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落侗境

　　侗族自称“干”，指用树枝木栅把居所环境及栖居之所遮掩起来，聚居于黔湘桂毗邻处。学界认为，这支自称“干”、“更”或“金”的人群，其族群生命共同体的形成源自我国古代的百越族群。侗族文化学者吴浩和张泽忠，曾在其著述中写道：“侗寨依山傍水，溪流淙淙，花红树绿，鸟唱蝉鸣，一派生机”。侗族祖祖辈辈在这样清美秀丽，却又近乎封闭的生态空间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自然景观与人文现象，铸造了侗族的独特的心理意识和文化性格。

　　种种迹象表明，侗族可能是“夜郎”古族后裔，他们曾经有过自己显赫一时的部族王国文化。譬如，侗族歌谣艺术之瑰宝——大歌，其声乐技巧如此高超、成熟，它的制作、产生，如果没有繁盛一时的文化背景和舞台，的确难以想象。可以与侗族音乐相媲美的，还有侗族的建筑。

　　大多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本民族文字产生后，主要通过书籍保存和流传下来。其原来的口碑传承与实物传承，则降为次要地位。侗族，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其整个文化的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把本民族的历史、文学、宗教、法律、生产生活经验等代代相传。侗族的建筑也是其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侗族建筑的材料以当地盛产的木材为主，重楼叠阁除去部分民族信仰因素外，也都基本上取点到为止的做法，绝不肆意铺张，即实用主义加基本民族美学观点。侗族的建筑是古老的，直到现在大多数侗寨建筑仍然依照古代的传统样式修建，而且几乎每个侗寨的寨门、鼓楼、风雨桥都经过几代人上百年的风雨；但是侗族的建筑又是新的，因为木构建筑经过数十年就要大修。根据现存风雨桥碑刻题记来看，很难寻觅到明代的建筑，甚至清初期都很少，目前存世最多的是乾隆时期开始大规模建造的风雨桥。如今我们能看到较早的如湖南省通道县平坦乡的普济桥（乾隆二十五年， 1760年）、贵州省黎平县茅贡乡高近村引龙桥（乾隆三十年，1765年）都是这个时期建造的。

　　鼓楼与风雨桥，是侗族乡寨特有的标志。有侗寨就有鼓楼，一般是一个族姓建一座鼓楼，因此，大的村寨便有四五座鼓楼。鼓楼是杉木结构的塔形建筑物，底为四方形，上面为多角形，有四檐四角、六檐六角、八檐八角等不同类型。层数均为单数，三、五、七、九层不等，有的还高达十几层。鼓楼突兀高耸，最上面是造型别致的楼顶，有尖顶、歇山顶、悬山顶等式样，顶上还有象征吉祥的宝葫芦、千年鹤等雕饰物。鼓楼的梁柱瓦檐均饰以彩绘，精致华美。整座建筑，不用一钉一铆，全部以榫槽衔接，历数百年风雨而不朽，其“人”字形斗拱结构，特别受到建筑学专家的称赞。鼓楼是侗家集会、议事的场所，也是人们休息、娱乐和青年们谈情说爱的地方。黎平县岩洞乡述洞村鼓楼始建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该楼只有一根“楼心柱”直贯顶端，承受整座鼓楼的主要压力，普遍视为鼓楼的雏形。风雨桥也叫花桥，分为亭阁式和鼓楼式两种。亭阁式风雨桥，桥面上亭阁秀立，雅致玲珑。鼓楼式风雨桥建在较宽的河面上，大桥长廊之上，加盖几座鼓楼式建筑，十分美丽壮观。侗寨风雨桥，桥身全用杉木横穿直套，孔眼相接，结构精密，不用铁钉连接，别具一格。桥廊里设有长凳，供人歇息、凭眺。有的还备有茶水，供过往行人解渴自饮。风雨桥不仅便利行旅，还是侗家人欢唱歌舞、吹笙弹琴、娱宾迎客的游乐场所。

　　侗族人对寨门、鼓楼、风雨桥等公共建筑非常热心，如果需要大修，或者因为火灾或水灾损毁，当地就会进行募捐集资，等筹集资金基本到位以后翻修或者在原址重建。

　　任何建筑都是有年限的，为使前人的劳动成果虽历经岁月摧残，不至于空白，我从2000年开始一直在拍摄侗族建筑，在欣赏侗寨鳞次栉比的古新建筑之余，我想我们也应当关注一下这些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制造者们，他们的光亮，将持续照亮后人自强不息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