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殖政治风云再起

　　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以六比三的裁定结果，对“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作出判决，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先例，将堕胎合法性问题留给了各州自行处理。这一裁定意味着美国约一半的州将会宣布堕胎为非法或严格限制堕胎，从而引发巨大的政治风暴和社会动荡。

　　“罗伊诉韦德案”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作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在1960年代，美国很多州的法律认定堕胎是非法行为，即便是由于强奸或乱伦导致怀孕的孕妇也不能合法堕胎。1969年，德克萨斯州的一名女性麦考维意外怀孕，在尝试各种合法堕胎的途径无果后，她听从律师建议，化名罗伊（Roe），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以侵犯隐私权来起诉代表该郡的司法官韦德。最高法院判定，德克萨斯州限制堕胎权违背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侵犯了女性隐私权，判定罗伊胜诉。这也意味着推翻了其他州的类似法律，令美国的堕胎合法化。

　　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定是基于平衡原则，对堕胎分阶段划分权利：在妊娠初期（最初三个月），当事人及她的医生拥有对堕胎的决定权；到了妊娠中期（中间三个月），政府可以管制堕胎，前提是保证孕妇的健康，政府不能对女性选择手术的权利施加实质性的限制；在妊娠晚期（最后三个月），胎儿具备了体外存活能力，政府可以禁止堕胎，保障潜在的生命。

　　“罗伊诉韦德案”最初并不是美国社会的关键议题，到了1980年代，由于美国保守派对于女权主义运动发起反击，它一跃成为美国的政治焦点。保守派认为女权主义使得女性过于关注自己，忽视了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和照顾者的自然角色，从而威胁到了传统核心家庭的神圣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放纵、享乐主义和自恋。随着保守派成为共和党的主流，里根和老布什都曾经在总统竞选中向保守派选民承诺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特朗普在其任期内任命了3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打破了最高法院此前在性别和生育议题上自由派四票、保守派四票和中间派一票的平衡格局，最终导致“罗伊诉韦德案”被颠覆。

　　2021年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59%的美国人认为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是合法的，认为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是非法的美国人则占总人数的39%。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对“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的判决，并不符合当今美国多数民众的想法。

　　美国学者普莱斯的著作《美国生殖政治》（Reproductive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从女权主义立场阐述了美国生殖政治的历史和现状，为理解在“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之后的美国社会走向提供了指南。

　　生殖政治是指对生殖、性和身体的控制，以及这种控制的后果。它包括怀孕、分娩和性健康，包括性传播疾病的防治、性教育、对性行为的监管、亲密关系和婚姻、生殖辅助技术和代孕等问题，此外也包括界定一个人的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的权力，以及选择或拒绝性行为的权利。

　　关于堕胎权的对立长期位于美国生殖政治的中心，这种对立可以还原为两种世界观的差异。反对女性堕胎权是基于号称“支持生命”的世界观，它认为：生育是性生活的主要目的，性生活只有在婚姻范围内才是可以接受的，为人父母是男性和女性的自然本质，而不是社会角色，堕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它不仅结束了一个生命，还剥夺了性的神圣意义，加剧了性滥交，并免除了女性及其男性伴侣对于她们所怀的孩子的养育责任。

　　与此相反，支持女性堕胎权是基于“支持选择”的世界观，它认为，性是人类创造亲密关系的手段，是对彼此的关爱和信任，仅仅为了性快感的性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体验，而不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堕胎是一种个人的私人选择，不应该受到政府、宗教或其他外部社会力量的侵犯，如果一个女人觉得她没有能力为潜在的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她有权决定堕胎，不应该被强迫继续怀孕。

　　在当今美国社会，关于堕胎权的分界线与两党政治的分界线高度重合。大约2／3的共和党人认为，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非法的。相反，大约3／4的民主党人认为，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合法的。共和党1980年代就在其政治纲领中加入了反堕胎条款，而堕胎权则得到了民主党的正式支持。

　　关于堕胎的辩论总是被人们对于堕胎的刻板印象所主导。在公众的想象中，典型的堕胎者是未婚少女。事实上，在美国，寻求堕胎的女性中，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仅占4%，介于18岁到20岁之间者占8%，介于20岁到30岁之间者占60%。

　　女性选择堕胎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经济问题、教育或职业计划、与伴侣的关系问题（濒临分手或受到虐待）、已有孩子数量，以及照顾病人或老人的责任等等，也有少数女性是由于遭遇强奸和乱伦而堕胎。在寻求堕胎的女性中，75%的人是穷人或低收入者，62%的人有宗教信仰，59%的人已经有至少一个孩子。

　　美国反堕胎人士常常宣称堕胎率已经高得惊人。事实上，自从1982年达到顶峰以来，美国堕胎率一直在稳步下降。1982年，每1000名15岁至44岁的妇女中有29.3例堕胎，2008年该数值降为19.4，2011年降至14.6。避孕措施的普及是堕胎率下降的主要动力。

