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层高密度还是光明城市？——当代新城区规划探讨

来源:建筑与文化
关键字:巴西利亚,苏州工业园区,延续
发布时间:2023-12-12 11:04

　　文／张林中衡设计集团建筑一所所长主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摘要：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苏州这个城市都吸引了足够多的注意力。文章试图从城市规划理论出发，以苏州为例，解读两种城市的形态，从延续与发展的角度，解读并初步得出对于现代城市规划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低层高密度；光明城市；巴西利亚；苏州工业园区；延续

　　引言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格利茨曾说：“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1]

　　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稳定与快速发展阶段①。城市化带来了城市文明，各种职业居民的集聚，使得居民收入增加，效率提高，生活和环境质量优化，并带来了富有活力和多样的城市空间，这种集约化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城市化的同时，意味着密度的提高，无论是人口密度还是建筑密度。密集化的城市形态，对于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尤为意义重大。“亚洲城市是世界上密度最高的”[2]，而中国，则是亚洲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城市化过程自古就有，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高密度人口与高密度建筑压力，可以从既有传统经验以及新理论和探索两个方面出发来考察。

　　1低层高密度与高层高密度

　　当我们谈及城市面层的高密度、低密度的时候，通常是指区域人口密度。区域人口密度指标，是用于国土规划和城市规划的主要参考指标。该指标用于衡量单位面积土地上容纳的人口总量。但某城市区域的人口，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活动②都有赖于建筑来容纳。因此，衡量建筑密度的“建筑覆盖率”“容积率”“开放空间率”等指标，也常常被单独或者一同用来考察城市密度的高低。这几个指标中，笔者认为最有实际意义的，是“建筑容积率”，毕竟，城市居民最终都需要一定的建筑面积来居住和生活，用“建筑面积总量/单位区域面积”，能较为直观地表示该区域能容纳多少人口。

　　所谓低层高密度，指的是城市中某个区域或者整个城区内的建筑，层数低但是建筑密度高。低层建筑，一般是指3层及3层以下的建筑[3]。由于建筑高度一定（基本上都为2层或3层），因此这里的建筑密度，一般表现为建筑覆盖率。

　　高层高密度，顾名思义就是指城市中某个区域或者整个城区内的建筑，用加高层数的方法来获得很高的建筑密度。高层建筑，一般是指住宅7层以上、公共建筑24米以上高度的建筑[3]。

　　低层高密度和高层高密度，是提高区域建筑密度来容纳更多区域人口的常用方法。这两种方法，来源于既有城市建设的经验，也来源于众多的既有理论方面的研究。两者对于建筑密度或者容积率的提高是有限度的，并不能无限制的提高。同时，在提高密度的同时，还需要综合考虑日照、采光、通风、绿化等多种因素。例如在南京市安品街地块项目中，设计人员经过建模计算，综合考虑日照采光等多种因素后，得出的3层低层住宅最优化容积率仅为0.98[4]。

　　同样的，高层高密度建筑也有一定的容量限值。不过相对于低层高密度建筑，它的数值要高很多。以住宅建筑为例，在现有住区规划法规以及不同高度及排列方式的限定下，多层到高层住宅建筑容积率一般可以在1.0～7.9之间变化[5]。

　　对于高层公共建筑来说，没有了日照的法规限制，只有通风、消防、采光等方面的限值，容积率相比住宅建筑可以大大增加。例如一些办公楼项目，很多容积率都在10以上。

　　2传统高密度城区苏州古城

　　苏州古城区经过数百甚至上千年的发展，也形成了高密度的城区，特别是一些高密度居民区、商业区。例如山塘街早在清代就形成了繁华的高密度商业街区，可见于清代宫廷画家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所绘的《盛世滋生图》，画面中山塘街街市繁华，水路货船彼此连接，行人摩肩接踵[6]。

　　在居民区，这种高密度的情形更加常见。例如南显子巷、桃花坞等高密度居住区，更加明显。逼仄的小巷、直接对着巷子或者小路营业的小商铺、几个街区一条水陆并行的河流与街道，以及夹在其中的园林，这种高密度的场景，在苏州古城区随处可见。

