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与重塑——王家卫版《繁花》中上海城市形象的时代叙述

　　史婉莹

　　1990年代，无论是以旧上海中产阶级的生活与精神遗存为基础，书写上海日常生活形态的文学作品，还是旧上海题材的港台电影，大多体现了对上海怀旧性的想象叙述。作为上海本地人的金宇澄，与作为香港电影导演的王家卫，原本正是两种“上海怀旧”的典型代表。王家卫在金宇澄《繁花》基础上改编影视剧，弱化原著中对市民文化怀旧的部分，而聚焦1993年上海资本市场发展史，表现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时代精神，呈现出了上海城市形象书写的现代性转型。借助对“苏州河”“黄埔江”“东方明珠”三种上海典型意象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一改编过程中，“怀旧”与“重塑”意图交织混杂，引导着观众在时代脉络中对上海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多重指认。

　　一、“苏州河”：上海市民的文化怀旧

　　贴近民居的苏州河，平民化色彩浓厚，人文底蕴深厚，成为旧日上海市井生活的代名词。原著主角曾经在此居住、活动多年，苏州河承载着他们的童年回忆。在《繁花》原著中，“苏州河”共出现六十一次，仅有两次在偶数章节，其余五十九次都在单数章节及尾声。金宇澄用大量笔墨描绘上海市民从解放前延续下来的生活习惯与品味，即使在宏大的动荡年代，人们仍能保持雅致腔调，也能营造浓郁烟火气息。“六十年代广播，是纶音玉诏，奉命维谨，澹雅胜繁华，之后再现‘市光’的上海夜，风里一丝丝苏州河潮气，咸菜大汤黄鱼味道，氤氲四缭……”[1]晦暗散漫的色彩、潮湿黏腻的气息，为文本注入文化怀旧的古典意蕴。

　　这种上海本地人的怀旧感在小说尾声中表现得更为直接。1990年代，沪生、阿宝、小毛都已至中年，各自历尽生活波折苦楚，朋友四散，事事凋零。小毛病重时，三人曾聊起自己理想中的电影。小毛讲他的脑子是一本照相簿，是看无声电影，黑白片效果，一直落毛毛雨。阿宝说，做一个黑白电影的开头，打“1966年”字幕，有一个小姑娘，有钢琴，还有路边一排老式马桶、水斗、垃圾箱，一部黄鱼车过来。[2]作者借沪生之口，评价这是“上海文艺电影”。寂静、文艺、日常、黑白片的怀旧感，这不仅是主人公的上海印象，更是金宇澄旧日上海书写的精髓，是他理想中的小说影视化效果。苏州河正是这种风格的凝聚与化身。

　　尽管王家卫版《繁花》主要讲述宝总等人在资本市场上的搏斗，但在商战情节间隙，王家卫试图用繁杂热闹的怀旧符号，将观众引入市民文化空间，延续了原著中“苏州河”意象风格。剧中的干炒牛河、排骨年糕、热气羊肉等美食，是可供怀旧的平民文化的物质载体；陶陶与芳妹、小阿嫂的情感纠缠这条支线，则带领观众深入到弄堂里巷之中，了解上海市民的精神风貌。

　　但原著对上海旧日元素的罗列，主要是金宇澄出于成长经历的个人怀旧；而影视剧对这些元素的引用，则更多是从视觉上为影片增添上海独特的地域风格，满足观众的文化猎奇与窥探欲望。1993年前后，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期，上海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短时间内发生巨大改变。对于新时代，尤其是上海文化圈之外的观众来说，1990年代初的上海市民生活是相对陌生、值得猎奇的文化景观。但影视剧主线更依赖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节奏，这决定了剧版《繁花》本质上仍然是现代商战片，而难以打造成金宇澄理想中日常生活为主的文艺怀旧片。因此，“苏州河”所代表的上海市民文化，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难以成为影片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黄浦江”：资本市场的视觉呈现

　　曲折蜿蜒、沿岸民居林立的苏州河，代表的是江浙沪一带市民的传统生活，宽阔的“黄浦江”意象则更符合现代商战片的需要。影片中反复出现碧绿屋顶的和平饭店、夕阳下金光灿灿的黄浦江，这两个转场过渡画面贯穿影视剧始终。黄埔江边，富有西洋气息的哥特式、罗马式、中西合璧式建筑鳞次栉比，著名的汇丰银行大楼、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均伫立江畔，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时的典型象征。从原著文字文本到影片视听艺术的媒介转换过程，鲜明体现了“苏州河”到“黄浦江”的风格转向，也符合香港电影人过去对“上海滩”“夜上海”的文化想象。王家卫通过堆叠琳琅满目、繁华奢靡的视觉符号，着力打造纸醉金迷的资本市场。

