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　面

　　徐则臣

　　在麦德林逗留的时间只有一天。头天晚上从圣地亚哥飞过来，到何塞·玛利亚·科尔多瓦机场已经晚上十一点，五十分钟的车程到酒店，收拾好躺到床上已过凌晨两点。尽管如此，第二天还是起了个大早，照我的习惯，必须在这个城市徒步走一走。老宋一天的活动，分身乏术，委托诗歌节主办方找了个麦德林大学的学生做我导游。小伙子只有二十岁，玉树临风，谦和有礼，但是英语一般。我的汉语他听不懂，他的西班牙语中，除了极为日常的那几个词，其他的我也不灵，所以一路上我俩主要是大眼瞪小眼，交流也基本是鸡同鸭讲；他说的我大部分没听懂，我说的他可能也没明白。不过无妨，我也是瞎溜达，不看地图，不循旅游指南，向来走到哪算哪。他跟着我，主要起到闹钟作用。下午三点我要参加个朗诵会，主办方叮嘱他，不能让我因为迷路迟到了。

　　出了酒店，我们随便找了一条路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上山了。这也是我想要的。站在酒店窗户前往四周看，层层叠叠的民居从市中心的低处往山上摞。都是砖坯外露的两三层房子，一例的红砖，偶尔有墙皮的，多半被花红柳绿地涂了鸦，远看过去，就像漫山遍野覆盖了彩色的蜂巢。我想去蜂巢里看看。那条路刚上升时是水泥的，拐了几个弯，就变石头的了。平整的时候是方块石头，坎坷时，就是不规则的石头拼凑出来的，有汽车和摩托车上下山，经过这种路段能看见它们有节奏地上蹿下跳。石头被车轮、脚印和时光磨得发亮，我跟小伙子说，这也是这座城市的包浆。他不知道什么是包浆。两边房屋拥挤，道路细瘦，我们踩着石头求生般在麦德林的日常生活中盘旋而上。

　　最耗时间的事情莫过于赶路。走到半山腰，小伙子就指着手表提醒我，该往回走了。我指指上面，再走一段，总得找个可供俯瞰的好地方，看一眼这城市的烟火人间，也算个总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下午朗诵会，晚上肯定要跟老宋和新朋友们一块儿聚聚，明天一早我就得去波哥大了。安第斯大学有位做汉学研究的教授，也是老宋的朋友，听说我要来麦德林，让老宋牵了个线，邀我去安第斯大学跟他和学生们聊聊。

　　我们继续往上走。寻寻觅觅，房屋密集，想找个观景的高台还真不容易。小伙子已经相当着急了。

　　“再找找。”我对他做了个等待的手势。

　　阿弥陀佛，拐个弯出现一个水泥平台。在一户三层楼人家旁边，那栋小楼整面山墙画着加西亚·马尔克斯肖像涂鸦，马尔克斯的胡子上停着一只黄蝴蝶。水泥平台边焊着锈迹斑斑的铁围栏，的确是个绝佳的观景台。我们走上平台。我对着平缓的山坡点上一根烟，一口烟吐出去，整个麦德林都变得更辽阔了。

　　市中心繁华的楼群在远方，那是整个城市最舒朗的地方，被周围低矮的民房紧密地簇拥着。以那片楼群为中心，红砖裸露的民房像一堆碎砖头向四周平摊开来，哪里有空隙就摊到哪里。房屋之间的道路细如丝带，看不出任何规划，有着和南美人一样的奔放和任性。更远处是雪山。七月麦德林的半山腰干爽惬意，有个吊床或者躺椅就好了。我对小伙子示意，再来一根烟绝对走。我抽得很慢，想在漫山遍野的凌乱中看出点规律来。但真的没有。如果说有，那遵循的也是一般人参不透的某种艺术的秩序。

