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与“三农”共生共荣

　　前不久，有研究机构在山东某农业大市调研时发现，站在直播经济风口，当地农村出现了不少种养户、农产品合作社及农村电商群体。可是，因为缺少资金，绝大部分农民无法向家庭农场、中小型专业种植养殖企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型。

　　据研究人员了解，由于农户缺乏抵押物，无法为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质押，进而影响涉农信贷金融机构无法对农户进行合理的信用评估，这直接导致金融机构面对高风险、高成本的涉农信贷严重供给不足，一度出现“农户缺钱无处贷，金融机构有钱不敢贷”的困局。

　　金融是实体经济运行的血脈，农业农村经济在实体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事关十几亿人的温饱，事关亿万农民的生计，涵盖一、二、三各个产业，需要金融资源更多地向“三农”回流。然而，金融服务仍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农民贷款难、贷款贵、保险少等问题突出，成为制约“三农”发展的瓶颈之一。

　　有学者在梳理2018年、2019年两份中央一号文件时注意到：2018年中央的精神是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2019年中央的精神是，要建立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普惠性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有学者认为，上述中央一号文件内容说明：一是现有农村金融服务仍不能满足“三农”发展需求；二是现存农村金融机构没能很好地回归服务“三农”的本源，因此，要寻找更加适合中国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

　　当前，乡村振兴已经进入实施阶段，标志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金融加持。

　　对此，有观点指出，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事业的改革、创新进程，完善与发展各项相关制度，将更多优势资源配置到“三农”领域，更好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使之与“三农”共生共荣，这对于构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市场体系、组织体系、产品体系，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回流具有重要意义。

　　两轮重要改革

　　《民生周刊》记者注意到，目前业内已经达成一个普遍共识——金融可以撬动社会资源投入“三农”领域，促进农村各要素的优化配置，通过金融与产业、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更可以进一步放大产业政策效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共同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这一共识的达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各阶段农村金融改革试验的经验总结。

　　1978年，农村改革大幕拉开，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农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集市贸易十分活跃，农民获得了进城经商务工的自由。

　　次年，农业银行再次恢复成立，按照中央、省、地、县的行政层级设立机构，将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基层营业机构，并以此为载体形成了全国性的庞大农村金融体系。

　　1994年，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农村政策性金融从商业性金融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粮棉油储备收购等政策性业务。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脱钩，农业银行成为主营城镇业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财产权按国务院规定归省级人民政府所有，经营业务从1996年起划归中国人民银行托管，这被称为第一轮农村金融改革。

　　事实上，在此之后，农村信用社究竟如何恢复合作金融的性质并不明确，广大农民参与信用社改革中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加上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分家时承接了很多不良债权，经营管理方式也没有改善。

　　所以，农村信用社独立后不论是自身经营状况，还是为农服务状况，都没有明显改善，要靠财政补贴和中国人民银行扶持才能勉强生存下来，甚至有一些农村信用社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

　　2003年6月，国务院颁布《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拉开了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此轮改革允许在3种模式上进行积极探索，一是建立县联社、省联社模式，二是建立自下而上入股的农村合作银行模式，三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建立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并要求各地针对以上3种模式，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强求一刀切式地进行改革。

　　到2005年，全国农信社系统的改革效应初步显现，资本充足率、不良率贷款、盈亏状况、资产规模等指标均发生可喜变化。

　　确立“三位一体”体系

　　需要提及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以瑞安市为试点单位，提出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融合的“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体系，并部署了“三位一体”改革试点工作。

　　有报道载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十分关心并多次调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合作服务体系的改革发展，以更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弥补双层经营体制的短板。在他的推动下，浙江于2004年颁布《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2005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见》，为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也为全国人大2007年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提供了先行先试经验。

　　9月底，河南谷子进入丰收季。图/杨东儒

　　在2006年召开的浙江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建设作了宣传发动，并在之后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作出全面部署。

　　2014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6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作重要批示，要求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成为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

　　2015年，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下称《方案》），要求农民合作社成为党委、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并确定河北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进行供销合作社改革试点。2017年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各地党委、政府要推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从全国首批8個省市启动深化改革试点，到其他省（市、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在深化改革中，各省（市、区）级联社（农商银行）按照《方案》总体要求，进行了有益探索，尤其在省级联社（农商银行）服务平台建设中创造了优秀成果，形成了“小银行+大平台”的发展模式，既把成员行社打造成具有竞争活力的现代中小银行，又把省级联社（农商银行）打造成充满效力的管理和服务平台，使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巨大的核心竞争力。

　　集聚可靠金融力量

　　2019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有关要求，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

　　业界认为，《指导意见》是在持续不断补齐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金融服务短板，是一份加大对乡村振兴领域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金融需求的纲领性文件，内容涵盖健全适合乡村振兴发展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加大金融资源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倾斜力度，以及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融资需求和建立健全多渠道资金供给体系、拓宽乡村振兴融资来源等诸多方面。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指导意见》公布之前，农村金融改革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相比，依然存在亟待解决的痛点和难点，主要包括：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阻碍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三农”信用体系和农村资产市场建设滞后，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低收益；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多样化，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以日益突出的矛盾为例，在中西部一些地区，农村的生产性金融需求和消费性金融需求仍然以农户方式存在。但在东部地区，由于现代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加之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土地流转集中，贷款对象由农户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正逐步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替代，农村金融需求不再单纯以农业生产性需求为主，而是更加综合的金融需求。

　　但是，目前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权上收，县级机构创新动力不足，不能根据乡村振兴实际需求开发在期限、结构、金额等方面设计与“三农”资金需求特点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部分农村存款不能在农村转化为投资，反而通过金融机构的虹吸效应流向城市。与“三农”关系密切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性质的非金融机构又不具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条件和能力。

　　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有必要推进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政策性引导金融资源进入农村市场，增加金融服务供给，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金融基础。这是《指导意见》设计的初衷。

　　如同任何一项重大改革一样，农村金融改革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全面提升服务“三农”水平和自身发展质量，进而为乡村振兴集聚更多更可靠的金融力量。

　　我国不断探索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图/赵慧

　　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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