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转折和新的开始——2023年江西中短篇小说综述

　　2023年江西中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充满活力的态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江西作家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力逐步上升，斩获较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奖项。如陈世旭获得“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家”奖项；樊健军中篇小说《通向天堂的夜航船》获得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榫卯记》入选中国作家网“优选中短篇”下半年榜单，中篇小说《无尘界》获得第三十二届“东丽杯”梁斌小说奖。同时获得梁斌小说奖的作家作品还有晏子《我是鱼王》、杨帆《蜗牛邮局》、文非《火烧云》、田宁《北门街表匠》等。更令人惊喜的是，“90后”作家鲁般的中篇小说《白色悬崖》入围法国“雨果奖”。二是作家梯队齐整，创作作品质量、数量均取得丰硕的成果。不仅有陈世旭、熊正良等著名作家推出新作，亦有新锐作家顾固、吴越、高喧等崭露头角，更有学者作家李洪华尝试跨界写作。三是不少作家的作品艺术表现力有聚合与提升，作品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思想框架，对社会问题和人性人情有细致的观察，见解独特而深刻。本文主要从人性挖掘、女性意识、青春书写、知识分子反思、城乡关注等几个角度进行梳理。

　　一、在伦理困境中挖掘人性的多种面向

　　人性是小说经久不息的主题，作家经常通过描绘人物内心矛盾的情感体验、两难的道德选择，来解释人性的复杂性。与这种传统的心理刻画不同，本年度中短篇小说中，作家更多通过绘声绘色的故事讲述、反向的逻辑推理等方式，让读者在巨大的情节反转中看到人性的复杂。

　　王芸的《礼物》（《当代》2023年第5期）放弃了单纯地写弱者之间温暖的相互体恤，而从旁观者的角度来揭开养老院里老人真实的生存处境。福利院出身的苏娟借写博士论文的机会，潜入养老院，一边搜集论文资料，一边秘密地帮助她的恩人做精神康复治疗。养老院作为生命的最后一站，有一种沉静与温情的气息，与喧闹的、充满生存竞争的外部世界有强烈的不同。苏娟初入养老院，安之若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逐渐发现了养老院的问题。老人和护工因为“服务要求”成为“单向度”的人。老人作为被家属托付给养养老院的个体，已经失去了作为独立个体的意义了。他们从行动自由、有自主意识的成年人退化成被看护的对象。这种身份变化也会造成性格的蜕变，比如脾气暴躁的傅大爷。护工也因“工作需要”被要求无休止地付出，强大的精神压力可能转换成阴郁的暴力。养老院看似平和安静，其实潜藏社会服务与道德伦理之间的错位和冲突。小说中，苏娟发现了大邓虐待徐阿姨，大邓则告发苏娟在养老院的“秘密治疗”，并被污为“变态”的行为。大邓离开养老院，苏娟也被迫离开养老院。虽然苏娟与病人家属通过另外的形式和解了，但养老院的痼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王芸的《左右》（《广州文艺》2023年第6期）通过一桩从网络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开花结果的恋爱故事来探讨网络诈骗与真实恋爱之间的模糊性，进而揭示人性的复杂。小说中单身大龄的“她”，初恋因现实原因破产、相亲无果，网恋被骗财，对感情既失望、又谨慎。当澎湃发起热情追求，她始终心存戒备。疫情封控让二人的交流更加密集，最后确定关系。然而，小说最后，“她”发现澎湃就是告发杰的骗局的网友文河，那文河会不会是“杰”呢？从有目的的欺骗到良心发现再到正式追求，男孩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澜？这个结尾余韵悠长，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同样写老人生活，熊正良的《水塔上有鸟》（《百花洲》2023年第4期）则用一种轻快俏皮的语气，讲述老年人的尴尬处境和精神恐慌。小说中，老胡明白与女儿女婿同住不是长久之计，但是对于女婿想要搬家的想法还是充满了抗拒。因此，在参观女儿新居的时候，他将“废弃的水塔”说成重大的生活隐患。女儿放弃搬家，老胡却接手女儿的新宅。在剧烈的思想斗争和复杂的情绪起伏中，他在微信里联系上三十多年前的同事。人物的情绪在媒介的链接下快速地表达和传递，并碰撞出新的故事。将倒未倒的“水塔”是老胡尴尬处境的象征。小说最后，老胡与同事搭伙过日子，结局看似完美，但老年人复杂的心境触人心弦，让人难以忘怀。

