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医生傅连暲

　　傅连暲是我党著名的红色医生和医务工作领导者。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全力救治红军伤病员，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更是毁家纾难，进入中央苏区，创建了中央红色医院和红色医务学校，是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抗战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卫生处处长，负责领导党的医疗卫生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在擘画党的整个卫生工作的同时，他具体负责创办了中央医院并担任院长，通过在设施设备、师资人才等方面的建设，这所医院成为各根据地中最为先进的模范医院。在患者诊治、人才培训、卫生宣传等方面都发挥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傅连暲出生于福建汀州乡下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后跟随父母信奉基督教。他在教会医院“亚盛顿医馆”学医五年，毕业后，进入“福音医院”当医生。他医术高明，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切的同情，经常到汀州城外，给穷苦百姓免费送医送药。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汀州也罢课罢工，爆发了反帝运动，福音医院的外籍院长、医生由于对这场运动心怀恐惧，相继逃离了医院。就这样，傅连暲众望所归地被推举为医院院长。他虽然已经是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拥有很高的收入和安逸的生活，但他具有博爱济世的仁心仁术，具有追求先进光明的坚定信念，也具有为劳动人民解决疾疫痛苦的美好愿望。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朱德率领起义部队南下，途经长汀时，傅连暲热情地收治了起义部队的三百余名伤兵，悉心为他们医治。他为陈赓、徐特立都治过伤，特别是陈赓在之前的战斗中，左腿膝盖和踝骨两处都有枪伤，到汀州时已经严重感染，傅连暲为他进行了精心的医治，使他的左腿得以避免截肢并恢复了正常的功能。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从井冈山东进，进驻长汀，伤病员就住在傅连暲的福音医院治疗。也就在这个时候，傅连暲和毛泽东、朱德相识并且接受了更多的革命知识，奠定了他以后走上革命医疗事业的基础。此后，福音医院成为红军医治伤病员、掩护地下党、购买药材的秘密交通站。1931年他在汀州开办了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1932年又开办了中央红色医务学校，为红军培养了一批早期的医护人员。1933年，为了实现毛泽东所说的红军“要有个自己的医院”的设想，他毅然放弃了在汀州每月四百块大洋的收入和安逸舒适的生活，不但全家迁入中央苏区，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红军，而且将整个医院都迁到了中央苏区的瑞金，医院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由傅连暲任院长，并兼任中央红色医务学校的校长。

　　1934年9月，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准备突围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于都患上了严重的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情况危急。傅连暲听说后，骑上一匹骡子，昼夜不停地从瑞金赶了九十公里山路到达于都，为毛泽东治好了病。当时，红军中有人患天花，傅连暲带领学生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为全体红军接种牛痘，防止了传染病的蔓延。

　　在长征出发之前，傅连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胃病和痔疮，但他决定誓死也要跟随红军长征。他挑选了常用的药品和器械，装到四个担子内，拖着虚弱的病体，踏上了漫漫的征途。在长征中，由于战斗频繁、行军艰苦、缺衣少食、环境恶劣，胃肠病、腹泻、痢疾、结核病、疟疾、伤寒，以及营养不良、贫血、夜盲症等成为红军指战员中常见多发的疾病，而伤病员因为伤口感染、溃烂，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傅连暲及他的学生们创造了许多办法来为红军治病和解除痛苦。如让发烧的病人将冷毛巾裹到身上退烧，让病人用饮用浓茶水的方法治好了伤寒病，用雪球敷到腮边进行局部冷冻麻醉来为病人拔除病牙。在长征途中，他为朱德和刘伯承都治过病，还医治好了患伤寒病的王树声和康克清。

　　1937年1月，随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后，傅连暲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请求，毛泽东亲自担任了入党介绍人，他光荣地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中央刚刚进入延安城，傅连暲就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担任院长。国共合作的局面形成后，医院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医院。1938年冬天，延安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边区医院迁到安塞。这时中央命他组建中央总卫生处，由他任处长。他深感中央机关及整个陕甘宁边区都缺乏一所高水平的正规医院，于是就向中央建议组建中央医院。1941年4月，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指示他会同何穆筹建中央医院。这年9月，中央医院开始收治病人，11月，中央医院在延安城北的李家洼正式成立，由傅连暲兼任中央医院的院长。

　　中央医院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中，我党在延安创立的第一所革命化、科学化和正规化的医院，它以制度规范、管理科学、技术优良、作风严谨而为陕甘宁边区人民所称赞，被誉为“延安人才最多的最高医疗机关”，标志着我党卫生事业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党和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党我军的医药卫生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傅连暲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的医疗卫生事业。傅连暲不但有很高的医疗技术，而且具有为人民健康卫生服务的高尚医德，他经常说的话是：“我最喜欢人家称呼我为傅医生，这使我特别感到我对人民健康所负的责任。”在感受到自己责任的同时，他也体会到了自己作为医生的价值所在，他说：“当我置身于病床之前，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会感觉责任的重大和我们从事的业务的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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