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旭：从海员到教师，从“走向世界”到“回归祖国”

　　选择航海，为了走向世界

　　先从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说起吧。1970 年代初，亲戚买了一台相机，那时我五六岁，在家门口附近的一个小缓坡上，他为我拍了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可能也是我童年时代唯一的一张照片。

　　那时候照相馆不多，去拍照还是一件挺隆重的事情。大家平时很少有机会进照相馆，除非是遇上什么值得纪念的大事。等我再次有机会拍照，已是拍摄初中毕业照之时。至于买相机拍照就更奢侈了，且不提相机这种“大件”有多贵，日常拍摄消耗的胶卷都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1970 年代，物资还相对匮乏，“柴米油盐”在我们生活中占的比重很大，挤占了精神追求和美的享受。生活中很多美好的记忆和瞬间都没有办法留住。我后来报考了大连海事大学，初衷之一就是想去看看更大、更精彩的世界。当时，普通人想要出国并不容易，但如果毕业于海事大学，从事航海的工作，那么就能在工作的同时走遍全世界——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入学的第一天，我穿上了海事大学的制服，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人生中非常有意义的一张照片，象征着我人生的新起点。

　　1992 年，我从大连海事大学船舶电气管理专业毕业。那时，海事大学毕业后是包分配的。我本来可以进体制内单位工作，去交通厅或者进国企的远洋公司，但是我喜欢挑战，于是就去了盛京轮船服务公司。这是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我在船上从事电机员的工作，下船后在公司从事机务管理，主要负责公司船舶的电气维修。

　　说来有趣，其实我选择成为一名海员，本身就是一次对自我的挑战，因为——我晕船。第一次实习，从大连港到天津港的航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胃里翻江倒海般的难受。但因为大连港至天津港距离不远，这种难受我咬咬牙还能够忍住。加上老船员总说坚持下去，习惯了就不晕了，所以我并没有放弃，直到那次往返横跨印度洋的航程。

　　记得那是1994 年的冬天，印度洋还处于季风期，海上的浪三四米高，船晃得很厉害。从舷窗看出去，一会儿是蓝天，一会儿是海水，房间里所有没固定住的东西都在“到处跑”。我把胃里能吐的东西吐得干干净净，然后一头扎到床上再也不想起来了，每时每刻都在想什么时候能到港，数着天数在熬。三天三夜的航程里，我几乎滴水未进。在严重晕船的情况下，你其实感觉不到任何饥饿或口渴，身体很多机能都处于“停摆” 状态，这是一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终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印度与巴基斯坦交界处的小港口。那里的基础装卸设施非常落后，我们的船实际上并没有靠岸，都是用小船往返接驳货物，像蚂蚁搬家一样，进度很慢，装卸货用了近一个月。也幸亏中途歇了这么久，回程的时候，我才能有体力挺过三天三夜的煎熬。

　　辗转多地，终究故土难离

　　我原以为晕船这个弱点，也能像内向性格一样被克服。但是这次穿越印度洋航程的折磨，让我从此认识到意志力的极限。放弃了“通过航海走遍全球”的儿时梦想，选择去新加坡从事修船与造船工作。新加坡当时是国际航运中心，也是修船、造船的枢纽，业界处于国际一流水准。1996 年我刚到新加坡时，从事无人机舱的设计和建造，也就是现在智慧化船舶的前身。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后，我便升职去裕廊船厂下属的二级公司做负责人。

　　28 岁那年，我在CEO 的职位上管理着近200 名员工，却忽然失去了奋斗的目标。终于，我做出了另一个影响人生的决定：放弃新加坡的工作，去美国留学，改学计算机专业。当时计算机很“火”，而且我大学本科学的是船舶自动化，本身就有一定计算机基础，转计算机专业相对容易。1999 年，我前往位于美国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学习计算机。在匹兹堡读书时我也曾认真思考过，完成学业后该去哪里开启我的新生活，而偶然的一次回国，帮助我做出了决定。

　　2001 年，我回国时感受到了中国的巨变。我之前一直在新加坡工作生活，然后去美国学习，中间一直没有回国，缺乏对中国发展状况的直观了解。这一次回国，我可谓是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再加上我在美国虽然生活的物质条件挺好，却一直缺乏社会认同感。在美国的时候最怕听国歌，一听到国歌眼泪就要流下来。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2002 年我完成学业后就决定回国，回到了大连。

　　转向教职，“做事”不忘“育人”

　　我回国之后，大概有三个月的“迷茫期”。一开始，我想留在北京做数字奥运，后来觉得当时的条件不太成熟，最后还是回到了大连，准备做电子政务——这是我在美国的研究方向。那时候，美国政府的电子政务门户给大众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我觉得在这方面的理念和经验都可以“拷贝”到中国来，取长补短，让这些经验能够在中国进行推广和发扬光大。而且，2002 年恰逢八大行业信息化建设，而电子政务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按理说，这应该对我的发展很有利。但真开始实践，我才发现做事情光有“天时”并不够，还需要“地利、人和”。