　　首先，剧版《繁花》对小说原著进行了社会阶层的聚焦。原著中出现的大部分普通工人阶级角色，是金宇澄书写上海市民文化的重要抓手。尽管阿宝出身资本家家庭，但他家搬到曹阳工人新村后，一直与工人阶层共同生活。通过贫困出身的小毛，作者也勾连起更多苏州河沿岸居民形象。但王家卫显然无意拍摄穷困潦倒、物质贫瘠的上海底层社会，而是将目光集中到原著双数章节，以1990年代阿宝学习外贸、金融知识后开始创业，作为剧集时间线的开端。爷叔为阿宝定做西装、准备行头的一幕，奠定了全剧奢华高端的格调，将王家卫对上海金融精英的想象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透过李李的至真园顶层包间窗户，可以俯瞰车水马龙、富商云集的黄河路，隐喻着这里是全剧观察资本市场发展的高位视角。李李本人也穿着时髦、妆容精致，卷发红唇，凸显人物自信性格。夸张的貂皮大衣、露肤度相当高的紧身连衣裙，再辅以闪耀珠宝，雍容华贵的美学偏好立即凸显出来。其余主要角色的打扮，无论男女，也大多不落俗套、体面大方、颇有质感，展现着王家卫对精英阶层的极致打造。

　　其次，从色彩氛围的营造来看，原著中展现的是晦暗朦胧的蓝、灰色调，剧中则转变为亮丽闪烁的金、红色调，并大量采用水晶吊灯、串珠灯带、霓虹灯牌及玻璃镜面营造炫丽效果。作为剧中核心场景的至真园，集中体现了这种舞美设计。各种玻璃饰品反射、折射，相互辉映，烘托出闪烁璀璨的画面。摄影频繁使用前景虚化，利用这些装置制造大面积彩色光晕。即便后景有时稍显空荡，前景炫丽的光斑仍能保持画面整体的珠光宝气。室内几乎全部选用浓郁的金、红暖色调灯光，装饰品基本也都为能够反光的金色材料。灯光、玻璃、镜面反光材料等在白天难以发挥效果，因此在要求烘托金碧辉煌氛围时，剧组往往选用夜景拍摄。对一些原著本没有的地点的命名，比如黄河路上的金凤凰、金美林、红鹭等饭店，也体现出王家卫对红、金色彩的有意选用。

　　从对具体空间意象的选取来看，金宇澄原著中花了很大笔墨描写简陋、暗淡、逼仄的民居、工厂，剧版《繁花》则聚焦奢华、亮丽、开阔的金融商业场所。大自鸣钟弄堂、曹阳工人新村、街道工厂、国营钟表厂等串联起原著中的工人社群与赤贫阶级生活。而在剧中，人物活动空间主要为黄河路上的至真园饭店、外滩27号的外贸公司、进贤路上的夜东京、和平饭店中的英国套房、股票交易市场—西康路101号等地。这些地点都装修精美、富丽堂皇，是大部分普通市民平日难以接触到的。

　　剧版《繁花》对上层社会的聚焦、对色彩氛围的转换、对空间意象的选取，使小说原本的市民性、地域性、大众性弱化，更加集中强调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商业社会的生意往来。玻璃、镜面、灯光与珠宝、华服共同制造出的璀璨场景，让剧中人物与观众共同在金钱堆砌的水晶宫中享受着幻梦。黄浦江滩的灯火辉煌、纸醉金迷得到了极高水准的视觉表现。但剧中灯光、服饰的夸张使用，以及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风格的过度相似性，也导致了影片年代虚浮，使观众产生不真实感。汪小姐辞职创业之后搬入破败拥挤的办公室，楼道中竟仍然使用富丽明亮的水晶灯作为装饰。原著中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尤其是人物70—90年代的经历大多被隐去。主角阿宝向宝总转变的成长过程未能细致展开，在得到爷叔指导后，似乎马上就有了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的能力。但这些细节都在追求光鲜亮丽的画面、快节奏的商战爽感时被省略掉了。从艺术形式上来看，王家卫版《繁花》仍然是香港人对20世纪“上海滩”的想象与华丽再造。

　　三、“东方明珠”：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叙述”

　　金宇澄原著的“苏州河”意象，是对上海传统小市民文化的怀旧；而王家卫影视剧的“黄浦江”意象，是对20世纪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上海滩”的怀旧。从“苏州河”到“黄浦江”的地理空间转换，体现了二人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但在两种文化怀旧之外，以1993年为核心叙述时间阶段的剧版《繁花》，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场经济发展史，强烈显示出新的时代叙述主旨。1993年初，剧情即将拉开大幕，专门给了刚开始建设的“东方明珠”一个饶有意味的镜头。最后一集，宝总经历一整年的商场风云，重新变回阿宝；“东方明珠”也已经落成，在热闹的烟花中开幕。黄浦江滩正在建设的“东方明珠”，正是影片中改革开放新“时代叙述”的典型象征。

