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鼻余沈》里的反思

　　清咸丰二年（1852），始终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已有四十一岁的左宗棠，总算得到机会，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手下，当了“刑名师爷”。两年后张亮基升迁为湖广总督，他复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干了六年之久。

　　曾国藩遇事宽宏大度，将左宗棠的才华看得很重。咸丰六年（1856）正月，由于曾国藩奏报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朝廷任命左宗棠为兵部郎中。几年后，偏偏在他没有意识到无数嫉妒的眼睛时，遭遇了樊燮事件。樊燮是永州镇总兵，他私役兵弁，挪用公款，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左宗棠按捺不住内心的愤忿，代巡抚骆秉章拟了一份奏折，劾请朝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得到消息，反而向湖广总督官文诬告左宗棠。官文为人颟顸，还没弄清真伪，便将案子报到了朝廷。朝廷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公堂。咸丰皇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这件事，让朝廷上下无不为之震惊。许多有正义感的人上疏为左宗棠辩护，说明他是被诬告的，在舆论压力下，咸丰下达了“弃瑕录用”的旨意。于是官文不再催左宗棠往武昌对簿公堂，草草了结这件无头公案。

　　咸丰十年（1860）四月初一，皇帝有特旨询问曾国藩，当太平军“贼氛甚炽”时，能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任他职。曾国藩很快上奏，说明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前局势严峻，需要用人，起用左宗棠，他必然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不久，朝廷便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正式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后，左宗棠回湖南募集兵勇，并开赴江西战场。没过几个月，左宗棠率领的军队就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士气大增。曾国藩专门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在奏报中追述了左宗棠历来的战绩，说：“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左宗棠因而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接下来的情况更具有戏剧性。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初二，曾国藩上奏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同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部分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他拥有较大的军权。由于军事局势突然发生变化，此事被延搁了几个月。直到翌年二月，左宗棠终于受命为浙江巡抚，曾国藩几乎是竭尽全力把他推举到了浙江省最高位置。两年以后，左宗棠被授命为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

　　然而，树大招风。立下赫赫战功的湘军，很容易被别人攻击而招致朝廷的不满。果然，一支支暗箭射来，令人猝不及防。

　　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从教训中领悟，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造成内讧的假象，以保全自己。他作过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辩证地写照了性格的两重性。辱中求荣，挫时思奋，正是他为官的策略。谁曾想，没过几年，被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左宗棠，在赢得了足以与之抗衡的政治地位后，居然与曾国藩大唱反调。同治三年（1864），公开宣布和曾国藩断交，从此不相往来。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恶，是晚清史上的一段公案，孰是孰非，即使到了今天仍然难以公断。冷静地看，两人的争执无非是为了公事，彼此间没有什么私怨。从知遇之恩考量，显然人们大多倾向于曾国藩。毕竟，在人生的几个重要节点上，左宗棠都得到了曾国藩的扶持。然而，无论在公堂还是私邸，左宗棠总是免不了骂曾国藩，说他假道学、虚伪，甚至在曾国藩死后还骂个不休。左宗棠脾气坏固然是原因，其实这恰恰暴露了他内心的无比焦虑。曾国藩是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一向心高气傲的左宗棠，不愿自甘弗如，乖乖屈从。于是，唯一的方式就是骂，偏偏又骂不出什么名堂来，因此在脸上留下了一道滑稽的污痕。

　　1841年6月，承担鸦片战争失败责任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把自己编写的《四洲志》交给魏源，希望魏源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在此后一年时间里，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写成《海国图志》五十卷，1843年初版于扬州。1856年，魏源去世，一百卷本遂成为《海国图志》定本。

　　魏源看到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提出了契合时代特点的主张，却没有在中国获得应有回响。那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东来的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本质区别。然而，墙内开花的《海国图志》，却香到了墙外。1851年的一天，一艘中国商船在日本长崎港接受入港检查时，被查到了三部《海国图志》，随即被当作违禁品克扣下来。正是这个偶然的事件让《海国图志》传入了日本。三年后，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六十卷本，日本人争相购读。也正是在这前后，美国“黑船”叩关江户湾。日本通过谈判达成妥协，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国门。这之后的日本，既没有长时期沉浸在失败阴影中，也没有单纯地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而是很快“师夷长技”，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商业基础。日本学者井上靖说，幕府晚期之所以能发生“开国主义”思想，其契机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知识群体普遍阅读过传来不久的《海国图志》。

　　然而在中国，这本书却一直被束之高阁到洋务运动兴起时。洋务派上台后，发现了这本书，总理衙门要求印刷两千册。

　　当时，洋务派巨擘左宗棠主持重刻《海国图志》，为该书写下序言（收录于左宗棠文集《盾鼻余沈》），他说：“百余年来，中国承平，水陆战备少弛。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竞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魏子数以其说干当事，不应，退而著是书。其要旨以西人谈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统纪，征其俗尚而得其情实，言必有伦。所拟方略非尽可行，而大端不能加也。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鸦片之蛊，痈养必溃，酒过益酲，先事图维，罂粟之禁不可弛也……此魏子所谓人心之寐患，人才之虚患也。宗棠老矣，忝窃高位，无补清时。书此弥觉颜之厚，而心之负疚滋多，窃有俟于后之读是书者。”

　　盾鼻，即盾牌的把手。余沈，遗留的墨汁，指著述。盾鼻余沈，是左宗棠战争间隙的著述。“书此弥觉颜之厚，而心之负疚滋多……”自责之心，毫无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