　　文非则将目光投向乡村养老院。《有病》（《湖南文学》2023年第3期）通过慕礼诚对“老不正经”的白金祥和老扁从厌恶到理解的转变，表现人到暮年的绝望感以及对绝望的反抗。小说对养老院内外的场景书写可以说是老年人生的缩影。乡村郎中老扁像一个老年人生分界线上的裁判员，生活可以自理的坐在诊所外面的大树下和谐聊天；生活不能自理的就坐在昏暗的房间里互相争斗，甚至彼此辱骂。慕礼诚异常努力地照料中风了的白金祥，既是对老友的补偿和抚慰，也是自己对死亡和疾病的抗争。鲁般的小说可以说是通过科幻情节来延伸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他的《白色悬崖》探讨临终关怀话题。小说中安的父亲岩里罹患癌症，而安和父亲同时也作为DTC（Detachment Therapyof Consciousness，意识阻断疗法）项目的参与者。在DTC中，病人的自主意识会上载，并且在脑补出的场景中和亲人好好告别。两人一边要面对生死永别，一边理性观察项目的进展。人物的双重处境形成情感和理性的较量，在文本中形成颇有滞涩感的叙事风格。在经过了一百八十多天后，岩里的生命就要走到终点，在DTC的环境中，父女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并且就如何面对死亡展开了对话。在过去的文学传统中，关于死亡的叙事大多停留在死后的情状、死后亲人的感受以及死后灵魂去处的想象，但很少面对临终这一重要环节做出思考。可以说，科技让人类更加勇敢且理性地面对生命。

　　文非的《江上往来人》（《小说月报·原创版》2023年第5期）中的“江上”如同一个兼具历史内核和地理意义的时空峡沟，它潜藏于生活的角落，并且以一种静默的形式存在。小说通过陈同彬对老丈人“江上”的记忆不断地触碰以及老丈人的反抗来呈现不可逾越的代际鸿沟。小说中，老丈人和漂佬都因为复杂的情感纠葛被众人视为“另类”。陈同彬与老丈人难以在同一个屋檐下安眠，老丈人从女儿家里走向同样被“众人孤立”的漂佬，并“同居”于江上的孤舟。二人的结盟，使得漂佬奋起反抗周围人的污蔑，并造成血案。老丈人包庇漂佬，被陈同彬举报后失踪，而陈同彬从此不能安眠。“江边”与“江上”既指涉当下与历史，也指涉子辈与父辈，还指涉正常与另类。老丈人与陈同彬两败俱伤，原本应是亲人却不如泛泛之交，仿若“江上”与“江边”的世界，并行却不相交。

　　文非的《悬于耳垂的水滴》（《西部》2023年第4期）表达女性与老年的双重命题。小说通过一对耳环在家里不同人手里的流转，将一个普通的当代中国女性的情感结构和精神轨迹勾勒出来。母亲向父亲“要”耳环，父亲“赠”耳环，母亲“偷赠”耳环给舅舅，父亲“讨”耳环，弟媳“藏”耳环。耳环每一次的流转，都表现出人物不同的情感维度和伦理向度。作为妻子，母亲需要父亲的承诺与呵护。作为姐姐，母亲却是愿意舍弃一切帮助舅舅。对父亲而言，给妻子以爱与呵护是责任之内的事情；但无条件地帮助妻弟，却未必能做到。因此，当父亲知道妻子将耳环转赠妻弟，不顾身患重疾，连夜赶往妻子的娘家要回耳环。小说以女儿的视角讲述母亲与父亲以及舅舅之间关于耳环的旧事，多了一层意味。母亲最后死在家和寺院之间奔波的路上，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老年女性的生存处境。她们既无家可归，也无法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宿。

　　文非的《窗边的潜水艇》（《作品》2023年第10期）采用嵌套叙事方式讲述了两个关于亲情的故事。小说主线是叔父为了让奶奶回忆起他采用了各种办法，如水下拍摄、复建当年的建筑、建造潜水艇搞水下旅行。而前来应聘水下拍摄的渔民胡六一为了帮助他放荡不羁的儿子，不惜付出各种代价。小说将叙事的时间设置在“疫情”之后，故事涉及“唤醒记忆”“接受规训”等主题，让简单的亲情故事有多重解读的空间。