　　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公众对堕胎的看法。电视往往夸大了与堕胎有关的风险，并过分强调堕胎可能导致的医疗并发症，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公众错误地相信堕胎的高风险，特别是将堕胎与死亡联系起来。

　　反堕胎人士对堕胎的污名化，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压力。污名化导致的耻辱感使得公众难以对堕胎开展诚实、公开的讨论。无论是经历堕胎的女性，还是其伴侣、家庭成员和朋友，乃至在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中工作的医护人员，常常会为了避免羞辱而保持沉默。污名化还会阻止女性寻求堕胎服务，甚至阻止医护人员由于害怕潜在的骚扰和暴力而不愿意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89%实施堕胎的诊所都经历过至少一种形式的骚扰。

　　最高法院对于“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定理由，是将女性堕胎权归入隐私权，这也使得以“支持选择”的名义主张堕胎权的人士长期以来不是把重点放在女性权利上，而是把对堕胎的限制描述为大政府对家庭和社会的干涉，以此赢得保守派选民的拥护。这种框定问题的方式，固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却回避了对于女性权利的正面讨论。

　　1994年，出于对主流的“支持选择”运动的不满，一批黑人女权主义活动家提出了“生殖正义”的理念。她们认为，“支持选择”运动的问题在于，它只适用于一小部分可以作出选择的女性，主要是身体健康的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女性，没有理解种族、阶级、性别、移民身份、性取向、主权问题和刑事司法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造成的对生殖权利的限制，乃至生殖压迫，从而使得少数族裔女性、低收入女性和性少数群体（LGBT）的声音被边缘化，未能将支持生殖权利的人群团结起来。

　　生殖正义是一个基于人权的社会正义框架，它认为个人和社群有权利控制他们的身体、性行为、劳动和生殖，不受控制、胁迫或剥削。生殖压迫是指系统地剥夺人们对生殖和性生活作出决定的自决权，无论是针对个人还是社群，这种压迫发生在家庭、社区、机构和社会，它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也是社区条件的问题。压迫的各种形式—种族主义、性别、阶级、性、国籍等等—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交叉的。“支持选择”的论述框架过分集中于堕胎权，并且狭隘地关注个人权利，既忽视了其他的生殖健康问题，也遗忘了针对某些特定社群的生殖压迫的历史。

　　生殖正义包括四个方面：预防和终止意外怀孕，不生孩子的权利；拥有孩子的权利；在安全的社区中抚养孩子的权利；对自己的身体有安全感和控制权，并且充分肯定自己的身体潜力的权利。其中只有第一项权利和“支持选择”的论述是相同的，其他三项权利都超出了“支持选择”的论述框架。生殖正义意味着个人有权控制其怀孕、生产、分娩和产后护理的条件，有权界定其性别身份和表现方式，有权进行自愿的性体验。生殖正义不仅包括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和生殖的权利，而且还包括过上没有身体、心理和情感伤害的生活，享有健康和幸福的权利。

　　根据生殖正义的论述框架，生殖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许多传统上不被视为生殖权利问题的政策问题，例如提高最低工资、确保食物和水的安全、加强环境保护、抵制对移民和婚姻的限制等，都是实现生殖正义所必须关注的。

　　一个例子是克林顿政府1996年通过的福利改革法案。该法案基于保守主义立场，否认持续的贫困是结构性问题的后果，将穷人的贫困归咎于他们自身的道德品质，认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推迟个人满足，无法控制性冲动和生殖，这导致他们多生孩子，经济上又无法支持，因此解决办法不是提供“施舍”，强化穷人的“不负责任”，而是向福利领取者灌输努力工作的价值观。该法案重组了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再支持女性留在家里履行养育子女的责任，而是迫使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受助人在领取福利两年后必须工作，在领取福利期间所生的孩子不会得到额外的资助。这无疑会令处于结构性贫困的弱势群体的生殖权利雪上加霜。

　　《美国生殖政治》出版于2021年，并未预见到美国最高法院会在今年推翻“罗伊诉韦德案”。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决严重侵犯了美国社会的生殖正义。5月12日，一名俄亥俄州的10岁女童被强奸并因此怀孕，由于俄亥俄州在6月24日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当天便宣布怀孕六周后的任何堕胎都属于非法，该女童6月30日在印第安纳州堕胎。随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的总检查长宣称要吊销施行堕胎手术的医生的行医执照并发起刑事起诉，医生的女儿受到了来自反堕胎群体的绑架威胁。美国“全国生命权组织”（the National Right to Life）的总顾问则表示，这名女童本应怀胎十月把孩子生下来，不能因为父亲的罪过而贬低孩子的生命，要相信怀孕是上帝的礼物。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术完全罔顾女性的选择权，更是对生殖正义的粗暴践踏。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美国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颠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是特朗普执政期间一连任命三位大法官所导致的“意外”后果，势将一石激起千层浪，令美国生殖政治风云再起。在未来的拉锯战中，生殖正义的论述框架有望取代“支持选择”的旧范式，令美国社会的堕胎权辩论摆脱“隐私权”的语境，融入追寻社会正义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