　　在原著中，1990年代的上海像是腐朽的酒肉声色漩涡。尽管偶数章节占据了小说篇幅的一半，但从时间进度上来看，却几乎是停滞的。男女纠葛接连不休，酒桌之上觥筹交错。在灯红酒绿的商业世界，人人各怀心思，追逐自身利益与欲望。黄平这样形容《繁花》原著中的1990年代：“《繁花》的偶数章仿佛讲了很多人很多事，骨子里只是周而复始地重复，除了一场又一场饭局，就是一场又一场偷情。这种基于食色的欲望化的生活既是高度流动的，也是高度静止的。”[3]而金宇澄在单数章节插叙人们是如何应对1960至1990年代上海社会动荡变迁的，可以看作为沉滞不前的当下社会，注入自己的上海文化记忆，以老上海人的自尊格调，回应市场经济、商业社会对人们思想的麻痹。

　　但王家卫在剧中更想着重渲染的，是1990年代人人积极自主创业、全民炒股的热烈氛围，意图打造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中上海新的金融神话。人们依靠努力、运气、人脉、资本，将有可能直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获得成功最根本的，是赶上改革开放政策的东风，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有勇气做出果断行动。比如剧中的男主人公阿宝，原本是工厂工人，在金融界几乎算零起点。但他依靠爷叔、朋友的帮扶，不断参与炒股、外贸、投资本土品牌，一次次赶上正确的时间节点，收获了巨额财富，由普通人“阿宝”成为声名显赫的“宝总”。汪小姐从外贸公司辞掉稳定的公职后，开始做牛仔裤外贸订单。按照原本的计算，她不仅难以获利，甚至还要赔钱。但汪小姐依靠蛛丝马迹推测出即将推出的外汇政策，要求对方单价以人民币兑美金结算。没过多久，“国家宣布外汇并轨，外汇差价从此成为历史，人民币汇价从一美元兑五块八人民币，调整为一美元兑八块七人民币。一夜之间，汪小姐的单子由负转正。她的一系列操作，使她一举成为业内传奇”[4]。原著中的“汪小姐”本没有名字，在剧中却变成了“汪明珠”，她的成长经历与上海“东方明珠”的建设同步共生，融入了影片新时代叙述的核心象征中。正如剧中旁白所讲，“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5]。“争口气”“赌一把”成为剧中汪小姐等人的口头禅，敢作敢为、先行先试的改革开放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也契合上海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形象蜕变。

　　除此之外，剧中还出现多次“第一次”“载入史册”等颇具时代转折意识的字眼，具有为事件建构时代意义、历史地位的强烈自觉性。剧中历史影像资料画面、政策发布的旁白，与主线剧情在建设资本市场这条时代叙述主线索上，基本是一一对应的。人物的命运浮沉，几乎可以看作政策发布背景与效果的形象化演示：由三羊牌进入南京路的剧情，引出中国发展国内零售业、时尚业自主品牌，对抗外国品牌的冲击；由宝总准备推动服饰公司上市的剧情，引出上交所正式允许法人机构开设证券账户，上海从地区性市场迈向全国性市场；由强总对宝总的复仇，引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起兼并案”，证券市场逐渐走上正规化、法制化轨道……可以说，剧中人物的炒股、投资、创业经历，以及人物的成长过程、情感关系，并不是影片真正关注的重点。王家卫版《繁花》的叙述核心，是上海在199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如何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城市史诗。

　　四、结语

　　从20世纪初的“上海滩”，到21世纪初的“东方明珠”，二者刚好相距百年。王家卫继承原著“苏州河”文化中的怀旧元素，强化“黄浦江”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发展史，在香港文艺界对上海旧的想象惯性之外，隐含着“东方明珠”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新的时代叙述，为上海城市形象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这种改编显现出王家卫对原著主要内容、风格与核心精神的重塑。由此，王家卫完成了对上海城市历史的立体书写，营造出辉煌富丽的“繁花”之城，在新时代改革开放时代剧的创作谱系上，打下新的锚点。

　　注释：

　　[1]金宇澄：《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前言。

　　[2]金宇澄：《繁花》，第455页。

　　[3]黄平：《从“传奇”到“故事”—〈繁花〉与上海叙述》，《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

　　[4]王家卫：《繁花》，腾讯视频，2023年，第27集。

　　[5]王家卫：《繁花》，第1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