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首先“要让人高兴起来”——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淋巴瘤科主任朱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简宏妮 编辑顾佳贇

　　面对病人，朱军从不吝啬宽慰的语言，他身上有一种“稳稳的”气质，让病人觉得安心、踏实。而这份“稳”，背后是朱军和团队经年累月在淋巴瘤领域的深耕。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推开朱军办公室的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张笑意盈盈的脸。

　　坐定后，访者通常会被他身后桌上的一个木制摆件吸引，上面写着一串数字“99086”——在搬进现在的办公室之前，朱军办公室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科楼9楼，房间号9086，连起来就是99086，谐音“救救淋巴瘤”。

　　多年来，朱军牵头成立中国最早的淋巴瘤研究治疗专业团队，完成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诊疗指南》的编订，建立了首个国家层面的淋巴瘤标准数据库，推动了16种淋巴瘤新药获批上市，让无数淋巴瘤患者临危得救，活得更久，过得更好。

　　大医朱军，始终对病人怀有“关爱”之心。“我们治肿瘤的，不能保证把每个病人都治愈，但是我做攻克淋巴瘤这件事，是一辈子的事。”朱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医者仁心

　　1962年，朱军出生于重庆沙坪坝，6岁搬到涪陵，上下学需要过乌江，单程就要一两个小时。高中时，爷爷奶奶相继因病去世，这成为刺激他学医的原因之一，“至少以后家人遇到问题，我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作为家里的老幺，前面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读大学，家里经济紧张，他就选择了费用全免的军医大学。

　　1984年，朱军跟全国近百名医学院应届毕业生一起，分配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读的是内科，第一站被分到了血液科，当时的血液科主任刘海川将他领进了科室。自此，朱军开启了作为一名临床医生的生涯。

　　“包括刘海川在内的301医院老专家、老主任们，给我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临床医生。”朱军说。

　　一个好临床医生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首先要热爱这个专业，要关爱病人，要喜欢跟病人沟通和交流。当然，临床医生的核心要求是要看好病，真心诚意地为病人服务。 ”朱军说。

　　每天早晨5点半，朱军按时起床，他说自己睡眠质量好，每天精神头十足。7点左右到达医院，8点准时开始查房。

　　查房时，助手告诉他，一个病房里的患者分别是23岁、29岁和34岁。感慨着他们年轻的岁数，朱军打趣地说：“你们都结着伴儿来的”，病人们听完也都笑了。

　　一个小伙子跟朱军骄傲地汇报自己体重的恢复：“我长了五公斤啦。”朱军瞪住对方：“你是要争表扬吧？”然后给病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病房里看看他的病人，跟他们聊一聊，是朱军雷打不动的习惯。只有一天例外，那就是当天上午有他的门诊，他会在8:00交完班之后径直去诊室。在门诊上，等待他的通常是长长的加号队伍。

　　“在我来之前，护士长已看过加号病人的材料，并且组织他们排好队了。”朱军说，他上午有10到15个号，但通常会再加出10多个。面对焦虑的患者，朱军总会亲切地喊：“大家别急，只要是加上号的，都能看上。”

　　在加号的人当中，很多是慕名远道而来。有些病人艰难地加上号，是因为觉得朱医生“好说话”“愿意和病人多说话”。在他收治住院的患者中，有的为了跟他有“一对一交流”时间，还特地从住院部再到门诊部来加号。

　　“一般来说，实在不合理的加号我会拒绝，剩下的基本都给加。对病人来说，想和医生多说几句天经地义。”朱军说。

　　有时候，他也会跟患者开玩笑：“你不用来找我，找我还要排队，还要折腾，找我就是找麻烦。”患者听了也笑。

　　一上午的门诊，几十名患者，持续不断地讲解，往往会把大夫累得发懵。而朱军直到中午最后一个加号的患者进门，仍然保持亲切微笑，依然帮患者拉拉椅子，说一句“您好，请坐”。他习惯拍拍患者的手或者肩膀，给他们鼓舞，遇到青年小伙，“下手”还会格外有力些，为的是让对方感受到医生的力量。