　　但传统的、有生命力的高密度城区，也并不只是有高密度而已。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提出的城市四大功能“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在传统城区依然适用。因此就这方面而言，苏州古城区可以看作是传统高密度城区的一个典范。因为它不仅有高密度的居住街区、商业街区，还有高密度的交通空间：道路和街巷、水系，还有各种公共部门，以及游憩用的各种园林等公共空间，以及这些多重空间的高度复合：商业沿街、内部居住、街道与水路同时是交流的活动空间和交通空间，而游憩用的园林往往就是一墙之隔。

　　3光明城市与苏州工业园区

　　进入20世纪以来，为了化解城市化带来的高密度问题，建筑学界以及相关学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成功的探索。具体有20世纪初期诞生于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芝加哥学派、沃克（A.B.Walker）1909年的“空中乌托邦”的幻想、美国纽约开发商西奥多·斯塔雷特（Theodore Starrett）于1906年提出的100层大厦的构想以及“未来国际都市”“梦幻城市”等多种多样的城市设计构想[7]。但是以上这些理论或者实践，多是针对复制或者增加城市地面的方法，并没有针对整个城市规划的角度提出系统性的理论或者解决办法。

　　20世纪20年代，勒·柯布西耶提出了一套城市规划的系统性理论和方法。在《明日之城市》[8]以及《光辉城市》[9]中，他以巴黎为原型，制定了一个300万人口的现代城市的规划和建筑方案。其主要设计特点包括：底层建筑架空，高层建筑、高容积率以容纳更多人口，大面积室外绿化，现代交通网络，自由的建筑外幕墙等等。

　　“光明城市”理论影响深远，迄今为止世界上多数城市的规划都受到了它的影响。例如立体式的现代交通网络，高层建筑（高容积率低建筑覆盖率）、居住组团、大面积的城市绿地、底层架空、人车分流等等都在现代城市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使用。

　　苏州工业园区做为苏州-新加坡合作的新型工业园，从一开始就被规划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新城区。苏州工业园区整个分为中心商贸区、中央居住区以及工业区等。其中，各主要功能区都采用了组团式的规划布局模式。居住区围绕数个邻里中心布置，属于“外围-核心”的开发建设理念。工业区布置在生活区域外围，采用了工业小区、工业坊等组团式的布置模式。景观休闲区、大面积的公共绿地以及天然湖泊四周的公共绿带，为市民提供了游憩休闲的场所，这正是柯布西耶《光辉城市》中所称的“为现代人提供的更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现代的公共交通规划的分层次道路网络理念，主干道两侧的绿化缓冲带有专门的景观绿化设计，有效地对接了交通与各种类别的建设用地[9]。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知，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划，与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规划设计者不一定是直接参考了其理论，但是“光明城市”理论的深远意义，也使得园区的规划间接或者再间接地受到了其深刻影响。而且，有证据表明，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划设计比其他现代城区受到的影响更多。例如“光明城市”中的底层架空，以供视线透过以及步行的系统，就能在现行的《苏州工业园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版）》③中找到明确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环境景观：“……重要建筑沿街应设置有盖走廊，鼓励建设屋顶花园、观景廊、通风廊，提高商业中心区环境景观品质、改善微气候。”第三十二条人行通道：“主要商业建筑和交通节点之间宜建立多层次的步行系统（如地下步行通道、有盖走廊、过街天桥、空中连廊等），形成全天候步行区域。”而所谓重要建筑，则是指CBD区域等。位于CBD区域的建筑，在规划用地设计导则中就会被要求设置底层后退架空的步行外廊。

　　由此可见，苏州工业园区是一座受到“光明城市”理论深刻影响的新城区。

　　4巴西利亚新城规划

　　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建设，被认为是“光明城市”理论的大规模实践应用。相同类型的还包括印度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它们都属于是从一片荒地到大片城市建成区的实践，也都践行了“光明城市”理论中高层建筑，现代交通网，大片绿地等主要的理论概念。

　　巴西利亚新首都的建设，其根本目的是疏解原首都里约热内卢的人口压力和经济压力，并将行政中心放在内陆，更加均衡国家的发展。新首都的规划建设固然是一个绝佳的规划实践机会，且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文化遗产”，然而从1960年建成竣工以来，巴西利亚整个城市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城市效果，反而在主城周围生长出来的多个卫星城市更加具有活力。