　　涂夏的《153病房》（《绿洲》2023年第2期）讲述的是因重症疾病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底层家庭的故事。他们往往本来就生活不幸，家庭不和，疾病凸显了病人与病人家属之间道德规定和情感现实之间强烈的冲突。小说中，万学义兄妹与继父更像是展开一场道德竞赛。治疗和照顾让本来毫无德行的继父老刀产生愧疚，这种愧疚转换成责任和担当，将他推向死亡。小说的名字叫“153病房”，谐音“要我生”，但生活的展开却是如此苦涩。《送你去彭家桥》（《芳草》2023年第4期）通过两个精神病患者的家属相互体恤、又相互厌恶排斥的故事来反映日常生活中普遍的道德困境。“我”和“房东”因都有一个精神病家属而相互同情，彼此亲近。“我”的一次偶然的过失让房东家的精神病继母走失，这让我们感到轻松，但同时又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丑恶。小说中，“我”因为母亲的病情，茫然且无望地在城市漫游令人印象深刻。

　　高喧的《铁门栓》（《野草》2023年第4期）写国营工厂改革，薛老师带领工人们与政府谈判。但是工人代表邹大大在被约谈了一次以后很快成为谈判方的内线。导致他叛变的原因是乡下的妻子去世，邹大大引以为荣的儿子不能入学。小说从厂区压抑的气氛展开，谈判阵营扑朔迷离的前途和邹其刚孤独的身影和孤绝的棋局相互对照。在个体严峻的生存考验下，邹大大偷盗、叛变、泄密等行为虽然令人愤怒，但他岌岌可危的生活更令人深思。小说想要表达的是生存基础决定人的立场和选择，而不是身份属性。

　　陈然的《出宫》（《百花洲》2023年第1期）富有先锋气质，小说通过叙事假设推倒固有的制度，反向地呈现社会文化运行的规律。皇帝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遣散后宫的嫔妃、宫女和太监，没想到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后宫的产生，是文化制度使然。解散后宫，就是否定固有的文化制度，这将会使宫女和太监失去生活的道德合法性。后宫虽然不堪，但却是普通百姓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后宫还是文化的生产内驱。可以说，小说用解散“后宫”的叙事假设，来论证“后宫”的不可解散。这种境遇也存在于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樊健军的《滤镜世界》（《福建文学》2023年第11期）通过崔晓晨对符小旦的改造和控制以及最后的失控，来反映人性的多重面向。崔晓晨改造、帮助或者放逐符小旦，包含着复杂的心理动机，有对乡野少女自发的怜悯，有强烈的自恋，还有早年心灵创伤的代偿。

　　二、女性意识、青年书写与知识分子形象

　　近几年，女性崛起成为世界范围内重要的社会事实。女性议题遍布各个文化领域，成为鲜见的具有共识的社会议题。作家的性别意识、性别观也在悄悄地变化。阿袁早期创作中经常书写女性年龄和相貌的焦虑，以及女性面对情感生活危机的无奈与悲哀。已婚女性如果出轨，那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像春天一样》（《广州文艺》2023年第12期）试着从前夫的角度，以淡淡的懊恼的口吻追忆一个富有魅力的出轨前妻。小说中姚筵热爱超越日常生活的“美好”，她警觉朱丽珍的学历炫耀，刻意与小姑子和婆婆保持距离，反感让生活停留在粗糙实用的状态，尽量让生活充满美感。这样表面上迎合世俗、但内心不与世俗为伍的人，也注定被世俗视为“眼中钉”。小说饶有趣味地书写姚筵的“不轨行为”如何口口相传，最后被同事十分郑重地告知她的丈夫。面对丈夫愤怒的质问，姚筵是坦然的，也是勇敢的。二人的婚姻以离婚收场。这个态度与阿袁以往的小说全然不同，对于阿袁的女性书写是一种推进。

　　阿袁的《亲爱的苏图》（《长江文艺》2023年第10期）是一篇有着学院外壳的女性小说。小说通过哲学女教师苏图的生活故事，试图探讨女性是否可以凭借精神力量摆脱世俗生活的命题。苏图是一个相貌出众、学历背景显赫的哲学女教授，但她也是“不成功的”，没老公、没孩子、没房子。小说通过理工女教授余鸿禧、法语教授朱丽叶、古典文学专业的“我”与苏图四人行，参差错落地表现苏图“不落俗套”的性格。她藐视日常生活的原则，热衷于将生活的琐事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她的恋爱只尊重感情，不考虑具体实际的结果。她逸出世俗的生活方式，让她不适合成为一个妻子或者母亲。爱猫的去世让苏图感受到生命的有限性，但这并不阻碍她继续绽放精神的光芒。小说给她安排了一个理想的归宿：不走入婚姻的苏图不仅写出好看的畅销书，还给年轻的学子以思想上的引导。这是阿袁对女性生命一种新的探索。