　　“病人来到我这，就得宠着他。”朱军说。

　　经年深耕

　　46岁的淋巴瘤患者雷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朱军的情景。2022年底，她坐着轮椅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她问朱军：“我还能活几年？”作为单亲妈妈，她希望尽量多活几年，最好能看到女儿大学毕业、恋爱、结婚……

　　朱军回答她：“你这个病啊，能治，我给你治好。”听罢，雷雨的眼泪“唰”地掉下来。被确诊淋巴瘤后，她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感叹过命运的不公，但那一刻，她感觉自己“有救了”。

　　事实上，雷雨在那一段时间是朱军所在的科室里“最棘手的病人”。极其凶险的淋巴肿瘤细胞，正迅速地侵蚀着雷雨的身体，尤其是入院时已十分严重的肝损伤成为她淋巴瘤治疗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朱军说：“她是我们近几年看见的全身黄疸最重的患者，很少见到那么‘黄’的病人。”理论上，病人肝功能不好就不能上化疗，但如不化疗，淋巴肿瘤细胞将更加肆无忌惮地生长——这是一个两难之境。

　　朱军和团队围绕雷雨的病例展开探讨，小心翼翼为她制定了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在雷雨的治疗遇到困境时，朱军跟她说：“你就好好休息，我来想办法。”

　　面对病人，朱军从不吝啬宽慰的语言，他身上有一种“稳稳的”气质，让病人觉得安心、踏实。而这份“稳”，背后是朱军和团队经年累月在淋巴瘤领域的深耕。

　　1998年，朱军进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科工作。他所在的“内四病区”分为呼吸科、消化科和综合科，他当时在综合科。朱军从这一年起，将淋巴瘤作为了自己一辈子专攻的事业。

　　朱军说：“如果这一辈子老天一定要我得肿瘤，那我希望是淋巴瘤。”因为，淋巴瘤是目前治愈率最高的肿瘤之一。

　　但与此同时，淋巴瘤有高达七八十种分型，鉴别诊断非常复杂，容易出现误诊、漏诊。“淋巴瘤分型是否准确，首次治疗成功与否，决定着疾病能否得到控制，也就是说首次治疗方案至关重要。”朱军说。

　　30岁的杨博麟之前有个外号叫“小胖子”，脸胖，肚子也胖。化疗放疗后，他的体重从80公斤跌到60公斤。他患的NK/T细胞淋巴瘤，是亚洲高发疾病，也是朱军团队重点研究的分型之一。

　　按照朱军的要求，吃好饭，睡好觉，杨博麟慢慢把体重养回来了一些。经历了六个疗程后，他可以吃饺子了，虽然还是尝不出什么味道，但咀嚼之后淋巴结不疼了。

　　治疗几个月后，杨博麟在母亲的陪伴下前来复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平凌燕看了检查报告，告诉他：“你已经好了。”报告中的“CR”字样，意思是“完全缓解”。

　　很长时间以来，国内淋巴瘤治疗领域主要依照国外相关临床指南。朱军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众多专家组成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历经多年努力后，完成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诊疗指南》的编订，后来又组织建立起首个国家层面淋巴瘤标准数据库。

　　还有很多长期没有解决的临床问题，如新药机制、新药研发、联合用药、毒副反应减轻等，朱军全力支持自己的硕博研究生去破解这些难题。

　　如今，朱军所在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科共有13名医生，年轻医生全是博士毕业，有的还是博士后。这支队伍不算庞大，但锐气十足。2023年12月，上百名中国淋巴瘤临床医生参加了在美国圣迭戈举行的第65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在会议上，朱军所在科室贡献了3篇口头报告及十多篇会议交流。

　　关爱“内环境”

　　“多吃饭，你再长五斤。”查房时，朱军跟一名患者说。

　　有些病人想吃大鱼大肉，家属不让，朱军立刻“教导”家属：“人家本身都没啥胃口，还这个不给吃那个不给吃，还整天等着让我们给他下药，你这样不对呀。”家属担心吃大鱼大肉对肠胃不好，朱军就转过脸对着病人“吐槽”：“我怎么觉得她有点嫌弃你在家吃太多了。”家属绷不住地笑出声了，朱军继续给病人支招：“你出去吃。”

