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文心（浙江大学）
“70后”农家女彩英就是“文盲”这个少数群体中的一员，当年因为家庭的贫穷及“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她没有获得读书识字的机会。文化水平的不足不仅限制了她的工作选择，也将她的婚姻搅成了一汪泥潭。
第一次出走
1992年，年满20岁的彩英做出人生第一次重大决定：跟随在外务工的朋友前往上海闯荡。“或许以后我的孩子也能在上海生活。”当时的彩英对未来充满希望。
经同乡介绍，彩英进入上海一家玩具厂工作。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她只能从事最简单的修剪和包装玩具的工作。在玩具厂，彩英结识了工友阿伟，并于1993年结婚。
虽然不识字，但彩英的计算能力不错，计算器也用得熟练。凭借着踏实的干劲，工作的第三年，她被提拔为小组长，工作内容新增了调度人员、完成工作报告等。由于彩英一个字都不会写，她所有的文字工作只能请具备小学文化水平的丈夫协助完成。随着报告数量的增多，夫妻二人开始因报告中的意见不一致而发生争吵。慢慢地，他们的争吵又从工作扩展到生活中。
1年后，由于工厂人员增加，领导决定从3个小组长中提拔一名大组长。原本很有希望再升一级的彩英心中只有担忧：如果竞选上了，随着工作内容和强度的增加，需要丈夫帮助的次数会更多。之前的矛盾已经让两人争吵不休，感情受损。权衡利弊，她最终放弃了这次晋升机会。
第二次出走
2003年，因玩具厂搬迁，彩英不得已辞职和阿伟一起回到了老家。同年，她的大女儿楠楠出生。当时，不识字的人已经很难再找到工作了，加上孩子小需要人照顾，要强的彩英只能开了一家小超市，自己做点小生意维生。
由于长期的矛盾积累，彩英和丈夫的感情早已破裂。做生意，难免要与顾客有一些交流，这些在阿伟看来是“不正常的”。永无休止的吵闹、以泪洗面，终于让彩英在某一天的清晨不告而别，踏上了一辆开往江苏常州的客车。
“我嫌丑（丢人），就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到常州后，彩英到处找工作，但很多商家招聘员工的最低标准起码也是初中毕业，就连饭馆服务员的要求都写着“本店招收识字服务员”。最终，仅有一个家政公司雇用她做保洁。
刚与楠楠分开的那段时间，彩英十分想念孩子。可既然跑了出来，不混出个名堂，她也不愿回去。不识字，没有手机，她就这样和楠楠失去了联系。几年后，彩英辗转得知，自己走后，阿伟花了很多钱四处找她。后来钱花光了，他就去挖煤，再后来遇到了矿难，去世了。而楠楠，先是跟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奶奶去世后，她又随大伯一家搬走了。
重回村庄
2008年，历经苦难的彩英在工作中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彩英羡慕自己三弟的女儿月月成绩优异，便给自己的女儿取名为“小月月”，希望她也能沾沾别人名字的光。
因为不识字，彩英在工作中吃了许多亏。有次要去雇主家干活，因为看不懂手机导航，她怎么都找不到雇主家，只能站在马路边焦急地四处张望。对孩子的教育，她更是一无所知。为了在赚钱养家的同时不耽误女儿的学习，小月月刚读小学二年级时，就被她送到了寄宿学校。长期的分离，让母女俩严重缺乏交流。有时刚在手机中聊了几句，小月月便不耐烦地挂断。看着被挂掉的电话，彩英怅然若失。“我不懂学习，帮不上孩子。我就希望她的学问越深越好，不要像我一样。”长期的无人看管，使小月月沉迷于手机，为了玩游戏，她甚至偷拿妈妈的银行卡去取钱，彩英对此感到无助。“我没有文化，不会教育孩子，我的人生太失败了。”
2020年，第二任丈夫的儿子生了孩子，彩英荣升为奶奶。为了照顾孙子，她辞去工作回到丈夫老家的村子里，再一次失去了与世界重新连接的机会。
2023年是彩英母亲去世的5周年祭，家中兄妹几个打算回家祭拜。彩英给三弟打去电话，询问具体的返回时间，自己好去车站买票。三弟笑着说，“现在都在手机上买车票了，谁还去车站？”
彩英一愣，嘴中喃喃自语：“现在都能用手机买票了吗？”
（本文中出现的人物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刁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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