　　第二根烟没抽完，一辆落满灰尘的红色旧吉普车突然从石头路面上冲过来，一个急刹车，在三层楼门前停下来。车门打开，副驾座上的一个男人先跳下来，然后是司机，他们直奔后面的车门。后车门打开，先迈出一条腿，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花衬衫上沾满血迹，配合司机和副驾，半拖半抬将车里的另一个年轻人弄出来。年轻人显然伤势不轻，右腿和左边的耳朵处都是血。白 T 恤血迹斑斑，捂着左耳朵的应该是他的衬衫。看衬衫上的血量，左耳朵应该是没了。往房子里抬人时，司机看见了我们俩，他跟另外两人对了一下眼，不知道嘀咕了一句啥。他们停住了。一直催促我走的小伙子突然慌乱起来，拉着我就跑，经过他们身边时，差点撞着抓住伤者两只脚的副驾。他们在我们身后喊起来，哪敢仔细辨听，我们一路狂奔。

　　在盘山路上绕了两个圈，小伙子才停下来，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我打着手势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贩毒，游击队。”他用的是关键词英语，“不是贩毒就是游击队。打架，也可能。”

　　话都给他说了。伤成这样，在当下的哥伦比亚，差不多也就这三种情况。

　　“怕，灭口。”他喘着粗气又说。

　　有道理，到底是当地人，懂行。遇到这种情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就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再也没能被忘掉容颜，那就太不值当了。我们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喘了口气，小伙子说，这会儿堵车，我们得坐索道下山，转地铁去书店了，要不真迟到了。

　　幸亏小伙子想得周到，我们在地铁上吃了两个汉堡，赶到波尔塞河书店，差五分钟到三点，上台前只剩下化妆和喝杯咖啡的时间。

　　蒙面这事我也是到了书店才知道。在智利时老宋跟我说，我参加的这场朗诵会别出心裁，主要是参与的书店别出心裁。他们承接的活动中，每个活动都有自己的主题，为配合这个主题，会对朗诵现场或者朗诵的作家和诗人做一些相应的别致包装。此次主题为“声音”，为了让听众充分体味和享受文学的“声音”，必须尽量减少对朗诵者本人的关注。据说最初的设计是，四位作家和诗人在朗诵及对谈环节都要待在一块黑幕后面，只出声音，人不露面；主办方给否了，要这样，艺术家都不需要来了，录个音频播放一下就完事，还搞什么文学节，都在家听广播得了。文学节的意义之一就是张扬一种在场感，要在现场，让世界文学在现场、在当下，面对面地交流、融合。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共识：朗诵者蒙面上台，戴礼帽，以便把眼睛也遮住。蒙就蒙吧，很多文学活动越来越像行为艺术，这些年的确也见了不少。

　　朗诵者同时上台。一位危地马拉女作家，一位挪威剧作家，一位哥伦比亚诗人，三位在我到书店之前都已经戴好礼帽，脸上蒙着闪亮的黑绸。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眼睛在哪儿，但坐到排成弧形的椅子上后，都礼貌地点头，相互示意。因为是国际文学节，作家母语之外，主办方提供了英文翻译。也就是说，我们都用自己的母语朗诵，旁边的电子屏幕上滚动着与朗诵内容相应的英文版。由此我得知他们三位朗诵的内容是什么。

　　危地马拉女作家的朗诵题为《天空之城》，想象她站在中美洲最高峰塔胡木耳科火山顶上听见的各种声音，这些声音组成了一座“天空之城”。挪威剧作家朗诵的是他最新剧作中的一幕，十几号人在一家餐馆里争论这个国家要不要保持中立国身份，这一幕叫《烟火人间》。我是第三个朗诵的，题为《四千里水声浩荡》，集中表达了我对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的水流声的倾听、感受和想象。最后是哥伦比亚诗人，朗诵的是《丛林密语》。他的声音不大，但柔韧性很好，听着就像来自黏稠的热带雨林。如果英文翻译能够忠实于原著，那他的《丛林密语》应该相当精彩。他几乎穷尽了我所知道的热带雨林中可能发出的所有声音，朗诵中间，他甚至还动用口技，惟妙惟肖地模仿出众多奇怪的鸟鸣和兽语。他说他在丛林里待了二十年。毫无疑问，在有近百名观众的现场，他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

