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张力与多元的可能性——2023年江西散文观察

　　作为生活方式、文化传承、思想价值和生命意志的载体，散文这种文体在整个中国文化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且文脉不绝。2023年度江西诸多作家继续走在这一文体的探索之路上，也持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散文作品，共同推动新时代中国散文的发展。

　　本年度江西散文作家队伍的中坚力量仍是李晓君、江子、傅菲、朱强、詹文格、漆宇勤、王晓莉、陈蔚文、王芸、朝颜等人，新人不多。这是一批成熟的散文作家，大多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并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本年度他们的创作以单篇散文为主，且作品质量往着更高水平前进。此外，也有数部散文集面世，值得关注的有刘上洋的《难以攀登的美》、罗铮的《一江名赣》、王芸的《纸上万物浮现如初》、浇洁的《活着让我惊讶》、漆宇勤的《失落之地》、唐小斌的《杨坊》等。

　　本年度江西散文创作一方面延续了往年作家们所聚焦的乡土叙事、历史演绎、日常生活记录与个人经验表达，另一方面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的创作现象，比如生态散文的探索力度加强，以及书写乡村振兴的散文开始欣欣向荣。

　　一、生态叙事：知识与抒情

　　生态文学是一个十分中国式的文学分类，它既建立在工业文明破坏性的现代危机上，又是对已经上升到中国国家战略的生态文明的响应。所有与生态有关的叙事和抒情几乎都在呼吁一种“自然伦理”，即万物有灵，众生平等，敬畏生命，咏叹自然，与自然万物共生共荣。

　　本年度江西文坛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生态散文。这些散文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偏重“知识性写作”，一类倾向“哲学性写作”。所谓“知识性写作”，深受西方博物志写作的影响，强调认知而非感悟，将科学性更多地融入文学之中，比如傅菲的散文《东方白鹳》（《星火》2023年第3期）细致地书写了东方白鹳这一类鸟的生命特征，既科普了鸟类行为学、鸟类习性，又思考了自然伦理、物种和物种栖息地等问题。

　　在《灵兽之语》（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里，傅菲以猴子、狗、鹿、马等动物为书写对象，通过它们与人缔结关系，相互依存，由此反思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的伦理命题。《灵兽之语》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家呈现了人与动物“互为主体”的关系。这部散文集介绍了各种动物的生物性知识，但更多的是在讲述动物的神性。《敏秀的狗》讲述一条狗年复一年地守在乡下，为死于谋杀的主人寻凶报仇，并最终复仇成功的故事；《圣鹿》是山上的黄麂与因久病在村里养生的异乡客互相救赎的故事；《黑马之吻》写一个养马人与一匹黑马相遇、相知、相惜的过程，最终达到人马合一的精神境界。在傅菲的散文里，自然性和神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并成为人性的修补与救赎。

　　在自然美中禅悟是许多散文作家热衷写作的题材，这类题材所参禅的对象往往是超越时空的不朽而美好的自然之物。安然的散文《云深不知处》（《百花洲》2023年第1期）就是这样一篇在观云中参透人生的散文。这是一篇典型的反知识性写作的散文，笔调朦胧而迷离，自由而随性，灵动而童真。作家在壮阔的云海中感受到了群山庄严，天宇澄明，万物禅定，一种超凡入圣的力量。当代人在观云中回到了天人合一的古典境界，且进入了诗意栖居的现代状态。此刻就是至高的存在，至妙的同在。难得的是，作家面对“云”这个具有超越性的意象时，不忘关注现实，伤感于她童年观云的村子里清亮的池塘如今早就填埋了垃圾，很难荡起纯洁的白云了。这类散文在哲思中给自然蒙上了一层神性的光辉。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山水”一直是一种能够承载且超越日常生活的符号。从先秦之际与天地沟通的山川祭祀，到中古时期澄怀修身的山水艺术，再到近现代笼罩在民族国家观中的山河政治，皆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整体性的精神概念。作为一个古典型的概念，“山水”最终指向一个内在统一的“道”。尽管后来在现代散文中，这种古典的山水观逐渐被风景散文所取代，但漆宇勤的散文《翠微》（《黄河文学》2023年第2、3期合刊）还是借助山水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文学观念，即地方山水的整体性视野。文中的“我”一直在寻找自己家乡名叫“萍水”的河流源头。“我”在寻找的过程中重新理解了事物大小、主流与支流的相对性，每一条河流都有着无限种可能。最终，“我”放弃了对具体源头的寻找，获得了总体性观念的启迪。这种整体观所蕴含的神秘主义让人对自然产生敬畏之心。

