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京华萃法源

　　王慧颖

　　宣南文化是古都北京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周封蓟城以降，汉唐之幽州、辽设之南京、金建之中都，治所皆在斯域；至有清一代，更是引领学风、主导潮流，开近代改革之先河。戴逸先生在《宣南文化小议》一文中，曾评价宣南地区“诚集京师文化之精华”；除此之外，学术界对宣南文化在北京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也多有北京文化的源头和缩影等提法。若说古都文化是北京文化的根脉与底色，那么宣南文化便是北京古都文化的重要一脉。其中，坐落于宣南菜市口的法源寺，素有“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之称，堪称宣南文化渊薮。

　　千年悯忠蕴藉深沉

　　北京法源寺作为历史悠久的宣南古刹，既不像护国寺、隆福寺、法华寺那样，是帝王单纯为弘扬佛法、襄助国运而建，也不像瑞应寺、大庆寿寺、延寿寺那样，有着祥瑞辐辏的寺额。法源寺与北京城内其他寺庙截然不同的气质，与其本身的兴建缘起和历史积淀有着密切关系。

　　北京自古便是北方重镇，见惯边塞频仍的战事，营建于盛唐的法源寺更是有着不平凡的历史。法源寺初名悯忠寺，肇端于贞观年间唐太宗的跨海征东。公元645 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十数万军士于幽州集结，开赴辽东。唐军一路摧枯拉朽，但到安市城后，却久攻不克。王师返回幽州后，太宗下令兴建寺庙以追荐殁于战事的英魂。此后，唐朝复议东征高丽，在吸取前次经验的基础上，改变作战策略，最终于高宗时收复辽东故地。公元696 年，悯忠寺建成，由武则天亲自下诏，颁赐“悯忠”寺额。从悯忠寺的由来可知，这是一座为追念亡者而建的寺庙，在当时“昭昭有唐，天俾万国”的盛景中，独它铭记的是将军百战而死的铁血峥嵘。

　　悯忠寺建成50 多年后，渔阳鞞鼓动地而来。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叛唐时曾在此地驻军，史思明还在公元757 年于寺内西南隅建无垢净光塔。据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傅熹年的考证，这座塔有唐代石刻两通，第一通为现存至今的《无垢净光宝塔颂》碑。碑文原署安禄山圣武年号，虽经过磨改，多所掩饰，但从残存的碑文中仍可看出这塔是史思明为安禄山叛乱称帝和定都幽州祈福而建的。第二通则是史思明在公元758 年降唐时所立，原行久佚，但由相关古籍中收录的碑文可知，大意是将这座塔改说是为肃宗即位建造，掩盖其为安禄山造塔之迹。此后，这座无垢净光塔就在寺内矗立了千年，忠实记录着安史之乱八年间的山河震荡。唯有铭记历史，才能砥砺前行。正因安史之乱的深刻历史教训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警醒着唐朝统治者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才有了唐朝中后期的三次中兴。

　　公元1126 年，汴京城为金兵所破，北宋徽钦二帝并宗室宫人14000 余人被俘往金国。在那最终通往牡丹江口五国头城的流放途中，钦宗一行曾在燕京停留三个月。其间，悯忠寺是他与朱皇后的栖身之所。晓钟残照中，钦宗曾多次往返于悯忠寺与延寿寺之间，探望徽宗。此后又100 多年，法源寺继北宋二帝后，又迎来了一位南宋遗臣谢枋得。谢氏被强行征召来到大都后，曾留居悯忠寺，其间受寺中所刻《曹娥碑》感召，拒受元禄，绝食五日，以身殉节。谢枋得死后70 多年，元朝覆灭。悯忠寺在有明一代被英宗更名为“崇福禅寺”，至清雍正年间，才正式定名为“法源寺”。

　　纵观千年历史，北京作为边塞前沿、战略要地，长期承担着固防御边的使命。这其中固然不乏彪炳千秋的不世武功，但悯忠寺忠实记录最多的却是峥嵘背后的矛盾和牺牲。正因如此，悯忠寺才独有这一份蕴藉深沉的气质。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在有关法源寺的传说中，最广为人知的应是它在晚清时期一度成为戊戌六君子的停灵之所。此一说见于台湾作家李敖的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古代，客死他乡者不能在办完丧事后马上回籍安葬，其棺柩多半在寺庙暂存。为此，寺庙自古以来就有“停灵暂厝”的功能。法源寺地近菜市口这一清代著名法场，自古又有悯忠之名，被人们传为戊戌六君子的停灵地，并被李敖写入小说，合乎情理。但除此以外，这也与它所在的宣南地区在清季形成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士乡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宣南”本是清代京师坊制中的一个坊名。自公元1664 年，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后，随着大量城市人口的涌入，清政府根据满族的军事管理理念与城市驻防传统，提出对京师内外城实施“旗民分治”的管理模式，并颁令“凡汉官及商民等人尽徙南城”，由八旗按固有军事作战格局分住内城相应区域。这种在京师实行满汉分居、旗民分治的政策使得外城得到迅速发展，而宣南地区则因地处南方入京要径和内外城衔接处，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汉族士人聚居于此，由此形成一个人才蔚起、俊采星驰的文化区域。发展到清末，宣南不仅云集了乾嘉学派诸大师、宣南诗坛诸名士，更促生了戊戌维新诸先驱。

