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群：我喜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

　　我从小就是一个体育迷。小学时，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我什么体育项目都追着看。那时正好是1979 年，我们国家刚开始改革开放，全国都处于蓬勃向上的振奋气氛中，体育就是一个重要的表象。还记得我们全家五口人，兄弟三个跟父母经常对着那台12 英寸黑白电视看比赛、欢呼，那个场景是我珍贵的家庭记忆。从1981 年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起，“女排五连冠”的振奋消息伴随我从初中走到高中。那时，中国乒乓球队也获得了很多金牌，所以我整个青春期都是在非常蓬勃向上的体育氛围中度过的。

　　2022 年，我工作满30 年。整个职业生涯中，我始终面对的挑战就是媒体行业剧烈的变革和发展。我见证了纸媒由活字印刷到手机自媒体的全过程。1992 年，24 岁的我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毕业，经同学引荐加入了《中国体育报》当记者。去参观印刷工厂时，我看到工人边看稿子，边从旁边海量的“字库”中像采茶叶般飞快地拣出稿子中的字，码到铅版上。这是从中国宋朝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就使用的一种方式，整张报纸就是这样一个个字码出来的，而且不能出错，我当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只过了一年，报纸迅速进入激光照排时代。从手写变为电脑打字，我成为中国第一批用电脑写稿的记者。

　　《中国体育报》的每个体育项目基本都有人在负责，就像所有萝卜坑里都有萝卜了一样。我刚工作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萝卜坑”，后来发现篮球项目没有专职的人承担，于是我向领导申请把篮球这部分内容开发出来。当时NBA 在中国没有转播，《中国体育报》只对NBA 全明星赛和总决赛进行报道，但我把它变为一个每天报道的项目，很受年轻读者的欢迎。

　　两年后的1994 年，中央电视台开始通过卫星正式转播 NBA 全明星赛和总决赛。有一天，著名的体育主持人孙正平老师给办公室打来电话，点名找我。孙老师问我能不能去央视解说NBA 比赛。我当时只有26 岁，又没有这方面经验，但孙老师说没关系，很多像徐济成这样的有资历的老师都会来解说。我虽然惶恐，但还是答应下来了。刚开始，我坐在一个大约60 平方米的小直播间里，面对着眼前三个黑洞洞的摄像机镜头说话。我特别紧张，有时嘴唇都哆嗦。这是因为有心理暗示，我想象着镜头后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看，我父母也在看，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久。当时是模拟信号直播，没有延时，你说什么就直接播出去了，也无法像现在一样，能通过互联网上的留言评论，了解观众是夸你还是骂你，那时根本不知道播出效果。所以，我刚开始解说时，恨不得把要说的话都事先写出来。

　　从此，我一边在报社当篮球记者和编辑，一边在电视台解说NBA 比赛。但我觉得还不过瘾，认为应该亲自去NBA 现场，做第一个到现场采访NBA 的文字记者。这个愿望在1996 年达成了。从此就“上瘾”了，连续几年我都要去 NBA 全明星赛、总决赛的现场。那时出国条件跟现在完全不同。我没有信用卡，出门必须带大量现金，但现金在国际旅行中受限制较多，我不能租车，住酒店也不方便。当时没有手机，打电话必须去公用电话投币，打车得提前20 分钟预约。在酒店里，陪伴我的只有一台死沉死沉的电脑，那个年代还不能上网。虽然有太多不便，但想到自己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还是觉得特别兴奋和骄傲。在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 身边时，心里想着“我现在是全世界全中国离乔丹最近的人”，激动得从头皮到脚底都发麻。

　　我在《中国体育报》工作了8 年，又在《体坛周报》工作了4 年。后来我不再满足于自己采访和写文章，开始想做一份纯粹报道NBA 等篮球比赛的报纸，于是《篮球先锋报》就在2004 年诞生了，我做了10 年该报的总编辑。那时我每年都会派出七八个记者到NBA 现场采访，像当年的我一样，但是条件比我好太多了。赛季期间，他们长驻美国，穿梭于不同的城市和赛场。当时《篮球先锋报》被称为篮球记者的“黄埔军校”，因为后来活跃在篮球报道和直播一线的不少知名记者、主持、解说，都出自这份报纸。我为此非常骄傲。

