哲思及其当代价值。

　　其次，多种媒材的“全方位透视”和立体化形塑。其一，开发辅助性媒材的多重价值。就主题性美术创作而言，可以通过相关文献资料、声音影像等手段立体化呈现彼时的社会情境也激发创作灵感。另外，展览现场也可以将辅助性的特殊物件、资料进行布置陈列，营设氛围，拓展更多“真实”空间，唤醒共识，形塑人格。

　　其二，科学选取适合的媒材进行创作。20世纪以来，摄影技术的发展导致写实性倾向的绘画作品有所弱化，西方艺术家对艺术形式进行了一系列极为大胆的探索。其中，挖掘各种创作媒材的本质特性这一措施，极大地丰富了艺术语言体系，形成了多种流派和风格。波普艺术、大地艺术、装置艺术、新媒体艺术等都对多种不同类型的媒材进行了实验性探索。从某种意义来讲，媒材自身的特性具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表现力，夸张大胆的表现极易制造超越常规的视觉效果，有些艺术活动已经超出了传统美术概念之范畴，变得更加综合，更具表现力，这既是对传统艺术的突破和创新，又是主题性美术创作走出程式获得生机的路径之一。

　　其三，注重多种媒材的综合化应用。美术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还有设计、书法、摄影、工艺、建筑等具体门类，材质更是丰富多样，颜料、纸张、画布、泥土、石头、木料、金属等不同的物质材料带给人们不同的视觉感受，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更要重视材质的研究和选择，以更好地破解当下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简单化图解式的桎梏。一方面，加强“异媒同构”取向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实验。可以运用不同的媒材就同一主题内容进行美术创作，通过不同的材料全面整体性地感知、重塑主题性美术作品“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多维立体的全貌。另一方面，注重“混合媒材”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运用。就某一主题性美术创作而言，不同材质本身具有不同的肌理、色彩、形态、线条等，为了增强表现力和传播性，可以尝试在创作中灵动性运用拓印、滴洒、拼贴、刻印、碰撞、叠压等技法进行主题性美术创作探索。换言之，“混合媒材”式创作，可以作为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多元化地表达主题性美术创作观念的有益尝试。

　　总之，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应基于“小微视角”切入，根据创作的题材和主题，科学选取适合的媒材进行创作，这有助于主题内容的升华，更是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关键性因素。

　　（三）基于受众群体心智的情感触发式美术创作实践

　　无论是电影、音乐还是美术，真正能够触动心弦的艺术，大多是那种具有较高人性和文明，丰富了心灵，塑造了精神世界的饱含思想、情怀的作品。因此，将美术作品的情感召唤力作为焦点关注指标，深度系统梳理中国的特色化美术资源，重点塑造那些独具中国文化价值，具有普适性情感和思想的历史事件、人物或者遗址，以减少趣味区隔，增加“审美共识”。例如，潘鹤（1925— ）的雕塑作品《艰苦岁月》，通过真挚情感的抒发，利用雕塑獨具特色的艺术语言，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该作品采用圆雕的艺术形式，通过对普通人物真实的细节刻画，兼顾内在心理和外观形体的双重塑造。残破、褴褛的衣着表现生活困苦，吹笛造型反映浪漫的革命情怀，亦是艰苦岁月的巧妙反衬，而人物表情平静中流露向往和憧憬，年老战士和小战士更显革命历史的悲壮和艰辛，作品在丰富的细节刻画中寄托了艺术家无限的同情、悲悯和敬意。该作品极具艺术感染力，区别于同时代相当部分作品难以脱离的形式化和概念化，该作品真实再现革命历史的艰苦，是极为成功的革命题材美术作品。可以说，强烈的、真诚的、崇高的情感极具心理触发力，较易形成强烈的共鸣。总之，通过普适性人类情感的描绘，抓取恰当的情感触发点，是中国当代美术创作实践消弭区隔实现其共识性的有效方式。

　　（四）增强美术作品的话语结构和叙事阐释

　　在“互联网+”和“内容为王”的文化产业背景下，文化大场域内出现了各文化小场域间频繁互动、相互作用的场景。其中，蔚为壮观的是网络文学场与电视剧、电影、游戏等各场域的相互作用的盛景。近年来，随着科技和媒介的强力 助推，文化接受显示出视听为主综合化的新特征。以静观阅读、深度理解为特征的小说、美术等传统文化产品已经较难有广泛的社会受众。社会群体的文化实践较难实现深度聚焦或沉思，但是相互间的良性互动却极大地促进了各文化间的联动发展。例如，2017年国内上映的关于艺术家梵高的手绘动画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群体对艺术家和艺术文化的关注；摇滚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的歌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进而其音乐亦广受关注，引发了社会群体对战争、人性的各种思考；国内2015年上演的架空历史剧《琅琊榜》电视剧中美术、音乐、设计等独具中国古典特色，镜头语言极具艺术意蕴，其中水墨画营造出唯美、缥缈的意境，引发了媒体和剧迷的广泛谈论。

　　就美术创作而言，美术作品的话语结构的合理性和叙事逻辑的阐释力成为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如何有效促成观者和艺术意象的深层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和观者共有的文化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中国当代美术创作应发掘受众认知度较高的内容素材，特别是一部分已经成功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开发，具有较为广泛的受众影响力和深厚文化认同度的内容素材。例如，入选第13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黄荣波中国画作品《梁思成和林徽因》，该作品描绘的是梁思成（1901—1972）和林徽因（1904—1955）两个历史人物，以公众较为熟悉的“历史人物”作为创作素材，首先具备了与受众有效对话的基础。此外，画面大篇幅出现了“中国营造学社专业”“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清式营造则例”等字眼，这些画面语言是艺术家精心布置，是艺术家与观者的思想交流和对话的具体叙事内容，既强调了两位历史人物作为保护和研究古建筑的先驱以及著名建筑师的重要身份，也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另一幅陈东树的油画作品《岁月如歌》，将“文革”时期“浮夸风”式美术作品“巨型果实”画面与当下丰饶的菜市场场景并置于同一画面，形成了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呈现出丰富的艺术语言，同时极具历史代入感和艺术感染力。该作品选择公众较为熟悉和突出的历史记忆，实现了现实与历史的跨时空对话。观众又在获得高度视觉享受的同时，对这一主题性美术作品所阐述的历史观和深层思想有所观照。

　　在当下社会群体趣味区隔严重、民族文化遭遇吞噬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代美术承担着弘扬民族精神、像化国家形象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一系列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推动下，中国当代美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主题性美术创作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艺术家既要以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等多重视角审视题材内容，同时又要从艺术形象的想象性、情节叙事的逻辑性等角度切入主题。因此，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应注重丰富艺术家自我成长体验，从“小微平民”视角切入、注重情感触发、增强美术作品的话语结构和叙事阐释等方面进行焦点关注和深化探究，以针对性消解趣味区隔下社会群体对主流价值观的疏离和瓦解，实现主题性美术创作观照历史和现实、储藏与构建文化记忆、传达正义良知的功能使命，真正把握好主题叙事与艺术表现之间的客观规律性和主观创造性，助推中国当代美术积极社会影响力的产生和渗透。

　　张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