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运河沿线山陕会馆建筑研究

　　文／杜献宁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煜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浩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会馆建筑是明清时期因商业与社会发展而兴起的一种特殊公共建筑类型，其建筑特点与所在城市的地理方位息息相关。京杭运河沿线一带的山陕会馆，在秉承会馆建筑共性的基础上，同时展示出独特的地域特征，成为沿线商路发展的重要见证。文章即以运河一线的山陕会馆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在不同城市背景下的建筑特征，展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京杭运河；山陕会馆；城市；建筑特征

　　引言

　　山陕会馆由明清时期晋商、陕商两大商帮建立，是西秦会馆、全晋会馆、陕山会馆、陕西会馆等多地会馆建筑的统称。明清时期，山陕商人走西口、出关外，“叙乡情，敬神庥，议商事”的山陕会馆应运而生。横跨南北五大水系的京杭运河不仅是漕粮运输的关键，更是商品集散流通的孔道。随着其商业规模的发展，山陕会馆逐渐矗立于各地，乾嘉年间，作为维系桑梓之情的纽带，山陕商人开始在京杭运河沿线建造会馆。运河沿线的山陕会馆在建设过程中既保持了会馆建筑的共性，也融入了其所在城市区域建筑的特征。本文即对分布于京杭运河一线的山陕会馆进行分析，以聊城山陕会馆、徐州山西会馆与苏州全晋会馆为例，剖析其建筑特征。

　　1山陕会馆基本概况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使传统“士农工商”格局开始动摇，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山陕商人在各地广建会馆，作为维系商帮的纽带。会馆以乡土之情为旗帜，号召聚集同地域、同行业的人群，将群体的力量汇集一处以实现共同发展，形成一个通过地缘、业缘等联系起来的“利益集团”[1]，同时也成为走南闯北的商旅的“第二故乡”。

　　会馆建筑最初由民居或庙宇改建，因此在建筑形制特征上与民居、庙宇有一定的共通性。然与民居浓厚的地域、乡土气息相比，一方面会馆建筑作为商帮实力的见证者，大都精雕细琢；另一方面，入乡随俗与故土难离的观念也使得会馆建筑成为乡土文化与地域文化交叉融合的产物。大多数山陕会馆都承载着关帝庙的功能，但其浓郁的商业文化特征又使得其呈现与祠堂、坛庙建筑不同的建设特征。

　　山陕会馆一般都具有明确的空间轴线和建筑序列，以祭祀用的正殿为精神核心，戏楼为行为核心，以院落为单体展开，层层递进，在中轴线上布置山门、戏台、拜殿、正殿，根据建筑规模与实际需要布置钟鼓楼、春秋楼、看楼、厢房、偏殿等，一般主路布局规整严谨，次要轴线主要用于往来商贾的接待、暂住、货物临时存放等，布局机动灵活。

　　2京杭运河沿线城市的山陕会馆

　　京杭大运河不仅是世界上开凿最早、使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更是中华民族250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军事发展的历史见证和载体。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史始自春秋末年，至明清时期仍是重要的水运交通航线，沿线一带的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重要的转运枢纽[2]。京杭大运河优越的交通条件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也推动了当地会馆建筑的发展。

　　山陕会馆的建设以便于商业活动为首要原则，作为交通枢纽的运河沿线城市，自然成为建设会馆的首选之地。由此，京杭运河沿线的山陕会馆颇具规模。会馆多建于码头港口、城镇中心，是区域经济繁荣的见证者与贡献者。根据历史沿革与发展情况，明清时期运河沿线的城市大致可以分为运河驱动型、相互促进型和自我优势型。自我优势型如北京、苏州、杭州这些历史悠久、自身优势明显的大都市，会馆建筑形制以入乡随俗为主要基调，比如苏州全晋会馆就是典型的苏式建筑；相互促进型如徐州、淮安一类自身经济发展与运河贸易相辅相成的南方城市，建筑多表现为山陕文化与地域文化交叉融合的产物；运河驱动型如聊城、临清、济宁这一类因漕运、转运贸易兴起的城市，自身历史、社会传统影响较弱，在运河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冲击下呈现出迅猛、多元、融合的趋势，会馆建筑则大力夸耀财富，展现商帮势力。在这里我们选择苏州全晋会馆、徐州山西会馆、聊城山陕会馆做有关形制上的探究。

　　2.1低调朴素的徐州山西会馆

　　徐州地处四省交界的兵家必争之地，民居整体也以封闭性和防御性为主，建有高大的外墙。因此徐州山西会馆坐落于云龙山东麓一处断崖前，在外观营造上颇有外雄内秀之感，整体建筑依山而建，布局灵活紧凑，由南北两路院落组成。