　　病床上的雷雨曾经问朱军：“我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吗？”朱军笑眯眯地回答：“你都病成这样了，还忌什么口。能吃下什么就吃什么，多吃！”

　　朱军说，要预防淋巴瘤，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免疫系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睡好觉、吃好饭，适当运动，心情舒畅。

　　“吃好饭，睡好觉，开心一点！”这几乎是朱军会对每个病人反复强调的“口头禅”。

　　为了保持“战斗力”，朱军一直保持着规律而良好的睡眠，还能够“见缝插针”地打盹儿。在从医院去会场的车上，在办公室等人的间隙，抽空就打个盹儿，让自己放松下来。“一天到晚自己都睡不好，甚至晚上回家了也睡不着，长此以往免疫系统和内环境就不稳定，可能让自身基因的一些薄弱地方产生变化，就有可能生病。”朱军说。

　　只为病患急

　　对朱军来说，很多事都可以不急不躁地做，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病人的事。

　　“做大夫就是力所能及地帮病人多解决一点问题，对每一个病人来说，他们遇到的都是急事，都是要命的事。”朱军说。

　　在朱军看来，行医救人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用自己的专业给病人或家属以指导；二是要尽最大可能安抚病人。医学是一门艺术，所谓艺术，意味着这项工作并非通过机械流程操作就能做好。优质的医疗服务，既体现在治愈的效果上，也体现在就医过程中患者的满意度上。

　　想把专科和医院建设好，首先“要让人高兴起来”。朱军提倡，对患者的治疗应该从他们一踏进医院就开始。在门诊，在病房，从住院，到出院，用专业知识消除患者和家属的担心和恐惧，让患者感到“稳稳的”。

　　近年来，朱军和团队提出对患者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病人来找我们看病，不是给一个诊断，也不是打一次化疗，而是通过看病诊断，后续我们要给病人一个完整的规划，一份人生的期待。我们的病人为什么越看越好，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病人找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认他，只要在我们这看过，好坏都认账，我们都得长期管理。”朱军说。

　　7年前，杨鹤钢确诊恶性淋巴瘤，生命岌岌可危，且化疗效果不佳。“我是极高危的病人，随时都会完蛋。”病情严重时，杨鹤钢甚至连路都走不了。

　　历经8次化疗，杨鹤钢的治愈率还是不到30%。在医院征求并确认了本人的意愿后，他进入了临床药物试验组。

　　进入临床药物试验治疗的病人，都是在现有条件下，没有更好的方法可提供、没有现有的更好的药可使用的患者。淋巴瘤新药像一支“天降神兵”，将这些走投无路的病人们，从原地徘徊的漩涡里拔了出来。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的创新驱动政策，推进科研成果转化，鼓励创新药物发展。

　　朱军团队参与了几乎所有市面上淋巴瘤国产新药的研制。2019年，朱军团队研发的开创性抗癌药物泽布替尼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2015-2021年，朱军团队共推动16种淋巴瘤新药获批上市，牵头或参与开展约130项国内和国际新药临床试验。

　　“新药的不断问世和新方法的不断应用，是淋巴瘤诊疗水平得到提高的重要因素。”但在朱军看来，新药上市并不是终极目的，“新药上市后，有没有提高效价比，有没有为国家、为社会、为病人省钱的同时，增加治疗的效果，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2023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个部门制定的《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提出，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达到46.6%，患者疾病负担得到有效控制。朱军认为，要实现淋巴瘤相关癌症控制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全国同行在一起，在规范化诊断治疗的基础上，推进淋巴瘤专科专病的发展。

　　“专科专病的发展，首先是建立一支淋巴瘤的专科建设队伍，包括全国范围内淋巴瘤专科病房和淋巴瘤中心的成立，同时加强多学科合作，联合影像学、病理诊断、放疗化疗等多个科室，为淋巴瘤的诊疗提供更多助力。我相信淋巴瘤的治疗在中国5-10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大的提高和进步。”朱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