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复兴：再论“李约瑟之谜”

　　龙建辉

　　凯文·凯利在著作《科技想要什么》里面提出“科技是生物”的观点，即：科技是整个生物界的智慧结晶，是生物的向外延伸——摄像头是眼睛的延伸，车子是腿的延伸，手机是语言的延伸等等。这些都表现为技术进步、技术迭代及其消费升级下的“市场化需求”，而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下的“科技”是什么？又想要什么？这种“科技”显然不仅仅包括“科技是生物”的功能性延伸，还包括国家和人民意志下的“特殊需求”，也就是2021 年5 月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上强调的“四个面向”之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一系列科技成果，例如“两弹一星”、核潜艇、FAST 射电望远镜、北斗导航、雪龙号极地考察船等，正在巩固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对世界发展格局产生积极影响和示范效应，正在推动破解“李约瑟之谜”和实现“科技复兴”。

　　“李约瑟之谜”源起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15 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呈现出中国在宋代以前，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都远远超过西方，但近代以来便逐渐落后于发生了工业革命的西方（林毅夫，2012）①。这就衍生出一个讨论了很久却没有明确答案的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如指南针、火药），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当然，很多学者在“李约瑟之谜”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持续和热烈。

　　“李约瑟之谜”很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发明外，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然而，从17 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 世纪到17 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 以上，而到了19 世纪，骤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那么，欧洲在近代以来是怎么超越中国的呢？文艺复兴之前，欧洲经历了约一千年宗教的黑暗统治时期（约公元476 年- 公元1453 年），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的热潮。从1643 年牛顿诞生到1765 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 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 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 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 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 年西门子- 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可见，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00 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

　　“李约瑟之谜”新解

　　中国为了科技，还是科技为了中国？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能否承载科技革命发展的大潮，所以在科技转型之前得转变观念。那么，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要转变的是什么观念？转变到哪里去？说到底，就是“旧文化转向新文化”的问题。强势文化不仅能够顺应潮流，而且能够引领潮流。只要把科技所代表的“文化属性”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就能行稳致远，中国的科技复兴就是一种必然。

　　（一）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

　　科技复兴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是“文化复兴”。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科学技术也没有什么进展。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之前在欧洲已经完成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在14 世纪到17 世纪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这个概念在14-16 世纪时已被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学者所使用。当时的人们认为，文艺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曾高度繁荣，但在中世纪“黑暗时代”却衰败湮没，直到14 世纪后才获得“再生”与“复兴”，因此称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各城邦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 世纪达到顶峰，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文艺复兴使大部分欧洲国家转变了思想观念，科学和文艺逐步融合产生协同效应，1765 年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为标志，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并逐步蔓延至欧美，工业革命之后几百年西方工业史表明，“文艺复兴”②催生了“科技革命”，而科技革命又反过来推动西方文化在全球成为了一种“强势文化”。

　　（二）中国“五四运动”和“科技复兴”

　　从欧洲“文艺复兴”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可以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科技革命必须先转变观念，换句话说，先有文化的复兴，然后才有科技的复兴。五四运动实际上就是一种转变传统观念的“新文化运动”，这次文化运动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发生强烈撞击下给中国送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如果没有这次文化和思想上的解放运动，中国的“科技复兴”之路不知道还得延迟到何时。正因为五四运动给中华民族输入了“民主”与“科学”的新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最初的“两弹一星”“核潜艇”到新时代的FAST 射电望远镜、散裂中子源、墨子号等硬核科技均表明：中国的话语权及其科技复兴背后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也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强势文化”的象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更加关注“民主”，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就是“辛亥革命”的极致表现，对真正现代意义上“科学主义”革命意义不大，因此，其对中国后续发展的意义不如“五四运动”来得全面。

　　（三）“李约瑟之谜”的本质

　　文化包括迄今为止所有被发明出来的技术和这些技术的产物，以及我们的集体思维产生的其他任何东西③。但是“文化”不能表达出推动科技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自推进动力，而“文化革命”可以。文化革命说到底是“观念”革新，文艺复兴和五四运动都是新文化运动，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一些科学、民主的新观念融入了传统文化和教育体制之中，例如实验、数学等科学范畴的理念融入文化与教育体制之后，对技术进步就会产生数量和质量的双飞跃。文艺复兴之前都是教会统治欧洲的文化和教育体制，就如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前是“四书五经”为主的传统文化和教育体制，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稳健保守，而科技的进步主要依靠经验和观察，比如鲁班野外被带有锯齿的野草割伤而发明“锯”。

　　不难想象，在技术进步依靠“经验和观察”的时代，中国人受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人口增长一直领先于欧洲大陆，“人多力量大”当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工业革命之后，因为实验、数学等基础科学工具可以在短时间内不断重复使用，“经验和观察”不再具有优势，可见，经验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差异是“李约瑟之谜”的本质。

　　当代中国的科技复兴

　　1840 年，帝国主义用科技革命孕育的坚船利炮和鸦片轰开了中国的国门，100 年多来，民族的苦难和挣扎、呻吟与呐喊、自强与斗争的声音占据了中国近代史的绝大部分板块。这让中国人民明白了“落后就得挨打”的道理，这个“落后”主要就是指科技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主导，在举国体制的作用下，研制了“两弹一星”“核潜艇”等一批重磅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稳定的大局，并保障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推动当代中国的科技复兴体现在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8 年）。这个时期战略科技力量的时代诉求主要是“稳定优先、兼顾发展”，举国体制完全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特征更为显著，例如原子弹、导弹、“东方红一号”卫星、核潜艇、69 式坦克、第一根石英光纤、杂交水稻、武汉长江大桥、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等都是这个阶段的科技成果。

　　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1978-2012 年）。这个时期战略科技力量的时代诉求主要是“发展优先、兼顾稳定”，具有显著的“军民融合”特色，改革开放逐步把市场经济理念融入进来，当然这个时期计划经济的色彩还比较浓，属于转型期的举国体制，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战略性科技成果有“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人工合成了完整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第一个数字寻呼系统、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银河”巨型机、国产歼—10 型飞机、秦山核电站、北斗导航试验卫星、“龙芯1 号”CPU、“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嫦娥一号”、“神舟七号”载人飞船、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等等。

　　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2012 年至今）。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国内环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要统筹兼顾、平行推进“稳定和发展”的新时代诉求。换句话说，我国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充分聚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为指引，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例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慧眼”卫星等科学装置；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京华号”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等。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中国空间站模型、火星车、“嫦娥五号”、“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国和一号”核电机组等国之重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一体化全身正电子发射/ 磁共振成像装备、无人植物工厂水稻育种加速器以及“科技抗疫”“科技冬奥”的最新成果。

　　以上科技成果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历史事实及本质，用辩证思维从“历史大尺度”总结经验和教训，用战略眼光从“未来全画幅”研判风险和国情，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中国横空出世，利用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以稳定和发展为目标导向，以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负重前行，加速进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涌现了一大批震惊世界的战略性科技成果，以“科技复兴”稳步推进中国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不仅满足了中国每个特殊时期的国家重大需求和人民美好愿望，而且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基，积累了“观势、悟道、求术”的经验价值，涂上了“勤劳、团结、创新”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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