　　刘上洋的《难以攀登的美》（江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是本年度聚焦山水和风景的散文集。其中《万里长江第一湾》描绘了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三江并流又忽然绕弯而去的山水奇景。从这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中联想到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民族国家历史和人文的转折以及社会和人生的走向变化。《难以攀登的美》描述西藏林芝境内雪山的美，娓娓道来西藏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风情。在攀登无果的过程中，作者领悟到有些高峰是不能去攀登的，也是无须去征服的。相较而言，《油菜花咏叹调》显示了生态散文更直接的批判意识，批判了当下农村一些纯属花架子的“观光农业”。尽管刘上洋散文中关涉到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传统，但在主与客、心与物二元分化的现代性视野中，那些山川自然或作为作家的情绪、意志的外化，或作为民族精神和社会发展的象征，更多地以一种主体的“风景”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咏物与批判的生态散文价值指向之外，本年度江西作家还提供了一种旁观视角的生态散文写作。詹文格的《植物的战争》（《四川文学》2023年第8期）是本年度此类写作的代表性作品，作家更多地尝试了前述的“知识性写作”。这是一篇表现植物入侵属性的散文，科普了热带雨林里植物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比如森林里一种名叫轻木的植物一年能蹿到十几米高，叶子可以长到四十厘米，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劲头，剥夺了周边植物生长的机会。作者还叙述了王莲、桫椤、黄顶菊、豚草等植物的形态、习性、生存法则和危害性。这篇散文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生态问题：植物入侵。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中，同时存在人与自然相生相克的现象。正如作者所说，在辽阔的星球上，没有真正的平静之地，即便是寂寞的旷野、无边的沙漠、寒冷的冰川，同样存在着无声的战争。

　　二、日常叙事：我思与我在

　　相对于中国漫长的文学史而言，中国现代散文的出现其实是晚近之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现代散文才开始在中国兴起。这种新兴文体在新文化运动之际一诞生就被当时的文化精英们赋予了极具个人价值的“美文”内涵。中国的古代文学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现代散文借助英式随笔（essay）核心理念和创作方法从古代散文的“载道”模式中摆脱出来，重返“言志”叙事，进而建构出现代散文新的传统。

　　这种新的散文传统的核心要义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定义为“个性”。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对散文有过一段著名的阐述：“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从此，个人化、私人性、自由、自我表现成了现代散文长盛不衰的经典面向。

　　2023年江西散文创作在众多记录日常生活的作品中继承了现代散文的这一传统，进一步追寻死亡、身体、爱情、婚姻等人类终极价值的答案和人的现代性本质，从而呈现出现代性自律主体。

　　浇洁的散文集《活着让我惊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3年）就是一部记录日常生活，观照自我精神世界的典型作品。在浇洁笔下，“活着”之所以令人惊讶，与其说是日常生活的出乎意料，不如说是源于内心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活在自我心象中的作家。她有时写自己的生活状态与身份认同，《蔷薇花开夜未央》中，四个两鬓微霜的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谈论生活、文艺和天命。有意思的是文中尽管是四个人在对话聊天，却并不表现为“复调”，实质仍是个人的精神“独白”。她也写别人家的日常生活和命运遭际，《另一种空间》就是一篇旁观他人婚姻生活的佳作。在这篇散文中，“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正和丈夫闹离婚，同时还要陪护生病的母亲。在医院这个“另一种空间”里“我”看到了众生百态，尤其是看到了世间千百种婚姻的模样。作家将医院看作各色家庭缤纷情态的展览馆，生命难题的活动中心。对他人婚姻的旁观，引渡了在婚姻里正茫然不知所措的“我”。婚姻在作家的笔下成了一场劫难，一次自我修行。在浇洁的散文中，他人即自我。在这冷眼旁观中，一个深陷婚姻危机的中年妇女为自我诵经，努力安顿好“似我非我”的心灵世界。于是，这场无解的婚姻难题化为了佛家所云的“梦幻泡影”。

　　本年度有不少散文作家不约而同地书写着与“身体”有关的命题。詹文格在《身体的致敬》（《胶东文学》2023年第2期）中写下身体不同器官生病的症状，感受手术刀所体现的后工业时代的冷峻，将手术视为风起云涌的革命，手术刀以悲壮的方式打开身体，扫除障碍，去完成绝处逢生的修理。他甚至以文中文的方式给被手术切掉的扁桃体、脾脏等分别写了一篇悼文，以第二人称的口吻与这些生病的器官对话。作者用这些悼文为死亡托底，并给出活着的期许：平静淡然地面对身体的险象环生。