　　陈蔚文的《旅行团》（《十月》2023年第5期）中，叙事者“我”是位导游，在经历疫情引起的巨大行业波动等变故之后，再回顾之前看似平常的境外旅行团，多了一层怀念的况味。“在看似出场人物过于庞杂的故事递进中，其实透着作家对每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把握与揣测。”[1]来自上海的新婚小夫妻，来自江南的姚远和丈夫孟哥，再婚的夫妻小袁和老马，离异单身的斯姐，年轻时错过、暮年重组的瞿老师和朱阿姨，以及单身但对爱情还有所期待的老康。每一种关系模式都映射着生命旅程不同时段的感受和认知。小说结构巧妙，通过旅行中的景观和事件与人物的交织碰撞，错落地展开叙事，既自然地推进着情节，又生动地展现人性的复杂性。比如残疾但不肯将就的单身男人老康，在一路旅程中，他远远地照应与喜欢着秀丽温婉的姚远，看似高冷的他在帮助和凝视姚远的过程中表达了被压抑的爱欲；同时他也是超拔的，孤单但圆满。旅行不仅是体现众生相的窗口，还是内观自我的路径。看起来开朗外向的斯姐因为中途丢了护照不得不提前离团，与导游“我”说出了自己身患重症的秘密，令“我”震惊唏嘘，也让“我”想起自己同样离婚单身的母亲。伴随“我”的逐渐成熟，对母亲也有了更多理解，最终在内心与母亲达成和解。情感、人的内心世界、人与人的相处是陈蔚文小说里较多关注的主题，将这几个元素杂糅在一起，小说有一种广阔而深入的意蕴。人生正如羁旅，她通过写旅行团，其实也在写着路上的众生。

　　贺贞喜的《吴玉真会开车吗？》（《星火》2023年第4期）采用人物对话的形式展现男性对女性的话语掌控以及女性的坚定反抗。虽然男女主人公有着甜蜜的开始，但在面对现实冲突的时候，男主人公为了女性听从指令，将开车这一平常的生活技能提升到是否承担家庭责任、能否适合当一个伴侣的高度。小说通过“吃”的细节以及吴玉真不断发胖的身材来表达她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她还是凭借清晰的女性认知，顶着可能被分手的危险，拒绝了男友无理的要求。小说虽然短小，也没有太多的情节展开，但是这种密集的对话十分清晰地展现了作家对女性处境的思考。欧阳娟的《假面》（《牡丹》2023年第11期）通过何小燕突兀的妆容和怪异的服饰，低矮的姿态、屈辱的神情，生动地刻画出相貌平常、身材肥胖的女性的窘困境遇和内心的悲哀。

　　王明明的《大鱼游过头顶》（《天津文学》2023年第8期）展现了令人窒息的机关生活，节奏缓慢，气氛压抑。这种窒息首先来自森严的科层制度，其次来自微妙复杂的人际关系。小说中，从企业借调到省直机关的阮清源以为暂时逃离了上司尤尚武的淫威，但是进入机关后仍然无法逃离他的电话遥控和近在眼前的“徐科”的各种眼神。小说从头到尾贯穿着“大鱼游过头顶”的幻觉来暗示人物对自由的渴望，但真正的主体却在体制的绞杀中逐渐萎缩。《大城小债》（《星火》2023年第6期）通过三个青年朋友饭局上“勇敢和诚实”的游戏，巧妙地揭开了深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创伤。两个远走他乡的年轻人都有不可告人的故事，田亚在实习期间被性侵，任海则是欠了一身债。“我”则因为说出了表弟柏宇的秘密导致他流落海外，最后客死他乡而深怀内疚。虽然还是青年，但分明已经各自有了“过往”，也各自有了“虚伪”和“怯懦”。小说将辽阔城市和狭小的家乡、冠冕堂皇的生活说辞和伤痛的内心世界对应起来，形成强烈对照，有一种悲凉而沧桑的气质。

　　田宁的《马琨和我们》（《滇池》2023年第12期）和顾固的《二二拍》（《飞天》2023年第11期）虽然是两个不同代际的作家写作的作品，但是在风格上十分相似，都体现了当代文学青春书写的传统。《马琨和我们》讲述20世纪90年代末大学生的文学和音乐梦想。他们在廉价的排档摊子谈论高远的文学梦，为组建吉他乐队在地下拳馆打黑拳。贫困的物质现实并没有淹没青春梦想的光泽。当然，作家在中年时候书写青春岁月，更多指向怀念，而不是反抗。《二二拍》展现了风平浪静的生活底下涌动的精神波澜。年轻的医生虽有体面的工作、端庄的女朋友，但是他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自我。在酒吧偶遇雪儿，接着在另外一个地方偶遇马燚，不管是恋爱还是艺术，都是他内在分裂的外部反映。

