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回家的路有多远

  “要杜绝一切儿童乞讨,让所有乞讨儿童都回到学校,这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春节期间,解救乞讨儿童行动,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热点。十余天里,警方已解救6 名被拐卖儿童。

  打拐的主力始终是公安机关,各类媒体的作用,是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动员更多公民为警方提供信息和线索,帮助警方出手解救被拐儿童。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表示:“欢迎提供拐卖犯罪线索。对每一条线索,公安部打拐办都会部署核查。”

  多个地方的公安部门或对网民提供的信息与线索认真甄别,跟进调查,或联合城管、民政等部门对乞讨儿童进行清查。由此,民间与公权部门联动、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打拐行动,让2011 年的冬天,让虎兔之交的中国,充满浓浓的人文暖意。

  然而,这一现象的最大意义,还不只是最终经由这一行动帮助解救了多少儿童,而在于进一步引起全社会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同仇敌忾,推动更高层面从立法与执法上更加给力,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这一丑恶现象,最大限度地保护祖国的花朵不受犯罪分子的摧残。

  在中国,拐卖妇女儿童是群众深恶痛绝的恶行,更是违反刑法的严重犯罪。近年来国家多个部门出台了力度一次比一次大的法律文件,公安机关也不断通过专项行动加大打击力度,但还是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一方面,从全球范围看,儿童成为人贩子手中牟利的工具和商品是一种世界现象,从中国看,“无后为大” 的传统思想、尚不健全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所导致的“养儿防老” 需求,使得儿童买方市场规模庞大。另一方面,也与现有法律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尚不能有效地进行打击惩治有关。

  第四届“全国十佳公诉人”、江苏检察官王勇就分析了打拐的三个法律瓶颈。一是公安机关执法受到地域限制,拐卖犯罪行为的地域性较难突破,执法地现实操作有困难;二是被拐卖人口流入地面临无人报案的难题,就算民警高度怀疑行乞的孩子是被拐卖的,但是无人报案就不能立案,更不能进行执法;三是某些具体个案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由于被拐卖的孩子生理上的聋哑等残疾,或者由于长时间被控制、洗脑,抑或由于被拐卖时年龄尚小从而无法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等等。

  值得期待的是,“打拐” 也引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表示将在今年两会上就此提案。2010 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题为《宝贝回家》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就建议,全国公安系统应尽快建立起一支专业的打拐队伍,各地公安机关应当设立专门的打拐机构,配备必要的编制和专项经费。

  毫无疑问,这些都将推动中国从立法和执法加大力度,向全面杜绝儿童行乞迈出更关键的一步。

  但必须看到,打拐斗争繁难复杂,成本巨大,一时的热度可以凝聚人心,长效的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综合治理、打击犯罪。全面杜绝儿童行乞,还需要国家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安居乐业,以彻底根除拐卖犯罪的土壤。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