　　当时，我内心对大连的互联网产业发展有一些期许，因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软件公司——东软集团（1991 年上市，编者注）就在大连。但现实是，大连很多公司都在做软件服务外包而不是做产品，这就导致电子政务并没有发展的土壤，没有志同道合的同行支撑也找不到真正的业务需求点。所以，我最后放弃了引领中国电子政务的创业梦想。2002 年选择去大连理工大学当老师，开始从事电子商务的科学研究，同时也试图培养一些学生，来和我一起做电子商务。

　　我去过了很多地方讲课，教过许多不同层次的学生，我逐渐开始对大学教育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在我的理解中，大学并不仅仅是要传授知识，更应该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构建独立的人格与正确的价值观。21 世纪初，我们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相对缺乏主动讨论、主动思考的精神，普遍内敛的性格羞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我的教学内容与形式更多是启发性的，目的是引导学生们进行主动思考，增强他们的思辩能力，让他们自己慢慢地完成蜕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惊喜地感受到，每隔10 年，学生的素质基本上都能提高一个层次。现在的学生已经很有个性，很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拥有更多的学习主动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从宏观角度上看，国家已经开始提倡科研工作应该以解决重大应用实际问题为导向，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转变；从大学的角度看，学术考核标准开始趋于多元化，不再是以前的“唯论文论”，而是引入了一些新的、综合性的评定标准。这些标准虽然刚开始推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思维方式上的转变，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收获成效。

　　在大学里，我从研究互联网开始，逐步涉足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这为我后来转向研究元宇宙打下了基础。对我而言，元宇宙是人们未来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构建，是必备的基础设施，也是人们工作与生活边际的外延与拓展。前几年，每年都有人提到“元宇宙元年”，但我觉得， 2022 年才真正到了“元宇宙元年”。我从事元宇宙技术应用研究是因为此前积累了大量的相关领域知识，尤其是自主研发的可控区块链技术体系成果，理顺了数字资产的生产关系，让用户数据可信，为数据资产确权，使隐私数据可授权共享。正是因为具有的多学科技术融合能力才让我们技术团队有信心用图片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图片元宇宙成为与未来知识产权保护的示范应用。

　　从大连海事大学学习航海启程，在新加坡造船发展事业，去美国改行从事软件开发，回国创业受挫，到安心于大连理工大学教书育人搞科研二十载，环绕半个地球，看似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我的人生很平凡，但是亲历了由改革开放及科技创新驱动的中国及世界的快速发展，不枉此生！

　　摄影，见证四十年人生

　　从中国到新加坡，再到美国，最后选择回国，我走了半个地球，做了很多事，积累了许多经验，也算是人生的一大收获。而摄影，见证了我这四十年的人生经历，也给我留下了许多记忆。

　　在读书期间和刚参加工作时，我们的工资普遍都不高，手里也没有自己的相机。直到我完成横跨印度洋，到达新加坡时，才买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机。记得那是一台尼康FM2，全手动相机，外观黑白相间。这台相机大概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两三百美元，当时折合成人民币是两三千元，在那时已经算是全机械相机里的佼佼者了。

　　买了这台相机以后，我对它的利用率其实也不高，很少有机会拿着相机去周边拍照。我在新加坡船厂工作时，如果抱着这台“大家伙”去拍照会很显眼，与环境格格不入—— 别人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拍景、拍机械、拍人还是在监工，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台相机现在还在，它保留完好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用得比较少吧。我一直在国外，可以说是为生存打拼，在陌生的环境接触陌生的人，身边又没有家人，平时并没有太多心思拍照，顶多是旅行的时候偶尔让人帮我拍几张。

　　从美国回国之后，我买了一台尼康D80，替代掉了之前的尼康FM2。和FM2 比，D80 要“友好”许多，因为它可以全自动。我没有系统学过摄影，没有摄影的基本功，让我手动调焦距、光圈、快门，弄半天才能拍出一张照片，往往还拍不好，所以之前就不太爱拍照。有了D80 之后可以实现“随手拍”，拍照的频率和数量就明显增加了。那时，我的工作和生活已基本稳定，时常全国各地跑，去给软件工程硕士班讲课。就这样，我去过了中国很多地方，去到每个城市都会顺手拍一拍，留下了不少照片。

　　回顾我这40 年的经历，摄影就像是一个见证者。它见证了我个人的成长和时代变迁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再到数码照片，从笨重的全机械相机到轻便好用的数码相机，进步的不仅是技术，也包括我们的视线和审美。最早的时候我们拍照只是为了记录，拍清楚人脸和场景，后来变成追求“美”，追求感官的愉悦。而现在，寻找单纯的“美”已经不太能引起我按下快门的冲动，我一般都会寻找一个有丰富内涵的场景，一个能和我内心某个想法产生共鸣的瞬间去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