　　吴越的《暗语》（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收录了十二篇中短篇小说。其中代表性篇章《暗语》讲述的是无以倾诉的少年心事。小说中少女李琪琳与父母因拆迁从市郊搬到城里生活，家庭境况虽然还是艰难，但逐渐获得改善。在困窘时，渴望一切可以说明平等和幸福的物质外壳，在实现了之后却依然陷在情感的不安全和精神的困窘之中。小说对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人际关系也有着深刻而细腻的观察，比如李琪琳与付星之间的友谊则是建立在付星绝对的优越感之上，随着李琪琳家境好转，成绩提高，二人却断然绝交。这些反映了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强大的思辨能力。《空洞》用“空洞”来表达男人的婚外恋情感的本质，他既无法付出情感，也无法付出物质，只能通过“空洞”的语言来维持情感关系。小说并不刻意地渲染这段关系复杂、彼此都很艰难的感情，而是以意象的方式，撕开主人公麦力温情的面具。《飞鸟》通过少年的出走和归来讲述个体接纳原生家庭的成长故事。小说从“回归”落笔，通过插叙和回忆的方式讲述少年最初对家庭的背叛。在少年获得巨大的成功之时，他顺着别人的目光虚构出“自我”—父亲是一个艺术家。他无法解释自己的才华和窘迫的家境。他无法接纳家庭现状而冲动“出走”，当他品尝到生活的苦涩，也就明白了父亲的无奈和苦心。父子相见，虽只是平常的问与答，彼此之间的心意已经昭然若揭。

　　陈世旭从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至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本年发表的两篇小说《玉兰苑》（《人民文学》2023年第12期）和《霓裳》（《人民文学》2023年第8期）关注的是艺术家以及文科官僚的世界。《玉兰苑》虽然讲述的是二十年前的故事，但人物的典型性以及小说批判的主题到现在还适用。小说通过对一个文化单位大院生活的书写，细致地刻画了艺术家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艺术家与创作，艺术家的情感世界、艺术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微妙关系。每个人物都充满元气，这种生命的元气既包括艺术追求的激情，也包括生活的激情。人物的性格在作家笔下像流水一样自然呈现出来，比如作曲家老商出场就是一个简单的相貌勾勒，他身上融合了多种性格要素，有对艺术执着的追求，还有对生活的热情。他执着地相信自己会是“中国的贝多芬”，积极为玉兰堂寻找有个称职的门房。虽然万叔因为加班费耍脾气的时候，老商气愤得很，但他还是在万叔离开之后，兑现了帮助万叔的侄子找工作的诺言。小说中还通过桑龙桂从基层到省里在创作上的退化的故事，生动且深刻地说明艺术创作并不是依靠物质托举和堆砌出来的，相反，有名利追求的艺术创作往往是没有生命力的。这在当下依然是振聋发聩的。除此之外，小说中万木生与崴子、老孟与欢庆的情感故事都十分生动感人。万木生对崴子充满热情地追求，如愿与崴子成婚。崴子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离开万木生，但万木生毫无怨言，充分体现男性宽广的胸怀。《霓裳》（《人民文学》2023年第8期）通过徐闻达与秘书伍大昌、佟力力、舒局等人的交往细节，生动地刻画了一个知识分子官僚性格的复杂性。他初来文化局，不敢得罪在文化局已经待得比较久的秘书，等遇到合适的机会，立刻给他下马威。为了保证仕途通达，他刻意塑造一种“无趣”的面具，但在美丽的女演员面前，还是忍不住产生莫名的情愫。面对失败者舒局，他心怀同情；但当舒局也获得成功的时候，他却忍不住有些失落。小说虽然篇幅不长，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入木三分。