　　对谈环节无须细说，主持人主要围绕声音与文学、生命和世界的关系展开问题。西班牙语的作家直接说西班牙语，旁边有口译翻译成英语；我和挪威剧作家用英语，口译为观众翻译成西班牙语。

　　整个活动形式的确别具一格，效果如何不好说，吊足了观众胃口倒是真真切切的，他们显然十分好奇文学的礼帽和黑绸子后面的那张脸。别说观众，我心里都在抓挠，看着他们三个，一不小心就走神，很想伸手把蒙面给拽下来。

　　我等着活动结束。

　　主持人终于站起来，但同时宣布一个消息：因为嘉宾们行程比较满，主办方决定临时取消与观众互动和签名环节。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一位老先生叫住了，他想握一下我的手。年轻时当海员，他跟着大船到了广州，不巧生了病，停在码头的那几天他卧床不起，等能下床了，船已经离开了广州。同事们跟他说，中国人的手真软。他想验证一下，但此后阴差阳错，船再没去过中国。他谨慎地握住我的手，花白的眉毛竖起来，“挺硬啊”，他疑惑地说。

　　我说：“我太瘦了。”

　　回到书店的那个狭小的嘉宾室，危地马拉的女作家和挪威的剧作家已经把礼帽和蒙面取下，露出本来面目，哥伦比亚的诗人还保持原样，他正要离开。主持人所谓的嘉宾行程较满，应该说的是他。他跟我告辞，不是拥抱，是握手，“后会有期”。然后，稍作迟疑，他背对别人，转向我，一手取下挂在左耳上的蒙面带子，一手同时摘下礼帽，对我笑笑。两秒钟后，他的笑又挡在了黑绸子后面，同时戴上礼帽。两秒钟足够。黑框眼镜，看眼神应该跟我年龄相仿，但粗硬短发中冒出来的一根根醒目的白头发和漆黑的唇髭，以及风吹日晒后的皮肤，让他看上去更像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尤其是从右边嘴角一直斜拉到下巴底部的一道宽阔的伤疤，让他更见凶猛和沧桑。下巴处，疤痕下方的边缘有颗硕大的黑痣。他蒙上黑绸子时，我最后看到的就是那颗黑痣，像流淌在他脸上那条短促的大河岸边的一座山峰。

　　“再见。”

　　到晚宴时我才知道他拉下蒙面对我是多大的礼遇。诗人罗德里戈·马丁内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一分子，游击队员。这可能是个临时取的假名字，或者笔名，但身份却是实实在在的。“声音”主题与蒙面朗诵的形式，是否是他与主办方达成的共识？晚宴进行中，我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书店老板，白胡子胖老头笑笑，举杯祝我哥伦比亚之行愉快。又喝过几杯酒，胖老头鼻子也红了，凑到我耳边说，没想到马丁内斯会把真实面目亮给你看。顺便拍了拍我的肩膀。对于一个游击队员，尤其是在游击队中层级不低的领导，真面目示人一般意味着两种情况：一是你命不久矣，多一个知情者他们就多一份危险；二是表示极度的友好，拿自己的生命表达对你的信任。我问，对我是哪一种呢？胖老头说，当然是这个，对我竖起右手的两根手指。

　　晚宴老宋也来了。他是中拉文学比较研究的专家。多年前是中国人，现在是智利人，圣地亚哥一所大学的教授，我受邀到他们大学驻校写作交流，也是宋教授的引荐。因为老宋的双重身份，拉美文学的国际交流也经常请他出谋划策，这一次麦德林国际文学节，我和另一位从法国过来的中国诗人都是老宋推荐的。在文学节上，老宋是个忙人，要主持两场活动、单独做一个讲座，活动结束就得回圣地亚哥，有课。明天我去波哥大，他已提前把我托付给了安第斯大学的罗贝托教授。今晚的聚会，他正好叮嘱一下我波哥大之行的注意事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晚上不要一个人在马路上走，最近政府军和游击队交火比较频繁。

