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气质和离心——四论“新南方写作”

　　杨庆祥

　　自2021年“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发轫以来，我陆续写了《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再谈新南方写作：地方性、语言和历史》等理论文章，最近又接受了《文艺报》的专访《三论新南方写作：在流动性中识别自我和世界》。“新南方写作”的热议程度超出我的想象——应该也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三论新南方写作》的专谈虽然是在《文艺报》的一再催促下完成的，但基本上将我晚近的一些思考和盘托出了，当然，有些思考并不能完全呈现出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限制。这也好，可以留一些空间供人咀嚼。我认为理论与诗歌一样，需要“留白”，换句话说，就是需要有召唤的空间，这样才能够不断生长。《江南》杂志这次以“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文学新浙派”来组稿，可以说是对目前文学空间分布的即时反应，这是敏感且富有现场性的呈现，是值得赞许的行为。我受命写一篇关于“新南方”的文章，但是又苦于相关的思考已经在几篇文章中陆续表达了，且《三论新南方写作》的专访刚完成不久，所以只好勉力为之，在“三论”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些意见，姑且称之为“四论”，其中的重复姑妄之言，还请方家见谅。

　　作为一个已经被广泛讨论的话题，“新南方写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一命名是否具有文学史的价值？是否是理论先行？我个人觉得这里没有“理论先行或者后行”的关系，我们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时候会有一种成规想象，好的想象就是认为它们是号角，走在时代和作家们的前面，坏的想象就是认为它们仅仅只能事后总结，跟在后面扫地收纳——这可能是一种线性思维的结果，也是一种权力意志的折射。但是至少在我叙述“新南方写作”这一现象或者潮流的时候，并没有被这种成规想象制约。在我看来，“新南方写作”更是一种势能的聚合，也就是说，在某一个契机之下，批评家、作家和杂志的编辑们感受到了一种“氛围”或者“势能”，并做出了相应的回应。这里面既有必然性，但也有很多偶然性。我很早就认识黄锦树，并读过他的一些作品，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新南方写作”这样的叙述冲动，我也曾经有长文论述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但当时也没有想到“新南方”这个角度。历史的势能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在“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提出后，出现了像林白的《北流》、黎紫书的《流俗地》、林棹的《潮汐图》、黎幺的《山魈考残编》、路魖的《夜叉渡河》等等作品，这些作品当然不能说是读了某一个人的理论文章以后写出来的，而是作家的写作和理论家的思考在“氛围”和“势能”中的一种互文。当然，这种互文在文学史上并不常见，这是我觉得“新南方写作”非常神奇之处。

　　从历史的层面看，其实文学的南北之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一直就绵延不绝。在中国文学史中，“楚辞”和“诗经”被视作是南北文学的初始代表；著名的“庾信文章老更成”指的就是庾信由南入北，因融合南北而文章大成。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沪两派，1980年代的江南写作都是重要的文学现象。更遑论世界文学中的南方文学，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等，为世界文学的地图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切近一点，1950年代欧阳山的《三家巷》，其书写就带有典型的南方特色，不过这种特色被规训进“革命历史题材”的宏大主题而主体性较弱。对这种南方主体的召唤和建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不绝如缕，比如批评家张燕玲，以地处广西的《南方文坛》为阵地，自1990年代以来，先后以丛书、专栏和文章的形式，召唤“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如是观之，“新南方写作”也是历史谱系的必然一环。

　　“新南方写作”涉及到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其核心问题之一，是怎么对“新南方”的地理空间进行界定。中国历史传统中对南北的划分并非是始终不变的，一般来说有两种划分，一种是以淮河为界，另外一种是以长江为界，我们惯常意义上的江南大概是后一条线划分的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南北”的划分其实不仅仅是地形地貌气候等基于自然的纯地理的区分，也是一种政治权力角力和较量的投射。在这样的政治视线中，我们今天说的“新南方”的领域往往并不在“南方”的范畴内，因为那属于“未开化”的“蛮荒之地”，这当然是一种在“中原”俯视下的指认。所以有两个“南方”，一个是江南，另外一个是甚至都没有被指认过的南方，也就是我今天所谓的“新南方”，它们其实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江南一直试图摆脱这种指认，江南的作家其实对此是有自觉的，我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那篇文章中提到过苏童和葛亮的一次对话，其中对“南北结构”的分析很有价值。实际上我觉得葛亮的《北鸢》是这种结构的典型产物，另外一部典型作品是徐则臣的《北上》，这两部作品里都有“北望”的冲动。所以“新南方”如果说“新”，就在于意识到了这种南北结构背后的不平等的配置——我们很多人对这种配置已经习以为常并以其写作来强化这种配置——并摆脱这种配置。