　　本年李洪华（笔名洪元）为江西文学中高校知识分子写作增添了新的篇章。小说较为鲜明的特点是以野史的方式，反映了高校生活的复杂图景。《清平乐》（《广州文艺》2023年第12期）通过周旭竞争“人才称号”曲折的心理过程，充分凸显了知识分子欲望和道德伦理的矛盾和冲突。周旭和老孟既是老乡，又是同学。二人既互相欣赏，又明争暗斗。小说用细致绵密的笔法叙述周孟二人以及两人配偶的交往细节，唇枪舌剑尽见机锋，鲜活地再现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样态。小说最后，周旭争取人才称号，老孟借他一剂猛药—告发竞争对手。周旭虽然心动，但没有行动。虽然他最后被取消竞选资格，但是他获得了心安。标题的“清平乐”也可以说是小说最后的精神指向。《相见欢》（《星火》2023年第3期）将一对大学时代的恋人周旭与秦若素安排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相见。两个旧日恋人在社会身份和道德理性规约下眉目传情、暗送秋波，着实精彩。二人虽情不能自禁，但也仅仅点到为止。新时期以来，大多数小说在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时，注重刻画欲望和道德伦理之间的挣扎，最后大多以欲望打败了道德伦理，写出知识分子的丑态为艺术指向。这种“片面的深刻”并不符合生活现实，也未必就是统一的标准。李洪华的小说提供了高校知识分子另外一种图景。小说中，老师和师母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老师与周旭的师生关系情同父子，师承关系不仅是一种知识传递，更是一种精神和人格的影响。周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君子求名，取之有道”，都为当下的知识分子画廊提供了一个新的个案。《塘下》（《百花洲》2023年第1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回乡叙事”另一个向度的开掘。与鲁迅笔下乡村萧条的面目不同，塘下旧貌换新颜，村民在城市化的带动下有了新的职业，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乡下人进城后的就业问题、乡村老人孤独的处境等。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荷花这一个乡村女性形象。如果说鲁迅的“豆腐西施”写的是乡村美人迟暮后的处境，那么《塘下》则讲述了一个相貌出众、情感丰沛的农村女性的前半生。荷花在青春年少时光因文学谈了一次让她身败名裂的恋爱。她中年丧夫，为了谋生，从一个乡间的采茶戏演员成为“哭丧”专业户。小说没有仅仅停留在“内心的怜悯”，周旭与荷花之间也不仅仅是“老爷”和“下人”的关系，周旭对荷花还有从少年持续到中年的爱欲。但两人也仅限于一夜情，终究难以跨越阶层的区隔。二人激情过后周旭仓皇离去，生动体现了他懦弱的本性。荷花那一句，“放心，我不会随便给你打电话”，充分体现了她自尊自爱的性格特征。

　　与李洪华书写的学院知识分子相比，樊健军的知识分子范畴显得模糊很多，他更多地把目光停留在“写字的人”或者“喜欢文学、爱好文学的人”身上。樊健军的《斑鸠入画图》（《长江文艺》2023年第9期）用“一只无用而孤独的斑鸠”形容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小说中晚报社倒闭之后“我”由一名“记者”变成悼词撰写者。悼词并不是真诚的“生命总结”，而是生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对死者的一种美化。悼词撰写的灵感主要来自广告。跌落神坛的写作者并没有因此“悲愤”，相反地，写作悼词不仅抚慰了“我”的失子之痛，还体会到其他人的精神痛苦。有反复在悼词中寻找安慰的贾小沫，有痛恨悼词不讲真话的邱桂芳，还有想要提前给自己写悼词的林山泉。这些人对悼词的态度，表达了不同人对文字和生命的不同态度。小说在主题上比较复杂，一方面是对“写作者”失落的境地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将文字作为桥梁，让“写作者”通向“普通人”。樊健军《马壳先生》（《作品》2023年第2期）探讨基层文学人的命运。马壳先生在中学期间狂热迷上诗歌，辍学后在村里办了图书馆，接着又逃婚外出打工，当搪瓷缸推销员、回县城开公司。在文学的鼓动下他不断地突破庸常的人生，但也因为文学才华带来的奇遇和浪漫想法让他锒铛入狱。“我”在马壳的影响下，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一个乡村教师转变为专业作家，最终落入体制之中。

　　三、城乡关注的不同维度

　　城乡关注是小说书写的重要主题。小说书写进城还是返乡，其背后映射着作家城乡关注的不同视角和不同姿态。本年度中短篇小说中的城乡关注既有从社会文化层面批判乡土生活中的鄙陋之处，更带着生态眼光通过自然空间的塑造、人与土地的关系书写等方式阐释人的生命宽度和容量，进而反思城市生活，呈现出多样且丰富的特征。