　　老宋此前也没听过罗德里戈·马丁内斯这个人。事实上，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诞生以来，四十年过去，游击队中与文学有关的信息传出来的真不多。立竿见影的是革命和武装，是枪杆子可能争取到的政治与权益，文学有什么用？哥伦比亚不多，墨西哥、秘鲁等国家也一样。老宋在拉美待了十几年，他说他只读过哥伦比亚一个游击队员写过的诗，诗人名叫马丁·克鲁兹·维加。

　　挪威的剧作家说：“马丁内斯先生不担心我们泄密？”

　　回答他的是晚宴上文学节主办方的一位领导，此人温文持重，说：“他相信文学。出了这个门他才是游击队员，但已经是鱼游大海，销声匿迹了。”

　　胖老头举起香槟，大家一起鼓掌。

　　罗贝托是罗教授的哥伦比亚名字，也是他的中文名。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位用原名作为中文名的汉学家。一个瘦高的老头。其实不算老，但看多了胖乎乎的哥伦比亚中年男人，乍见瘦得跟竹竿一样且头发花白的，即使他只有五十四岁，你也会觉得他是个老头。干瘦让他的脸上布满了褶子。他在波哥大的火车站接到我。陪他来火车站的是个敦实的中国人，叫杜仲，不到五十，二十六岁从山西大同来到波哥大，从一个采矿的变成了一个种菜的。

　　“小杜可不只是个种菜的，”罗教授说，“波哥大一半的蔬菜都姓杜。”

　　“徐老师见笑了，”老杜难为情地搓着手，好像事业干大了是件不光彩的事，“罗教授那是鼓励我，哪有一半，四分之一就不错了。说破天也就是个种菜的。”

　　一个中国人，占了整个波哥大蔬菜市场的四分之一，那也是个惊人的数字。在智利时就听说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蔬菜大户不少是中国人，没想到一到波哥大，堵到车门上的就有一个。大户中的大户。

　　“小杜还是个文学青年。”罗教授继续介绍。我们一起往停车场走。

　　“就是喜欢看小说。”老杜说，“徐老师的书我差不多都读过。”

　　“我的汉学研究，一半成绩都要归功于小杜。”罗教授的汉语说得很好，除了个别翘舌音发不好外，舌头的弹跳力非常好。“每次回中国，都会给我带来很多书。您的小说我最先读的不是西班牙语版，是中文版，小杜推荐的。听宋教授说您要到麦德林，那一定得来波哥大啊。即使不去麦德林，到智利了，那也应该来一趟波哥大，是不是？”

　　我点头，说是。

　　老杜开车。宝马，果然是大户。据说哥伦比亚开好车的不多。我在波哥大的活动有两场：明天一场，在安第斯大学，与罗教授和他的学生们讨论中拉文学；一周后的同一时间，做一个有关我个人创作的讲座。中间的六天，除去与翻译我作品的师生交流，都是自由的。罗教授在指导研究生论文，怕照顾不好我，所以开宗明义，把我交给老杜了。老杜很高兴，没准七天以后他就突击成为小说家了。

　　那天中午，我们去了他的中餐馆吃了顿正宗的重庆火锅。老杜说，他开中餐馆，挣钱是次要的，主要任务是试菜。他供应波哥大的很多菜都是中国菜，哥伦比亚人没见过，国内带来的种子，在哥伦比亚的土地上繁茂地生长。比如韭菜、豆苗、丝瓜尖、瓠子，敢不敢吃，怎么吃，完全没概念，他就用散布在波哥大的几家连锁的中餐馆提供示范。

　　此后几天，老杜的连锁餐馆成了我的食堂，他每天开车带着我到处转悠，到了饭点儿，靠哪个餐馆近，就到哪个餐馆吃。那几天我把他的几个馆子都吃遍了，招牌菜也都过了一遍。作为半吊子美食家，不是吃人家的嘴短，我是真心觉得老杜能四分天下乃至三足鼎立不是没道理的，他对食材把关之严，对厨师要求之高，让后厨都有点扛不住了。我跟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芹菜炒肉丝，小时候难得吃一次肉，又喜欢芹菜味，就落下了心结。到晚上进了餐馆，这道菜就端上来了。老杜只看了一眼热气袅袅的那盘菜，筷子还没拿，就让后厨重做。