　　当詹文格以写实的笔调描写个体的生老病死时，欧阳国则在提炼身体和疾病的文学隐喻。本年度，欧阳国连续发表了三篇与“身体”有关的散文：《身体里的小偷》（《满族文学》2023年第1期）、《透明的身体》（《清明》2023年第6期）和《身体里的河流》（《雨花》2023年第7期）。《身体里的河流》把血液比喻成身体里的河流，细致地记录了去医院抽血化验的过程，并由此引发对血液文化隐喻的思考，讲述了血缘在祭祀、遗传、继承等问题上如何参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建构。如果说《身体里的河流》注意到了传统文化对身体的规训，那么《透明的身体》则凸显了西医的现代性和身体的祛魅。人的身体原本是不透明的，疾病是身体的裂缝，现代医学将身体透明化。作者有在医院工作的经验，对现代医疗系统的运转、医患关系、疾病体验有着比常人更全面的认知，在医学的客观性中升华出审美。欧阳国的散文展示了另一种的“疾病的隐喻”。学者苏珊·桑塔格曾提出过著名“疾病的隐喻”理论，批判了将肺结核、艾滋病、癌症等病症由身体的疾病转换成道德批判和政治压迫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不同于桑塔格对疾病的政治无意识状态的反思，欧阳国笔下“疾病的隐喻”则是文学与医学的一次结盟，是科学性思维与隐喻性思维的相互阐释，是散文创作的一种探索。

　　陈蔚文则把对身体的思考从疾病领域拉回到日常生活。在散文《有效地燃烧—健身房手记》（《作品》2023年4期，收录《中国散文20家》）中，她从健身切入，阐述了当“身体”成为社会性客体的打量对象时，健身呈现了怎样的时代体验。作为一种风靡的城市化运动，“健身”反映了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某种现代性焦虑，如文中提到的男性“肌肉崇拜症”与许多女性对减肥的执念，“从中反应的仍是牢固而强大的性别文化，或说性别政治对人的影响”。现代的身体有着更强的社会属性，健身房于是成为一个典型的时代文化符号。如作者所说，在健身房，人拥有一个暂时卸去社会身份的“我”，回到身体本身，同时，“在健身房看似生机勃勃的景象背后，在追求健康与迎合文化二者间，有时有着难以离析的交混，以及自欺”。这令读者对习以为常的健身有了更深层的观察角度与思考。

　　在对性、爱、身体、死亡等终极问题的思索外，不少作家更愿意聚焦当下的普通生活，在“我思”与“我在”之间选择“我在”的蛛丝马迹，去落实一段具体的日常，把生活还给生活。如王晓莉本年度的散文《电梯安装记》（《长江日报》2023年11月20日）和《超市转悠记》（《长江日报》2023年12月7日），都是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作为社会学视野中“附近”理论的剖析案例。人类学家项飚提出过一个“附近”理论，他认为“疫情状态”的悖论在于一方面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空前广泛，另一方面这种联系是虚拟的。这就导致了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要么坍缩为孤独的原子化个体，要么沉迷于广阔而空泛的世界。项飚认为面对这种现代性困境，需要重建“附近”空间（作为日常互动场所的邻里和工作空间）。《电梯安装记》就是通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一事件来理解“附近”的概念。同一栋楼里不同住户在面对安装电梯事件时表现出不同态度，从而构成一个视域，使得“小区”作为“附近”空间的一种得以重建。《超市转悠记》则是把超市视为一种“附近”理论中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两篇文章提供了克服后疫情时代社会隔阂的现代困境的尝试方案。

　　三、历史叙事：传统与现代

　　以物或人为引，以历史为审视对象的江西散文作品都颇具特色，往往自成一脉。有的以物写人写文化传统，比如江子；有的以人写物写历史，比如王芸。本年度的历史散文，以物撰史的，往往闪烁着古典传统的光晕；以人撰史的，则是继续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不论哪种写法，都是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小人物与大历史的悲欢离合。