　　从1994 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当NBA 解说员至今，我也数不清解说过多少场比赛，粗略算一下，可能有两三千场，但从来没有保留过任何一场的录像和视频。我不太喜欢回顾过去，而更喜欢向前看。在这些比赛中，我印象最深的是 1997 年公牛对爵士的NBA 总决赛。那时我们的转播席在比赛现场的二层，这与看电视画面去解说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我亲眼见证了发烧38 摄氏度的迈克尔·乔丹带领公牛赢球，最后倒在斯科蒂·皮蓬（Scottie Pippen）的怀里。我对那次总决赛记忆深刻的另一个原因是宋世雄老师也担任比赛解说员。我是从小看着宋老师解说比赛长大的，1980 年代轰动全国的女排“五连冠”比赛都是他解说的。在美国芝加哥，有一天晚上宋老师主动来找我，要跟我请教第二天的比赛，还称呼我为“小苏老师”。当时我都吓坏了，他可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行业鼻祖啊！我和我的老师孙正平都对他十分尊敬。我赶紧说：“您可千万别这样客气，我是看着您说球长大的。”但他是那样和蔼、平易近人。30 多年后，东京奥运会时，我在互联网平台咪咕的直播节目上又碰到了宋老师。他已经82 岁了，仍然精神矍铄。他热情地拉着我，主动跟身边的人说：“这是苏群，小苏老师，当年我们在美国一起直播NBA 总决赛，我还向他请教过，他可厉害了。”弄得我既紧张又尴尬。 30 多年了，这位行业泰斗级的前辈对一个后辈的态度却从未改变，让我觉得受宠若惊。从宋世雄、孙正平这些前辈身上，我学到了太多东西。我时刻提醒自己，应该怎样对待更年轻的同行。体育的魅力是最原始的、最纯粹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2009年开始，中国男篮进入低谷。持续6年的低迷后，2015年，中国男篮在亚锦赛逆转韩国队20 分赢下比赛，全场观众齐声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个场景特别震撼：万众动容，歌声回荡，热血沸腾，泪水盈眶。所以我常跟球迷说，你们得到现场去看球，才能体会体育的本质和魅力。之后，中国男篮在2019 年世界杯失利，再次进入低谷。接着疫情来袭，整个篮球产业遭遇严冬，很多人面临着生活的挑战。我觉得为中国男篮怎么抒发情感，怎么扼腕叹息，都不为过。现在，中国篮球出现任何一点积极向上的迹象，我都会倍加珍惜。因为体育就是要振奋人心，这是它独特的功能。

　　我现在的工作跟30 年前没有任何本质的变化，仍然是写字、说球，但展现的平台和形式发生了变化，我只是主动去适应这些改变。2004 年，我创办了《篮球先锋报》，那时候多受欢迎啊，但只过了10 年，报纸就没落了。我第一次发觉纸媒衰落是在2012 年，那时我在家乡无锡发现不少报刊亭消失了。没有报刊亭，报纸上哪儿去卖呀？那时大家开始用手机APP，我曾尝试做报纸的APP 版，但那时并没有那么容易。

　　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新浪微博上线后，我算是最早开通微博的一批人之一。2014 年，《篮球先锋报》从北京搬去广州，我选择留在北京，再一次孤军奋战。那时幸好有新浪微博的用户基础，我又开通了微信公众号，通过微博带动了微信平台。我做微信公众号已经整整8 年，开始只有几百阅读量，现在标准是“10 万+”。我一个人写字、排版，做图片、视频、表格、动图，我想这才是真正的自媒体吧。我喜欢摄影，又自学了视频剪辑、调色、字幕、配乐，觉得很有意思。我不喜欢被迫转变，喜欢新鲜事物，所以主动求变。人不能总怀念以前的东西，应该去学习新东西、尝试新手段，主动适应新的时代。

　　微信公众号是我跟球迷交流的平台之一。除了篮球，我还喜欢展示自己的旅行摄影。我的“粉丝”大多很年轻，他们喜欢篮球，特别有活力。我在微信公众号上专门开了一个专栏叫“旅行摄影”，发了好几十篇文章，很受他们欢迎。中国的年轻人有朝气，祖国的大好河山看不够。我喜欢给他们分享我的照片和视频，我想让他们知道中国有多美，大江大河，草地雪山，民族各异，风情万种。我发现手机时代虽然传播快，但屏幕太小，原来的照片比例不够看。于是，我用接片的方式呈现很多宽幅照片。有的接片要拍将近30 张，需要把手机横过来刷着看。在国内，我如果不是第一个让读者把手机横过来看照片的人，也是最早的之一。手机时代，视频第一，我就研究视频。我把无人机航拍、延时摄影和高速摄影汇聚在4 分钟的短片中。唯一遗憾的是我并没太多时间去旅行和拍摄。从每年十月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都是篮球赛季，而风光摄影需要在春暖花开、霜染红林、大雪苍茫时抓住机会拍下最美的一瞬。对我来说，能拍到绝美秋色，就已经兴奋不已了。

　　从1992 年毕业到现在，一路走来整整30 年。职业生涯横跨传统媒体到移动媒体，从活字印刷到智能手机。很多曾经的同事转行了，我还在想着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却从未离开过篮球。所以30 年来我其实只做了“篮球”这一件事。回头一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何德何能，未被抛弃。最深的体会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不要对不起别人，更不能对不起自己。

　　中学时期，我在校图书馆最喜欢看的杂志之一就是《摄影世界》。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摄影记者，而且是战地摄影记者。为此，我在大学学了国际新闻。到今年《摄影世界》已经陪伴了广大摄影爱好者整整40 年。我希望通过《摄影世界》能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上摄影，更善于发现美。如今我们进入了短视频时代，也希望《摄影世界》在新媒体领域焕然一新，发散出更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