　　“为啥？”我和后厨一样疑惑。肉是新鲜好肉，芹菜也水灵，刀工和品相也没得说，闻着香气扑鼻。

　　“徐老师好这口，既是喜欢肉香，也是因为芹菜香，”老杜夹起一根芹菜段，“我不是在电话里交代过你们吗，要做出三十年前的芹菜炒肉丝的味。三十年前苏北乡村哪来的西芹？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芹菜。那才是芹菜的香。”

　　我一个劲儿地给后厨说好话，没用，必须重做。一个好的中餐馆，仅仅把菜给做出来远远不够，还要把传统、文化和回忆给做出来，异国他乡，要全方位地抚慰好客人的乡愁。这家伙，一番高论加上地道芹菜的体贴，把我眼泪都给整出来了。

　　当然，那几天我们并非一直在餐馆或者通往餐馆的路上，我们看了很多地方。观光客必须当好，“南美洲的雅典”呢，该看的好景要看，古老的街巷能步行还是要步行。我们爬了蒙塞拉特山，在白色小教堂边上的咖啡馆喝了咖啡，以便将整个波哥大尽收眼底；看了黄金博物馆，按照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章所述，把他大学时的活动路线也给走了一遍；甚至驱车去参观了盐教堂，在那座建于地下盐矿中的恢宏别致的教堂里，你会发现所有的耶稣和圣徒雕像，不仅他们的眼泪是咸的，他们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片衣物都是咸的。去得最多的，还是老杜像大海一样浩瀚的菜地。难以想象，一个中国人，在南美洲的高原上，开辟出了那么多层层叠叠的菜地。管理种类繁多的菜园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哥伦比亚人。我们在不同菜地之间穿梭，老杜一肚子往事，随便哪种菜，从来龙去脉到水土不服，再到走上哥伦比亚人的餐桌，都能讲出整卡车的故事。老杜遗憾地说：

　　“可惜我只会看小说，不会写，要不就坐在田间地头，没准儿也能写成个文豪。”

　　“我看行，” 我说，“你完全可以为哥伦比亚再拿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每一种漂洋过海的蔬菜都是一本书。所有的蔬菜加起来，那该是一部更丰厚的“人间喜剧”吧。

　　这对老杜，应当算专业，进安第斯大学做博导都没问题。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生活，或者说，是华人在哥伦比亚的生活。

　　“中国人在这边混得都不错，”老杜说，“吃苦耐劳嘛。也都有蚂蚁搬家、集腋成裘的本事。除非运气实在太差，出门撞见鬼。”

　　“比如？”

　　“天灾人祸呗。洪灾，战争，染毒。”

　　我们的车正经过老城区，老杜指指车窗外。汽车、摩托车川流不息，丰乳肥臀的女人站在门口，朝各种街边小店里张望。那些病病歪歪的瘦男人我总疑心是瘾君子。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街角巡逻。我们还路过布置了路障的几条街，一堆沙袋堵在路口，几个当兵的在障碍后面架起机枪。

　　“每年都会有人被抢。”老杜说，“枪顶在你腰眼上，或者突然从你汽车的后座上冒出来，冰凉的枪管戳你的后脑勺。要钱。他们知道中国人有钱，他们也知道中国人有带现金的习惯。他们就是要钱。所以，也不知道是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我们中国人更喜欢出门带钱了。出门前，家人可能忘了让你带钥匙和手机，但绝对会提醒你带钱，现金。”