　　主要建筑如花戏楼、关帝殿组成南院呈中轴线布置，北院膳房、驿楼依山势呈L型布置，整体风貌脱胎于徐州传统民居建筑，但在建筑工艺上为清代大式做法[3]。以关帝殿作为中轴线上最后一进建筑，与戏台遥相呼应，厢房根据院落高差灵活布置。戏楼与大门一体，采用山西民居中常见的出角门厦形制，以高大的院墙作为背景，层层叠叠的斗拱使得门檐翼角高高翘起，檐下雕梁画栋，乌门石兽典雅华贵，建筑整体依靠山势逐级升高。关帝殿为典型的徐州黑活屋面，坡度较陡只举不折，屋脊两侧翘起柔化整体曲线，便于夏季排水和冬季取暖[4]。与其他会馆建筑相比，徐州山西会馆建筑色彩以青灰色为主，低调内敛，整体曲线流畅柔和，雕刻主要集中于建筑的门楼、影壁、基础、墀头等处。

　　2.2富丽堂皇的聊城山陕会馆

　　徐州山西会馆整体低调朴素，但不显平庸。而聊城山陕会馆堪称清代建筑工巧绮丽、繁缛细密的集大成者，充分体现了运河文化的广泛性、兼容性。聊城山陕会馆坐西朝东，千年大运河自门前穿过，建筑群整体东西长77米，南北长43米，由中路建筑、南跨院、北跨院组成。会馆山门为三间牌坊式门楼，以山西传统的六层如意斗拱承托琉璃歇山顶[5]，与钟鼓楼共同营造出错落有致的主立面；戏楼为面阔三间重檐歇山顶琉璃顶屋面，翼角起翘、檐牙高啄，与大殿东西对峙；大殿由献殿和拜殿组成，文昌火神殿、财神殿与关帝殿并立，其中关帝殿居中且为琉璃悬山顶、火神殿和财神殿均为灰瓦顶，通过屋顶形式再次体现关帝地位的崇高。

　　会馆的中路建筑前后布置有三进院落；第一进院落由山门和戏台、夹楼围合而成，进深压缩至四米左右，以过楼一带而过，以期在有限的进深内，营造出重门的空间感和仪式感；第二进院落由大殿、南北看楼、戏楼及夹楼围合而成，占总进深的68%，院落宽敞大方，正中主轴为规整的方砖铺地，院内布置有香炉等建筑小品，院内四棵古槐树苍劲有力，整体风格恢弘大气，将关帝殿映衬得格外雄伟庄严，是整座建筑群祭祀神灵、演剧联谊的空间核心；第三进院落私密性较强，由春秋楼和大殿、左右厢房围合而成，采用硬质小青砖铺地，通过连廊两端的拱门与南北跨院连接，风格简单静谧，空间规整，用于处理日常事务。南跨院据记载为山陕会馆花园，布置有亭池花木，现仅存一座三开间硬山顶小灰瓦房屋，风格轻松自由，通过连廊分别与中路第二进院落和第三进院落相连，既对内又对外，满足对外招待和对内休闲的双重功能；北跨院后门紧邻竹竿巷，利于商贸往来，院内青砖铺地，四周为带檐廊硬山顶灰瓦房屋11间，布局规整紧凑、简单大气，为明清时期为往来聊城山陕商人提供暂住、货物中转等帮助，便于从事商业活动和日常进出，不会与前部轴线活动产生冲突。

　　徐州山西会馆与聊城山陕会馆都在有限的地形中腾转挪移，灵活对应地势，为主要院落留出充足的空间。建筑形体组合灵活多样，主轴线布局严整有序，次要生活空间机动灵活。徐州山西会馆在主轴线上延续了各地山陕会馆的基本元素，但在建筑形式与装饰装修上，更具有徐州当地特色。以戏台为例，徐州山西会馆戏楼创造性地将戏台、山门结合起来，既兼顾了清式大木做法，又结合了质朴灵动的苏北民间匠意。而聊城山陕会馆与徐州山西会馆不同，聊城本地民居大都为硬山顶青砖瓦房[6]，仅在檐口墀头处略施雕饰，整体简洁大方。聊城山陕会馆主要建筑皆采用琉璃瓦顶，雕饰富丽堂皇，其建筑构件如如意斗拱、柱础形式、骑马雀替等都是典型的山陕地区做法。

　　2.3幽静精巧的苏州全晋会馆

　　位于苏州的全晋会馆更多地体现了苏州建筑的隽秀精巧。苏州的建城史目前可以追溯到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造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自那时起，苏州便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物产丰饶，人文荟萃，处处充满着清雅隐逸的文人之气，形成了粉墙黛瓦、清新雅致的城市风貌。山陕会馆至此自然是入乡随俗，文雅风流，不再夸耀财富，从全晋会馆的匾额中便可见一斑[7]。戏台悬挂“含英咀华”匾，桂花厅雕有“苔满诗画”，楠木厅外悬一匾“与古人交”，厅外庭院之西设观景长廊，其中半亭匾额为“嚼曲”，抱柱楹联为：“阅世上人情世故，借曲中妙理陶情。”