　　巴西利亚虽然有现代的交通网络、高层建筑、底层架空的空间、与工业区分隔的住宅区，大片的绿化公园，但是其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缺乏应有的活力。从笔者多年从事邻里中心等基础社区商业建筑的设计实践来看，其原因如下文所述。

　　4.1公共空间尺度过于巨大

　　城市是为人建设和服务的，人们在城市里生活、休憩、工作，所经历的公共空间必定是以人为本的。巴西利亚新首都过大的公共空间，包括绿化公园、街道、住宅区等均没有做到以人为本。例如其分布于中轴线上的公园和广场，宽度达250米，长度甚至达到8公里。除去功能割裂的问题，单是这种尺度的空间，就并非是以人为本的。对于居住区的居民来说，需要的是更多的口袋公园，而不是巨大的公共空间、巨大的城市街道。

　　4.2功能割裂现象严重

　　新首都的居民居住在标准化的96个超级街区里，每4个街区共享一个公共设施，里面包含商场、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严谨的功能分区造成了居住区内部没有餐饮娱乐等公共设施的现象。此外旅馆被限制在特定区域，居民楼下没有餐饮设施[10]。过于集中布置的公共空间也导致居民区缺少交流，与朋友的见面经常会约在自己家中[10]。

　　4.3完整精细的规划损害了城市作为“有机体”生长的特质

　　巴西利亚新首都的96个超级街区从外观到内在都非常类似，每个超级街区包含11栋建筑。首层架空，为社区儿童提供活动场所。每4个超级街区组合成超级-超级街区，共享教堂、学校、青年俱乐部、活动中心、商场等。每个街区都具有一样的特点，且一次性精细规划完成。近代以来，多数观点认为，城市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规划出来的。类似这样精细的规划，反而损坏了城市的有机体特征，功能、层数、大小、形态全部都被规划和限定，城市不具备遇到问题自我适应、自我修复的能力。

　　结语

　　如何避免巴西利亚城市规划的上述种种问题？苏州工业园区作为一个同样吸取了“光明城市”思想的新城区，应如何增强城市的活力？

　　用以上的巴西利亚城市规划结论做相反的结论，再加上传统苏州古城的低层高密度复合空间，就容易得出具有借鉴意义的一些推论，作为城市规划中的一些可借鉴点。试总结如下：

　　（1）利用以人为本的尺度。这些尺度包括合适的街道尺度、建筑尺度、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空间的尺度。例如，居民家门口的口袋公园，因为便于到达，比大尺度的公园更受居民欢迎。

　　（2）注意功能的复合型。想要城市保持足够的活力，往往多样性、复合性的城市功能比单一功能的规划具有更强的活力。比如住区与商业区的合理混合，绿化公园等公共空间与办公区、居住区的混合，宾馆类型的建筑与办公区、住宅区的混合。合理的搭配并不会导致混乱，反而会增强区域的活力。

　　（3）在大的城市规划框架下，允许城市的缓慢发展和生长，并且允许根据发展及时调整规划框架。“好的城市是生长出来的”，苏州古城也并不是一张蓝图干到底，古代城市是缓慢发展出来的。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聚集和整体反映，城市也具有一定的类似“有机体”的特征。搭好框架、根据城市的发展给予其自发力量的空间，让它可以自发成长，比一开始一张蓝图精细化的杰作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个体的自发性，也更加切合城市的发展情况，把城市变为一个更具活力的地点。

　　注释

　　①结论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公报。

　　②见《雅典宪章》，即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于1933年8月在雅典会议上制定的一份关于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城市规划大纲》。

　　③见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官网http://www.sipac.gov.cn/szghjswyh/index.shtml.

　　参考文献：

　　[1]张玉玲,李慧.广厦万千民生为本[N].光明日报,2009-08-26.

　　[2]于立.关于紧凑型城市的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07,(01):87-9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4]罗丹青,赵辰.低层高密度住宅的居住物理指标研究——基于传统城市肌理保护的思考[J].新建筑,2010,(03):25-29.

　　[5]陈昌勇.几种提高居住密度方法的量化评价[J].城市规划,2010,34(05):66-71.

　　[6]王洁.从建筑与景观解读《盛世滋生图》的资料性[J].华中建筑,2008,(04):21-24.

　　[7]董春方.高密度建筑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