　　老杜举了一个又一个的案例。他被人顶过两次，是不是枪他也不清楚，就觉得后脑勺圆圆地硬硬地一凉。他自觉，对方没开口他就开始掏钱。现金要分几个兜装。如果小打小闹的抢劫，你最好把那个兜里的钱全给他，看看，底朝天了，都在这里了。他也懒得再找你麻烦，拿着钱就欢天喜地赶紧跑了。就怕抠抠搜搜的，他要不高兴，脑子一热，你就麻烦了。经常是毒瘾犯了来紧急打劫，他们自己都做不了自己手指头的主。

　　最惊险的一次是遇到黑帮示威。老杜开着车，还不是现在这辆宝马，那会儿没什么钱。快到一个桥底下，一片急刹车声，前面的车停下来，他也跟着停。两辆黑色轿车横在前头，四个车道全堵死了。车上下来四个黑衣人，都戴墨镜，每人举着一支AK-47，突突突对着天上来一梭子。车里的人都跟着往天上看，才发现桥上也站着一群人，一样的黑衣和墨镜。他们站在桥边，两人一组，随手往下一抛，三个人被拴着脖子吊在了桥梁上。被吊的人身体悬空，两条腿在桥下的半空中左右晃荡。然后，地面和桥上的黑衣人迅速钻进车里，油门一踩飞驰而去。前后时间不超过六十秒。若非挂在桥上的三具尸体，你会怀疑刚才那一幕是否真的出现过。老杜说，那时候刚三十岁，哪见过这阵势，差点尿了。他记得被拦下的那些车主都是过了一两分钟才回过神来，因为一两分钟后，有人开始摁喇叭，然后所有人都开始摁喇叭。他们就在原地摁着喇叭，让喇叭足足响了五分钟。老杜说，他摁着摁着眼泪就下来。他用了一个词，泪流满面。

　　这次现场教学让老杜做了两个月的噩梦，要不是找了当地的女朋友，他就决定回国了。噩梦结束，别的后遗症还在，出门先把自己收拾得像个长工，只开破车，怕光鲜了被人盯上。无奈生意做大了，没派头人家瞧不上，才把自己“整得人模狗样的”。整体上老杜是个朴素低调的有钱人，不混上流社会，非必要不西装革履，罗教授带着他和朋友聚会，朋友们还以为他是司机。

　　七月的哥伦比亚正值旱季，高原上太阳又好，出了城，起一点风就尘土飞扬，老杜的宝马早成了灰扑扑的脏骡子。他也不着急洗，要等闲下来再说。第二天是我在安第斯大学的最后一次活动，我想着老杜开车送我过去，咱不能搞得像从山里刚出来的，就在他辽阔的蔬菜王国的办公楼前，接上根浇花的水管子，趁他去给员工们开会，痛痛快快把车给洗了一遍。等他回来，我指着太阳底下明亮的宝马说：

　　“看，贵妃出浴。”

　　老杜说：“像个新媳妇，我都不敢进洞房了。”

　　不知道是不是洗过的车太招眼，下午就出事了。四点多，我们从城外回市区。路况出奇地好，但我们俩只顾聊哥伦比亚作家阿尔瓦罗·穆蒂斯，完全没有意识到与平常有异。穆蒂斯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小说写得非常棒，但国内翻译得不多，老杜读过原著，一路都在给我讲穆蒂斯小说主人公马克洛尔如何在亚马逊河上历险。一辆老式黑色大众车突然从我们身后超车，然后减速，在我们即将右转弯时，斜着挡在我们面前。老杜一个急刹车，我听见他叫了一声：

　　“完了。”

　　他想倒车再换道，黑色大众后面的车门已经打开，下车的两个戴墨镜的蒙面人三两步奔到我们车前，一个站在老杜的车窗玻璃外对他举起了小手枪，一个站在后车门处。老杜打开后车门，两个蒙面人相继坐进车里。两把枪分别从后面抵在了我们的脖子上。一个人说了句话。老杜对我翻译：

　　“证件。护照。”