　　樊健军的《无尘界》（《小说月报·原创版》2023年第4期）分成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舒全礼追忆苍山的百年变迁和祖孙四代的命运，另一条是项石和舒羽对苍山自然风光的追寻和探索。以巍峨宁静的苍山为坐标，舒全礼看待历史的变迁和人世的沧桑，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观。走南闯北、客死他乡的祖父，懦弱无能却因为一手好字而受人尊敬的父亲，激流勇进但却命丧矿山的舒雄，几代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在苍山眼里如四季轮回，草木荣枯一般寻常。面对去来无踪的生命，舒全礼唯有通过拓碑来捕捉他们的气息。项石和舒羽的邂逅和交往有着浪漫的爱情外壳，但本质上却是城市一代在父辈指引下回归自然和探索自然的过程。苍山的草木复活了父亲年轻时代的记忆，也疗愈了舒羽的情感创伤。舒全礼和项石、舒羽以苍山为中心进行交流和碰撞，最后因苍山达成了共同的生命认知。这篇小说虽然是讲述发生在乡野之地的故事，但其内涵已经完全超越乡土叙事的范畴。大量的自然书写使小说文体产生含混和跨越的特征，它不再像传统小说那样以人物情节展开为核心。而以苍山历史与自然景观为核心，可以说苍山重置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重置了小说的重心。樊健军的《榫卯记》（《飞天》2023年第8期）通过一个意外惨剧发生之后人们的反应，来还原乡村的日常生活和内在的情感伦理逻辑。开山师傅的疯儿子失手打死邻居的小孩，村里以不进行司法裁决作为条件，让开山师傅为村里免费劳动。小说以儿童的视角，观察一个权威的倒塌后各方的反应。村支书带着权力的淫威，肆意践踏开山师傅的尊严。父亲作为乡村知识分子表面上对开山师傅十分关心和同情，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沾染晦气，断然拒绝开山师傅为女儿打家具。开山师傅无助的样子还引发了孩子们作恶的冲动。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氛围有准确的把握，并且聚集了多重富有张力的叙事要素。小说用低速推进的叙事方式观察人物的细微变化，十分具有艺术感染力。

　　樊健军的《山上的海》（《湘江文艺》2023年第5期）通过祖父养牛、放牛的故事来反映人与动物的相互依存。不管在城里，还是在乡下，照顾牛的生活，和牛在一起，让祖父精神安定，并且获得生活的意义。山上的草海是牛自由徜徉的世界，土地和草海经过祖父的侍弄更加肥美，牛和人的生命相互照亮，形成一个和谐的生态图景。文非《三亩田》（《星火》2023年第2期）讲述人对土地的疏离和回归的故事。小说讲述了祖孙三代与“三亩薄田”的故事。祖父靠着勤劳养活了一家人，父亲忍受不了勤苦，抛下妻儿跟着戏班子走了，在城里另外成了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母亲在三亩田打下的粮食帮助父亲熬过去的。“我”也忍受不了耕种的枯燥和辛苦，但在城市的谋生失败之后，又回到了乡村。母亲和怀孕的妻子站在田里等待和迎接的细节富有意味，与城市里可能存在的种种危机相比，土地是稳固的，也是有规律的，四季轮回，耕作有节。

　　陈蔚文的小说《过云雨》（《清明》2023年第3期）从县城风景区女导游晓田的经历和感受来反映时代的流动与年轻人的城乡选择问题。去往城市的高中同学“元彬”，帅气暖心但神情忧郁的游客男孩“树”，孤身来乌筱山旅行的裴姐，在城市定居开店的表姐，他们与女孩晓田的普通县城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城市如同一个发光的旋涡，让人们不知疲倦地追逐，也生成着各种繁芜的故事。从一个小城女孩的眼中望去，城市驳杂而未知，她暗恋的男同学“元彬”在微信上不知所终，曾参团的男孩“树”选择宗教作为归宿；而晓田和男友留守小城，相伴相依。小说语言生动，情感细腻，文中的“白虎”意象使小说在静水流深的美感之外，多了一重寓意。

　　陈世旭的《琴与鹅》（《上海文学》2023年第2期）再次回顾知青下放历史。小说通过上海知青刘志国在江州农场压抑和痛苦的经历反映了在特殊时代“乡下的人”对“城市的人”的排挤和仇视。刘志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聪明细心，有独立的人格，修养极好。但他这种“精明”的“独善其身”的处世方式还是让他与小地方的民众格格不入，也时常遭到孤立和冷落。“拉琴”“养鹅”是刘志国自我排遣的手段。小说中，刘志国最喜爱的鹅被偷杀，把他与江州人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高潮。刘志国没有愤怒和指责，而是在小树林里拉了一宿的世界名曲《天鹅》，营造了一种“无声之处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小说叙事立场中正，客观地呈现了特殊时代和特殊情境下的城乡冲突。