　　苏州全晋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位于阊门外山塘街，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毁于太平天国之乱后，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在中张家巷重建。会馆坐北朝南，可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依次坐落着山门、戏楼和正殿，东西钟鼓楼凌空耸立于正门两侧，檐牙交错，极大地丰富了主立面。西路建筑为两厅一庵，鸳鸯厅和楠木厅作为处理日常事务、交流洽谈之所，万寿庵为客死苏州的山西商人的停灵之地。东路建筑主要为山西商人提供货物暂存周转之地。整体风格融北地豪迈与江南精巧于一体。

　　全晋会馆最精巧的建筑莫过于古戏台，其独特之处在于台顶的穹隆藻井，632处榫卯构件咬合成324只黑色蝙蝠浅雕与306朵金黄云头圆雕，巡回盘绕于顶部铜镜，穹窿顶红底镶黑嵌金，熠熠生辉。一方面，蕴含天圆地方、招财纳福的美好意愿；另一方面，凹凸的藻井与顶部的铜镜，组合成天然的扩音器，形成余音绕梁的声学效果，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声学原理及空间关系的深入理解。

　　虽然来苏的山陕商旅选择入乡随俗融入本地，但苏州全晋会馆与传统苏式建筑相比较，仍体现出山西建筑的雄浑古朴。例如，在侧路营建楠木厅，中路采取北方常见的大式建筑做法；仿苏州园林营建半亭曲水，但在门厅东西营建类似钟鼓楼的吹鼓楼；在门楹处可见有关三国演义内容的雕刻或山西民居中常见的“鹿鹤同春”等雕刻图案。

　　山陕会馆兴于明、发于清，在京杭运河沿线宛如一颗颗争奇斗艳、美轮美奂的明珠，在商贸发展、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山陕会馆在建设发展进程中，也逐渐融入当地的建设风格，其空间布局、审美风格、构造技术是本土文化、秦晋习俗与运河文化交叉融合的结果，既呈现所在城市区域的建筑特色，同时保留自身独有的商帮文化特征。

　　3山陕会馆的价值评析

　　清末漕运腐败、运河堵塞、海运兴起，许多因运河兴起的城市也随着运河走向衰败。号称“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临清、张秋，不再辉煌；聊城八大会馆，仅有一座山陕会馆保留下来；济宁号称“运河之都”，但所有会馆建筑都已经淹没在时间长河中；徐州“八省通衢”之地，只有一座山西会馆保留完好。较之其他历史建筑，会馆建筑在商旅撤走后，更易被侵占摧毁，所以当年运河两岸雕梁画栋的会馆、戏楼如今只剩寥寥几座，保护刻不容缓。

　　山陕会馆见证了明清以来运河的兴衰历程，会馆丰富的碑刻资料对于研究当时明清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除与所处地域特征相关联的社会价值外，山陕会馆建筑本身同样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会馆建筑兴于商帮的发展，可视为商旅文化的具象化，山陕会馆名称、内部会馆风格的改变往往也意味着商帮实力的更迭变迁[8]。

　　目前对于山陕会馆的研究不断朝着纵深方面发展，重视会馆的社会功能，将会馆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山陕会馆建筑本身即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展现商帮文化上又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对其价值的体现，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深化。对于运河沿线会馆建筑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比较少，未能清楚地展示出运河、城市与会馆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继续深入。

　　结语

　　山陕会馆作为明清商业发展的物质遗留，对其位置分布、建筑形制、装饰纹样进行研究对于了解明清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有着重要意义。据王能长先生统计，目前可考的山陕会馆数目大概有558处，但保留下来的不足30%[9]。山西商人在贸易衰退或者遭遇战乱后，往往选择返回故里，这也使得各地山西会馆在无人经营的情况下迅速衰退。

　　各地山陕会馆在建造时与当地风土技艺融合，保持基本功能形制一致，但单体建筑风格各具特色，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对运河沿岸的山陕会馆进行研究，通过线状的运河空间将点状的会馆连为整体，使单体建筑转化为一条跨越时间和地域的文化长廊，一方面可以为会馆建筑的研究拓宽视野，引导人们在文化线路视角下重新审视会馆建筑遗产的价值，构建完整保护体系；另一方面对沿线会馆进行研究，为大众更好地了解运河文化提供良好契机，有利于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2]汪芳,胡文颖,高晨舸.韧性视角下大运河沿线水陆交通网络与城市的耦合演变[J].风景园林,2021,28(07):31-38.

　　[3]刘玉芝.试论徐州山西会馆的建筑文物价值[J].江苏建筑,2008(04):6-8.

　　[4]王楠.徐州传统民居建筑研究[D].武汉工程大学,2018.

　　[5]李波.清末山陕商人的崇文情结——以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石雕为例[J].装饰,2021(03):124-125.

　　[6]李正文.运河文化影响下的聊城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16.

　　[7]沈旸.明清苏州的会馆与苏州城[C]//建筑历史与理论第十辑（首届中国建筑史学全国青年学者优秀学术论文评选获奖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294-309.

　　[8]赵逵,邵岚.山陕会馆与关帝庙[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

　　[9]张明亮,王辉,张燕玲,等.晋商会馆[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