　　我摘下墨镜，到上衣口袋里找护照。我和老杜的证件交给我身后那人，他拿着证件迅速下车。大众副驾座的窗玻璃降下来，他把证件交给戴着茶色眼镜的蒙面人。茶色眼镜看完证件，扭头朝我们这边看，足有五秒钟。然后对车外的人低语。那人把证件又拿回车里，还给我们，说了一句话，就和同伙下车了。他们回到大众上，车开动。“茶色眼镜”把窗玻璃摇上的时候，风灌进车里，掀起了他蒙面的一角。我分明看见他右嘴角的伤疤一直通到下巴，像一条宽阔的大河，刀疤下的一颗黑痣，如同河边隆起的山峰。

　　大众车绝尘而去。老杜把车开到路边，我们俩连抽了两根烟才平息敲锣打鼓一样激烈的心跳。老杜说，还证件时，蒙面人说的是：

　　“对不起，搞错了。撤！”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两三分钟的事。

　　老杜一个劲儿向我道歉，说如果不是跟他去蔬菜基地，我就不会遭遇这惊魂的两三分钟。实话实说，这两三分钟有半辈子那么长。我也一直向老杜道歉，要不是瞎勤快洗了车，他们可能也不会盯上我们。

　　第二天去安第斯大学，课前又聊起来。罗教授说，真未必是钱的事，看错车、认错人，也不是没可能。谁知道呢。

　　我犹豫再三，还是没有说出最后看到的伤疤和那颗黑痣。谁敢说整个哥伦比亚只有一个人生有这样的下巴，即使他是个诗人，还是个游击队员。

　　因为诗人“罗德里戈·马丁内斯”，从拉美回来，我一直关注哥伦比亚的局势和武装冲突。如果能读到更多《丛林密语》当然更好，必须承认那是极其优美的诗篇。2016 年11 月底，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新和平协议，该协议获得国会通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武装冲突至此结束。那段时间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坐在电视机前，任何与哥伦比亚相关的新闻都不错过。翻过年二月份，一天中午，我正在厨房泡茶，国际新闻里播了一条政府军押送游击队顽固分子的消息。听见“哥伦比亚”四个字我就往客厅跑，茶杯里的水洒了一路。

　　那条新闻不长，主要画面是政府军荷枪实弹押着一队自丛林走出来的游击队员。那些游击队员已然相当落魄，衣冠不整，表情也多颓丧，低头走成一条歪歪扭扭的线。这中间有一个人腰杆挺直，堪称昂首阔步，他在队伍中的格格不入显然让押送者不满，一名军人走过去，用枪托提醒了一下他的左胳膊。那游击队员停下脚步，扭头看了政府军一眼，一声没吭，继续以刚才的姿势和节奏往前走。就那一扭头，我看见了花白的粗硬头发、嘴唇之上的黑胡子、右嘴角一直拉到下巴的伤疤，以及伤疤下的黑痣，但没有眼镜。可能因为少了我想象中的那副眼镜，他的眼神多少有点失焦。而恰恰是这涣散和失焦，让他整个人有了一些不真实感。

　　画面切换到了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电视屏幕上关于那条新闻的痕迹荡然无存，仿佛不曾播放过一样。

　　我在藤椅里坐下，喝掉整杯茶后，开始给老杜发微信。我简单描述了一下刚才那条新闻，问他哥伦比亚国内现在情况如何，是否有一个名叫罗德里戈·马丁内斯的游击队诗人，或者，是否有一个写过《丛林密语》的诗人？如果看到过我说的那条新闻，那个腰杆挺直、下巴上有伤疤和黑痣的人，能否打听到他的下落？我明知道最后一个问题是废话，但还是发过去了。

　　老杜竟然还没睡，立马给我回过来。他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诗人，也没读过我所说的《丛林密语》。新闻现在就去搜，不过他提前给我打了预防针，这样一个人的下落，打听出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十分钟后，老杜回我：类似的视频找到了，也看到了我说的那个人。尽管希望渺茫，他还是会尽力去打听，一旦有相关消息，就及时告知我。

　　我和老杜一直有联系，天南海北什么都聊，但“相关消息”我一次都没收到，直到现在。

　　【责任编辑　李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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