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摄影世界》的缘分

　　人生中的一些经历就像命运已经提前替你定制好，只待合适的时间发生一样。20 多年前的2001 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时，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老朋友邀请我来中国玩几天。到北京后，我对这个新环境越来越适应。当我第一次走进胡同的时候，一种熟悉的味道把我带回到了年轻时住过的哈瓦那（古巴首都，编者注）中国城。立刻，我放松下来，有了“回家”的感觉，由此开始了20 余年20 次往返中国的情缘。

　　当时，朋友带我在北京转了几个地方，并联系我曾合作过的一家德国相机公司，我受邀去他们的办公室拜访。我有点惊讶，以前不知道他们在中国还有业务。当我到他们办公室时，更吃了一惊：走廊两边的墙上挂满了我的照片。我们谈得很开心，聊了很长时间。他们请我帮忙宣传公司的产品，我欣然答应了。不过，他们说没有预算，无法给我报酬。我说没关系，只要能协助我在中国各地多拍些照片就行。我们定下了君子协定，于是开始准备在中国拍摄。

　　第二天一大早，《摄影世界》杂志社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几位客人来访，相机厂商与他们制定了2 个月后去中国几个城市的拍摄计划。第三天，我应邀与《摄影世界》的领导和一些工作人员一起吃饭。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单独参加活动。我当时一句中文也不会，心里忐忑不安，只能把写有地址的纸给出租车司机，任由他拉我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不过，到了那里，我就完全放心了。一位工作人员在门口等我，热情地带我进去。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时任《摄影世界》总编辑的刘心宁先生。刘先生热烈地欢迎我，热情而友善。他向我一一介绍他的同事，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我最好朋友的《摄影世界》编辑——李毅刚。

　　那时还是“慢时代”，从摄影来说还是胶片时代。这意味着我在下次来中国之前的几周时间里必须准备好要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照片。那时，我对数码、互联网、电脑的知识几乎是零。因此所有的影像图片都是以黑白照片、彩色反转片等实物的方式，通过联邦快递或UPS（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编者注）快递寄到中国。文章要刊登在2001 年的第10 期杂志上，而当时已经是7 月了……我拼命工作，终于赶在截稿前完成了任务。

　　我在中国各地的拍摄工作被安排在2001 年9 月。2001 年9 月11 日，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恐惧，而我的航班就在“9·11”发生的几天后！当时，我一度打算放弃来中国。不过，我对自己说：“管他呢，我宁可冒险，也不放弃这次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那次飞往北京的航班非常“诡异”：能坐几百人的大飞机只有包括我在内的5 名乘客，而且我们被告知除非必须，不要离开座位。气氛有点紧张。不过，像我估计的一样，什么也没发生，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我在中国的拍摄一共持续了5 周，拍摄了上海、昆明、成都、青岛、福州，当然也有北京。当时，流行的展示方式是幻灯片，因此我带了200 卷彩色反转片。拍摄和制作反转片很麻烦，但在胶片时代只能这样。

　　第一场幻灯片分享会在新华社新闻大厦一层会议大厅举行。出乎我的预料，全场爆满！有人坐在舞台上、通道上，甚至站着。有人告诉我，大厅外还有许多人等着进来。分享会大获成功，观众对我的照片和讲解极有兴趣。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解答热情观众的问题。观众的踊跃和热情令我印象极为深刻，这在以前的分享会上是从未有过的。

　　分享会后，时任《摄影世界》总编辑的刘心宁邀请我为《摄影世界》写为期一年多的专栏文章，我欣然同意。这就是我与《摄影世界》持续多年合作的开始。

　　除了北京，我在其他几个城市也做了幻灯分享会，都很成功。在上海和昆明的分享会都有1000 多人参加，在其他地方虽然参加的人少一些，但摄影爱好者的比重更大，反响更热烈。观众经常把我团团围住，索要签名。我从来没有签过这么多次名字：在宣传单上、小册子上，甚至在私人物品上签名。有个年轻女子坚持让我在她的白钱包上签名。这一路走来，我有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和人们，见过太多以前从没见过的摄影爱好者。

　　当我收到2001 年10 月的《摄影世界》时，无比惊喜！封面上选用了我拍摄的幽默照片《自拍像》，杂志里也有介绍我的文章，这种感觉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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