　　基于这种问题的视域，我对“新南方”地理空间的指认其实也是一个“加减”的过程。其中的减法就是将传统意义上的江南排除在外了，也就是我更强调南方以南。这一地理范畴的界定与我对“新南方写作”理想特质的想象有关。我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中将这一理想特质界定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和经典性。前面三者其实都跟地理范畴有关，我尤其强调其中的海洋性和临界性——这两者都指向现代意义上的流动，前者无法像陆地那样可以轻易地划分边界，正是施密特所谓的“海洋无法确定痕迹”，后者则意味着一种非固定的临界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文化的张力变得相对紧张而富有可能。这两者其实都指向一种对既定的可以被清晰确认的权力机制的解构，在无边的海洋和一触即发的临界点上，可能出现某种“真空”状态，这对文学来说至关重要，中国的现代汉语写作太执着于“有”了，缺乏对“无”的体验和书写，海洋性和临界性就是对这种“无”的探求。如果跳脱物理意义地理的范畴，“无”也可以视作是一种美学风格和思想指向，那么，贵州和云南其实也可以放到“新南方”里面。我前些年看过毕赣的电影《路边野餐》，那种情绪和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新南方”风格，2023年初我在平遥国际电影节上遇见毕赣，他正好坐在我旁边，我跟他聊了几句，他的语言表达和整个人的气质形象，也很契合我对“新南方写作”的想象。我在这里更想强调的一点是，地理不等于地缘，地理往往是物理层面的，而地缘却是政治经济层面的，就“新南方写作”来说，我逐渐意识到从一开始我就更倾向于地缘甚至是地缘政治，这也就是我特别强调“临界”的原因。

　　“新南方写作”的爆破点就在于我曾经说的“不再是进化论意义和离散论意义上的存在”，因为进化论设置了一个起点，离散论设置了一个中心，“新南方”就是要摆脱这种文化的宰制——在无边的海洋上漂泊以及在无限多的原点上起舞。顺便说一句，“新南方写作”的提法虽然是从文学界开始的，但却不仅仅止于文学界，在《广州文艺》组织的“新南方写作论坛”中，很多批评家和研究者将电影、流行歌曲等等都纳入到了“新南方”里面。前几天《三联生活周刊》的几个记者朋友来找我聊天，其中一位记者对电影非常熟悉，她就提到最近几年电影里面也出现了大量的南方元素。我前一段碰巧听到五条人的音乐，那种节奏和表达也是很“新南方”的，我尤其喜欢其中的一首《广州姑娘》。也就是说，“新南方”意味着一种文学气质，这一文学气质不同于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北方现实主义文学，也不同于以吴越语音为背景的江南文学，它是以泛粤语为表达方式的兼具魔幻、游离、反讽等风格的“去中心化”写作。

　　“新南方写作”的第三个问题是对所谓的代表作家作品以及呈现出来的“整体风格”的确认。首先我想说的是，我对“整体性”或者“整体风格”这种表述一直持有深深的怀疑。文学史上有各种流派、现象、思潮，它们基于一些共同的趋向而被命名，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有着某种整体性，在艺术风格的层面更是如此，比如唐宋八大家，韩愈和苏轼差异之大，可谓南辕而北辙。比如莎士比亚之前的“大学才子派”，他们对戏剧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晚近的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寻根文学”，韩少功和阿城、郑万隆和扎西达娃也是风格殊异。我们往往喜欢划定边界，这是我们脆弱的安全感在作祟。我认为“新南方写作”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它一开始就是开放的，过程也是开放的，如果它有一天变成了有限几个作家、几部作品的罗列，那也就意味着它失去了活力。这是一个流动的场域，它需要的是不停地实验、尝试和探索。

　　这么说并非意味着“新南方写作”没有它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姿态，事实是，它在流动的同时也在识别自我，对这种自我的识别和建构在不同的批评家和作家那里并不相同，并互有误会，比如王德威老师认为我的“新南方”会指向一个规划意义上的“粤港澳大湾区”——我理解他的这种担忧，但很显然是对我的误读。黄锦树先生在最近的一个访谈里也对我有相关回应，同样存在因为“隔空对话”而产生的理解歧义。但我认为这些误读会扩张我们对“新南方”的认知，这种对话和互文是富有建设性的。在我个人看来，“新南方写作”的两个主要指向是，第一，讲述新南方的故事和南方的新故事，前者基于地理，后者基于政治文化，两者合一的话则指向地缘政治；第二，这种讲述在意义链上是“离心的”而非“向心的”。中国的现代汉语写作，太强调其“向心”的面向，固然造就了很多经典，却也容易陷入到单一的贫瘠。“离心力”的强化，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制衡。这也就是我反复强调的“新南方写作”不等于“在南方写作”，如果没有这种“离心”的解构，即使你写南方的故事，可能也是一个“老故事”。

　　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一个观点，21世纪有三大文学/文艺潮流可能会进入研究的行列，一是“非虚构文学”，二是“东北文艺复兴”——其中文学方面又以“新东北写作”为命名，三是“新南方写作”。我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新南方人”，我故乡在安徽安庆，如果以长江为界，地理上是江北，我长期生活工作在北京，所以我为什么对“新南方”如此执念，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疑问。我想我不是基于地理历史的切身性去思考“新南方”这个问题，而是基于一种未来的切身性去思考这个问题，并试图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去化解这种切身性。也就是说，我认为“新南方写作”应该至少置于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这样一个广阔的坐标轴里面去思考。这一坐标轴同时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只有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切入和出发，物理意义上的地理空间才是有效的，所谓的地方性，也才具有可写性。如果“非虚构文学”和“新东北写作”也要置于世界文学里面去思考，它们的坐标轴会是一种什么形态，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同理，最近陆续提出的“新北京作家”“文学新浙派”等等，都需要有这样的地缘政治学作为参考——从时间轴（批评界一度热衷使用的50后、70后、80后等）到空间轴，这也许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趋向。

　　【责任编辑　高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