　　晏子的《倦湖》（《飞天》2023年第10期）将视角放在湖区的留守青年群体身上，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展开豁牙子与父亲、虾女、蛮子等人复杂的情感纠葛。这些留守青年性格各异，虾女执拗善良，蛮子聪明仗义，豁牙子坚强不服输。他们表面上嬉笑怒骂，但内里藏的是对爱和尊严的追求。小说正是在强烈的爱恨交织中，冲突层出不穷，却又逐一释怀，有一种既酷烈又温情的美感。《向水而生》（《芒种》2023年第2期）集合了落魄还乡、冤家相见等多种叙事要素。陈小霞、马墩和郭玉船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在一叶扁舟上翻滚。小说的高潮是一场暴风雨袭来，扁舟倾覆，三个人一并落入湖中，在生死攸关之际，彼此洞明心迹。陈小霞一心想救丈夫马墩，郭玉船则被马墩强烈的求生欲所感动，将二人救上岸。大湖既是他们的灾难之地，亦是救赎之地。

　　茨平小说有个鲜明的特点，用口语化的语言来保留生活本来的气息。《开辆小车回家过年》（《当代人》2023年第7期）把乡村里“后进”青年的心理刻画得活灵活现。李木生在外打工多年，家里一直没有建房子。为了让乡里人对他刮目相看，他过年租车开回家。正当他沉浸在别人“赞许”和“艳羡”的目光中，警察的“搜查”戳破了他的面子。小说紧扣着李木生的心情、动作和神情进行刻画，让读者在人物的一喜一悲中感受到小人物在众人目光中内心的挣扎。《探照灯》（《胶东文学》2023年第12期）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洗脚妹和客人作家、水电工土虫、尾随的老人之间的故事。小说的主线讲述“我”与土虫的恋爱经历，副线通过“我”与客人作家、尾随的老人之间的交往穿插叙述原生家庭造成的精神创伤。“我”和土虫看似不正经，但其实深藏着过上正常生活的渴望。小说中，“我”悲惨的家庭经历、混迹于城市文学沙龙的客人作家，因为想念早逝的女儿跟踪尾随“我”的老人等鲜活的生活经验书写不断给人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也给小说增添了写实的分量。

　　刘国芳的《农歌二三声》（《小说月报·大字版》2023年第11期）以一个下乡演出的戏剧演员的视角来讲述乡村从人气旺盛到落寞衰败再到生机勃勃的变化过程。小说塑造的新农民形象禾生，对传统文化和乡土生活有着深厚情感。“想让村子活起来”这样朴素的愿望让他回到乡村，挖掘家乡的价值，通过新媒体传播家乡的文化，售卖家乡的产品。禾生的村庄在他的带动下重新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回乡。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微缩版”的乡村振兴史，风格清逸，语言简洁，别有韵味。

　　陈玉龙的《陪护》（《四川文学》2023年第4期）通过陪护的视角来讲述情感经历复杂的农村老年男人的尴尬晚年。女性陪护，住进农村男老人家里，被村人围观和误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但这篇小说的叙事内核较为模糊，陪护和男老人以及秋菊夫妻并没有真正的交锋，而只是流于表面的警觉、排斥。《董先生》（《短篇小说》2023年第2期）讲述了长不大的侏儒乌毛和流落在乡间的神秘人物董先生的情谊和交往。两个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物在彼此身上都投射了隐秘的感情，董先生疼爱乌毛是因为自己的孩子远在海外，而乌毛在董先生宽厚的笑容里寻找到没有差别的慈爱。何立文的《鸽子》（《小说林》2023年第8期）通过写鸽子的窘困处境反衬城市普通市民局促的生活空间和沉重的生活压力。敖广胜的《父亲的记忆》（《星火》2023年第4期）用追忆的形式来讲述一个耿直的农民内心的委屈和创痛。敖广胜的《请客》（《朔方》2023年第12期）用俏皮的语言讲述乡间民办老师请客失败的故事，有一种同情和悲哀的意味。

　　综上所述，2023年是中短篇小说丰收的一年，也是一些作家走向成熟的一年。不少作家在写作中逐渐找到与自己的经验相吻合的视角和调性，勇敢地表达自己对生活和生命的见解。我们也在年度盘点中见证了作家的成长轨迹。这些都说明，写作，或者文学，并不仅仅是“讲述他人故事”的事业，写作更多是锻造自我生命的手段。愿更多的作家通过写作寻找到自我与脚下这片土地的精神链接，寻找到自我与头顶这片天空的共振频率。

　　注释：

　　[1]引自“天勤杯”江西2023年度优秀小说给这篇小说的颁奖词。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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