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云山和泰戈尔

　　素有“现代玄奘”之誉的谭云山，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直情有独钟。刘开生、胡玲玲撰著的《中印两大文明的金桥——谭云山》一书（兰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对此多有涉及。

　　谭云山年轻的时候，几乎读过泰戈尔所有翻译出版的小说和诗作，其中包括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泰戈尔小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泰戈尔短篇小说集》等。勤奋的目耕不仅令谭云山对这位印度诗人充满了敬仰与爱戴，而且还深深地触发了他的写作灵感。比如他在诗集《海畔》中写道：“我只一微笑，海面／便满浮着波纹了！／……我睡在明月底怀里／明月却嵌在我底心里。”有人评价，这些美丽的诗句分明蕴含着泰戈尔影响的痕迹。

　　1927年7月，正在马来西亚麻坡中华学校任教的谭云山在新加坡与泰戈尔首度会面，紧接着又在马来西亚聆听泰戈尔关于创办印度国际大学的演说。泰戈尔称这所大学旨在追求“世界和平”“东西会合”，旨在将其铸造成一处“使世界聚会的鸟巢”、一座“使世界文化融合的自然火炉”。谭云山被泰戈尔的演说深深打动，在随之而来的两人交谈中，他敞开心扉向泰戈尔谈自己的人生理想、谈对印度的向往和到国际大学去的心愿。泰戈尔听了之后，立马邀请谭云山去印度国际大学教中文，开展中国研究和佛学研究。

　　1928年8月，谭云山从马来西亚出发，乘坐轮船于9月初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再坐火车抵达波尔普尔，然后雇了一辆牛车拉行李，自己则随牛车步行，经过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处名叫圣蒂尼克坦的地方，印度国际大学便坐落在此处。从此，谭云山在这里开始了吃粗饭素菜、自己打水、自己煮食且薪俸极其低廉的清苦生活。他一边教授中文，一边学习梵文，同时研究包括佛学在内的印度文化。当时年仅三十岁的谭云山，与六十七岁的泰戈尔朝夕相处，成为真正的忘年交。

　　对于这段岁月，谭云山曾在《印度周游记》中写有题为《怀餐》一诗，诗云：“拭盆如扫地，倒饭似打铃。番薯杂木叶，咖喱和豆羹。临餐思往哲，饭后想穷民。有食原足乐，未可云苦辛。”

　　短短四十个字折射出：清苦的生活不但难不倒一个人的努力，反而还能磨炼出一个人坚强的意志与乐观的精神。

　　这期间，谭云山曾有中国西藏之行，泰戈尔也曾周游欧美大陆和苏联。两人回到印度国际大学后，各自畅述了自己的经历。

　　谭云山与泰戈尔毕生致力于促进中印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其中，建立“中印学会”即是突出的一例。早在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之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建议“可组织一中印学会，互通声气”。然而这个建议，直到1933年才真正出现眉目。首先，通过谭云山的努力，中方出版了题为《中印学会：计划、总章、缘起》的文献。文献指出：中印学会以“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并融合中印感情，联合中印人民，以创造人类太平，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印方则以泰戈尔为代表，以信函方式向时任中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表明了态度，函称：“我愉快地邀请中印学会把我在圣蒂尼克坦的大学用作它在印度的活动中心。我希望我的朋友热情欢迎这个学会，并慷慨地帮助我的朋友谭云山教授实现他的计划，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以促进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几经努力，中印学会于1935年5月3日在南京正式成立，蔡元培出任理事会主席，谭云山担任秘书，负责具体事务。

　　与此同时，谭云山和泰戈尔还积极筹措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1934年9月，谭云山制订了一个关于建立中国学院的详细计划，其中包括筹集办学基金、建造图书馆、设立奖学金等。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泰戈尔的首肯，并建议谭云山尽快返回中国，向相关部门进行汇报。谭云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建议，立马启程回国。行前，泰戈尔写了四封内容完全相同的信件，嘱托谭云山分送蔡元培等人，信中写道：“一个扎实的开端就是兴建一座大厦，叫作‘中国大厦’（即中国学院），专供贵国的学生和学者住宿，以便和我们合作致力于文化复兴。”

　　谭云山回国后不久，便获得了五万元的捐助款，以当时的货币价值而言，这是一笔不菲的数目。谭云山遂决定将其中的三万元用作中国学院的基建用款，其余两万则用来购置中文图书。半年后，谭云山携带几乎囊括整个中国经史子集的十万多册图书返回印度国际大学，喜出望外的泰戈尔“把圣蒂尼克坦最好的地方腾出来建设中国学院”。1937年4月14日，中国学院举行盛大的揭幕典礼。泰戈尔第一个讲话，他充满激情地说道：“这是大喜的吉日，我盼望已久。今天揭幕的中国学院将成为那种与时俱进的、宏观的中印了解的核心和象征。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将住在这里，和我们分享彼此的生活方式。他们将为我们的共同事业献力，逐步使得已经中断了许多世纪的两国人民之间硕有成果的伟大事业重新建立。”泰翁话音一落，谭云山便即刻表达了对他的深厚感激和热情赞扬，同时也强调了中印两国“是一对姊妹国家”，其友谊“是伟大的、古老的、亲密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谭云山与泰戈尔创建的中国学院的的确确成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纽带，在当时的印度掀起了一阵中印文化交往的热潮。比如邀请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到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徐悲鸿于1939年初冬抵达学校时，泰戈尔与谭云山为他举行了欢迎会。12月14日，《徐悲鸿画展》在学校隆重举办，泰戈尔亲自为展览撰写序言，内称“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显示了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民间风采和独特风格”，“我确信所有的艺术爱好者能从这些绘画中获取丰富的灵感”。谭云山则一直忙前忙后，负责包括翻译、居住、饮食等在内的一应事务。1940年11月，在这里停留了整整一年的徐悲鸿准备远行异地，泰戈尔和谭云山与他依依话别，感谢他在国际大学所作的学术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谭云山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诸多暴行陆陆续续地告诉了病中的泰戈尔。泰戈尔感到非常愤怒，公开指出：“日本今日在中国之所作所为的种种暴行，非将长久贻存下去而反之于其自身，即是为它自己的将来造作恶报。”泰戈尔甚至还专门写了一封题为《致中国人民书》的长信，对中国人民表示敬意和鼓励，并郑重地委托谭云山进行转交。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希望这种对你们国家图谋已久的暴力进攻会在你们痛苦而英勇的反抗中产生一种崇高的意义，促使一个新的民族灵魂产生。”谭云山将泰戈尔积极支持中国人民抗日和愤怒声讨日军侵略者的所有正义言行汇集在自己撰写的《诗圣泰戈尔与中日战争》一文中，且公开发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41年，泰戈尔的病情日益加重，谭云山默默地守在他的床前，不断地轻诵经文，祈求佛力延长其生命。这一年的8月6日，泰戈尔终于撒手人寰。谭云山将自己手上的珊瑚念珠取下来，虔诚地放在泰翁的手掌上，表示最后的敬意。谭云山有一篇题为《我献身给泰戈尔》的文章，内中有句云：“我把自己献身给他，决定终生在他的领导与指引下竭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我将永远献身给他，在他的精神光芒照耀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泰戈尔是培植中印古文明在现代世界中成长的辛勤“园丁”，谭云山则是泰戈尔的忠实助手，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即1983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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