　　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日深。作为古代四民之首的士，常以治国治民、济世济人自任，值此之际，更是奋起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宣南一带作为京师士人最主要的聚集地，也就随之成为清季士人倡经世之学、奏时代先声，探索强国御侮、社会转型的近代化之路的重要发源地。1895 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国内，正值乙未科会试，全国十八省举人云集宣南各大会馆。海内舆论沸腾，宣南的士人们更是群情激愤。有识之士深感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救亡图存，于是发起维新运动。在戊戌维新运动的整个过程中，维新志士充分发挥了宣南作为京师士乡的区位优势，使这一地区成为他们重要的活动基地：十八省举人在宣南达智桥联合上书要求变法；变法先声《中外纪闻》在宣南安徽会馆创办；维新派的重要政治团体保国会也是在宣南粤东新馆成立。经过广泛的宣传与社会动员，维新派终于促使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此后，因新旧势力对比悬殊，改革持续百日便遭扼杀。清廷下令大肆捕杀维新党人，谭嗣同等六人在宣南菜市口英勇就义。

　　19 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对中国不可谓不创深痛巨。由此引发的戊戌维新，始于宣南，终于宣南，由始至终都贯穿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主题。士聚宣南是此地成为维新变法重要活动区域的外部因素，反过来说，“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也是以宣南士人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勇担道义的家国情怀的体现。作家李敖所以能以法源寺为纵线，以唐宋元明清历代史事为横剖，托晚清时期在此地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在书中论述一系列宏大议题，体现了法源寺背后所代表的宣南士乡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一内核强劲的生命力。

　　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在近代中国，除记录维新志士舍生取义以开改革风气之先外，法源寺还见证了泰戈尔访华这一重要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1923 年，梁启超与蔡元培等人联合创办的讲学社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发出来华讲学的邀请。次年春，泰戈尔应邀访华。一行人抵达北京时，适逢法源寺丁香盛开，如紫雾团雪，香染宣南，于是中方便在法源寺为泰戈尔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赏花会。在幽静的法源寺，泰戈尔感慨万千，作了题为《东西文化之精髓》的著名演讲。泰戈尔访华在当时中国的人文思想界掀起了不小波澜，构成了同一时期有关“近代中国要往何处”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世纪初，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大规模经济危机的爆发，人们对于西方文明的绝对信仰开始逐渐瓦解。泰戈尔敏锐地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暴力方式不知餍足地寻求向外扩张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不足以代表东方文明；东方诸国的现代化道路必然会以非西方的方式展开。基于此，泰戈尔提出东方各国文明联合、保留民族传统的现代化观点。这种思辨性的观点，使其在一战后反思科技与人性关系的欧洲获得众多拥趸。泰戈尔来华之际，因玄学派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被科学派所压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随之成为一般社会人士的共识。重视“东方文化”的讲学社邀请泰戈尔来华，本就有借重泰戈尔的地位重新审视东西文化之关系的用意，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报纸杂志也果然围绕泰戈尔宣讲的内容，纷纷就“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积极发表各自的看法。

　　泰戈尔访华所以在1924 年掀起这场中国知识分子大讨论，与其留下雪泥鸿爪的法源寺所在的宣南有一定渊源。宣南自清代逐步形成全国著名的士乡。20 世纪初的宣南，云集了大批新式、旧式知识分子。在整个北京城中，宣南因有众多的会馆，为这些士人打破原本居于本乡本土的视野局限、进行广泛交流对话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时，各地在宣南设立的会馆多达数百座，住在会馆中的士人更有五六千人之多。

　　学术与思想在频繁的交流中碰撞出创新的火花，各种新学派新思想因之以宣南为发源地骈兴错出，而由此形成的宣南文化，也就体现出鲜明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点。新旧各派知识分子在1924 年的争论中，选择通过加强对外交流来推动国内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的争论，体现的正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商人与甲午后的晚清政局研究”〈项目编号：21czs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慧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