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长城锦绣千年文明传承

　　李诚

　　作为我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文化遗产，作为我国超大型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以及农牧交错地带人地互动的古代文化遗存，长城以其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时空跨度，无愧为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景观。在漫长岁月里，长城绝非一道隔绝的屏障，而是和平的象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长城以砖石之躯、各族儿女以血肉之躯，顽强地保家卫国，彰显着中华民族的铁骨丹心。唯其如此，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军事阻隔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长城沿线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界限。长城所在区域，与我国北方年平均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相符。此线以南是降水量比较丰富的中原汉族聚集区，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形态，代表了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此线以北是降水量逐渐减少的草原区域，主要活动着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长城的出现、长城沿线的形成，正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互动碰撞的结果。

　　历史上，长城的建造始于春秋中期，一直延续至清代晚期。它是中原政权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依据天然地形而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其中北京地区的长城不乏雄关险隘。北京段长城分布呈半环形，各处关隘的设置反映出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的空间原则：古北口长城是燕山山脉通向华北平原的最重要关口之一，史称“南控幽燕，北捍朔漠”，其关城和配套设施是明代在北齐长城遗址基础上修建而成的。以“险、密、奇、巧、全”闻名的司马台长城素有“长城博物馆”之称，此处依然保留着明代蓟镇总兵戚继光督建时的原貌，“天梯”与“望京楼”显现出司马台长城险要的特质。内外长城分界枢纽“北京结”是箭扣长城的一部分，此处墙体高大、城台密集，城墙体系完整。慕田峪长城东连古北口、西接八达岭，被称为“危岭雄关”，是拱卫京畿的军事要冲。慕田峪长城城墙两侧均有箭垛，气势更加雄伟。居庸关长城与八达岭长城是北京西北重要屏障，二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先秦时期燕国的“居庸塞”被称为天下“九塞”之一，“居庸”之意为“能够担当建立功业的职责”；八达岭意指“路从此分，四通八达”。长城各处的关隘恰如穿越高山阻隔、沟通南北交流的钥匙，发挥着防御与交通功能。

　　和平时期，长城也是南北各民族广泛交往的经济桥梁和文化纽带。自秦代起，农耕经济地区与游牧经济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交往、碰撞与融合日益发展，两种经济形态互为补充和依赖，长城地带遂汇聚了不同的文明。西汉司马迁记载，汉武帝曾经给匈奴以优厚待遇，开展长城沿线的关市贸易，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和谐局面。到了明代，长城沿线广大地区各民族纷纷加入边境贸易，贸易方式主要是互市，包含官方的关市、榷场及民间的日常贸易等。长城沿线逐渐形成众多商业城市，如北京、张家口、西安等。这些商业城市成为农牧两大经济区的重要连接点，在民族商业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族团结与奋斗的精神象征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是形容祖国辽阔领土的常用语。随着广袤的蒙古高原、辽阔的东北平原与中原大地在政治上融为一体，长城的军事功能逐渐衰退。长城翻崇山、越峻岭、穿草原、涉沙漠、跨河海、攀绝壁，逶迤万里、翻腾飞舞，像巨龙一样起伏盘旋，雄踞于我国北方辽阔的土地上，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形象相吻合。于是，长城作为文化符号的标志意义被不断强化、凝练，升华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象征。近代以来，外患严重，巍然屹立的万里长城就成为全民族团结御敌的精神象征，不断激发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鼓舞着他们前赴后继抗击外来敌寇。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1933 年，关外东三省等地沦陷后，爱国将士展开了收复国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同年3 月至5 月，中国军队在长城沿线的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处，依托长城关隘抗击日本侵略者。坚守在帽儿山的古北口七勇士，凭借险要地形坚持战斗，用机枪手榴弹连续打退日军数次进攻，毙伤日军100 多人。七勇士奋勇抗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未退后半步，全部壮烈殉国。在与日军争夺喜峰口长城高地的战斗中，武器装备落后，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就采用近距离搏斗战术御敌，筑起了抵抗日寇的血肉长城。

　　1935 年5 月上映的电影《风云儿女》，是中国最早号召民众拿起武器抗日救亡的电影。当时，长城地区激战犹酣，田汉组织人员到前线采访，与聂耳共同创作了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了全民族的呐喊。其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句，极大地激发了中华儿女全民抗战、收复河山的决心和力量。这首诞生于抗战风云中的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文明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回溯过往，长城历经了战争与和平的沧桑变迁，特别是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烽火硝烟。今天，长城的城墙、关隘、敌台、烽燧已经不仅仅是建筑构成，更成为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载体，见证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还凝练地概括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也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这五个特性。

　　长城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绵延赓续。历史上，除了作为军事防御工程，长城还曾经被用作粮仓和祭祀的场所。长城上发生过许多传奇故事，诸如屈原登长城、木兰从戍楼上瞭望敌情等。长城的一些关隘，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一部长城史，半部中国史。长城是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缩影，不断向世人展示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演进历程。

　　长城见证了工艺技术的持续创新。古人在建造长城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创新，逐渐积累了工程管理、构筑技术等方面的经验。长城由单纯的线状防御工程逐渐演化为包含卫所、关口、城邑、堡寨、村镇等在内的完整体系。建造长城的施工方式也在不断优化。明代在施工过程中，已将待建长城划分为若干工段，并在地表设置工段标志，配置人力、分区建造，以便明确各支施工队伍的工程质量责任。

　　长城维护了多元一体的共同信念。历史上的长城为民族融合营造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空间，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规范、协调民族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城内外各民族及政权，在不断调整中兼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使得中华民族有着坚强、牢固的领土意识和国家观念，在面临外敌入侵时能够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长城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精神特质。历史上，长城的修建一方面保护了农耕文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繁荣，农耕文明对长城之外的游牧文明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修建长城没有隔绝文明交往，反而促进了不同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应该说，长城见证了沿线各地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进程，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突出贡献。

　　长城承载了长治久安的和平诉求。修建长城是一种军事防御措施，更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尽管长城内外，各民族之间偶有短暂战事，但“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还是常态。特别是明朝“隆庆和议”后，长城沿线基本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事，长城的关口成为互市之地，“贡使络绎、商队接踵”传为佳话。应该说，通商互市开拓了长城内外各民族互通有无、相互依存的贸易通道，使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友好，真正实现了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经济相融。

　　巨龙绵延，护佑神州。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世界上规模、体量最大的线性文化遗产，而自东向西蜿蜒经过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和门头沟6 区的长城北京段，则是万里长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守护好巍巍长城、留住历史根脉，需要一代又一代后来者接续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先行先试，率先提出以文化带方式推进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探索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长城保护新路径，让这条长城文化带成为新时代中华儿女凝心聚力的纽带，并以此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砥砺民族风骨、共建美好家园。（作者简介：李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