　　王芸的散文集《纸上万物浮现如初》（百花洲文艺出版，2023年）是本年度书写物史的代表性散文集，语言优美流畅、细腻动人。它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了非遗艺术的工艺魅力和地域文化之美，也记述了非遗传承人传承技艺的经历与人生。在后工业时代，如何复兴非物质文化技艺？作者通过田野调查，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回答这个未竟的问题：重建工匠精神。作家讲述了剪纸艺人、木匠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故事。他们是工匠，也是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许可以成为工业文明的抚慰剂。作家还刻画了一组优秀的非遗传承人女性群像：剪纸艺人刘诗英、雷丽娟，研制彩色釉的邓希平，南昌采茶戏传承人魏筱妹、刘小燕，等等。正是在对技艺的传承中，这些乡村女性从封闭的乡土格局中解放出来，成为自足自立的工匠。

　　把物的文化史写得沉静、从容、有生气，还有江子的散文《一件棉袍》（《北京文学》2023年第10期）。这篇散文将服饰文化史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结合在一起，以袍为线串联起古今人物，由今及古，又由古及今，解读历史名人，也为身边之人立传。作家从喜着袍子的女同事写到历史上有关“袍”的诗文言说，指出正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给予直襟直统的长袍以性格以灵魂，以关乎斯文、教养、态度、责任的精神指向。这种精神指向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道成肉身。如在鲁迅身上，袍子成了他的精神母体，他要反抗的敌人，他思想的悬崖。“五四”的精神价值在作者笔下通过袍子流转到了当下著名表演艺术家宋先生身上，传达出自然与文化的高度契合的含蓄、崇礼的中国美学精神。作者从“袍子”的角度反思自己与当下知识分子们的文化追求和责任担当。

　　本年度写革命历史的散文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卜谷的《闪电留痕》（《大地文学•2023•夏季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年）和徐春林的《不被遗忘的私人历史》（《散文百家》2023年4期）。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采取私人史的方式来追溯民族国家的革命战争，同时都是讲述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革命战士的故事。这些散文中潜藏着私人记忆与官方历史的复杂关系。《闪电留痕》是作者在赣南原中央苏区参观时听闻而来的故事。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但幸存下来的红军战士“北佬”曾经给牺牲的战友刻写过许多墓碑。在战争结束后，他却活得像一个形影相吊的幽魂，天天拄着双拐在新坟老墓间转悠，寻找他在战争中牺牲却找不到尸骨的堂兄。“北佬”与村庄的关系，也是革命与村庄的关系。“北佬”对村子而言只是从北方来的异乡客，没人知道他的姓名。村民们有些怕作为革命战争“遗产”的“北佬”，甚至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北佬”已经离开村子，不知去向……

　　《不被遗忘的私人历史》写的是一个从抗美援朝战场上活着回来的通信兵，他一生都在怀念、寻找、等待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国生回来。在文中幸存下来的老人是没有名字的，牺牲的战士的名字是被牢记的。国生和“北佬”一样，也是外乡人，但他凭借自己的勤快善良，逐渐被村子所接受。老人一直不相信国生牺牲了，总幻想他还活在某个未知地方，直至政府派人告知了国生的死讯，并转赠了那段历史的纪念章。

　　李晓君的《朝圣》（《当代》2023年第3期）是一篇很特别的人物群像散文。它与历史传统文化无关，也不是革命历史故事。之所以将它放在历史叙事中，因为它是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的生活史和心灵史。《朝圣》是一群失败的文艺青年的肖像画，是一次艺术乌托邦的解构行为。1994年两个学画画的乡下青年“我”和洋决定离开家乡，结伴去北京追求艺术理想。他们在北京城中村合租时遇到另外几个北漂文艺青年冷、年、城等人。他们怀着成为艺术家的共同梦想在绘画机构里当画工，却四处碰壁，穷困潦倒，几年后不得不四散逃离。

　　这篇散文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流的写作，故事简单，情节也不曲折。之所以称得上是有意味的文本，是因为作家别出心裁地用现代主义的文学手法来创作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带有先锋文学的余韵，令人眼前一亮。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朝圣》有一个明显的特色：真实与虚幻夹杂的不确定叙事。作家写北上列车里的农民工挤在这“蠕虫”的空间里，被高速运行在铺着枕木、铁轨的大地上。文中不断出现幻觉、梦，一切的叙事都笼罩在半寐半醒的主观视角中。哪怕是对于文艺青年的精神圣地—北京，作家的感知也是摇摇欲坠的，充斥着单调、灰尘、污水横流、无缘无故的颤抖。这种不确定叙事的背后其实是身份认同的错位。这群文艺青年，更确切地说，是社会转型期的艺术民工，他们进退失据，归属感的缺席和认同感的错位都折射出世纪之交的驳杂景状。

　　四、乡土叙事：旧视野与新世界

　　本年度的乡土散文主要有两类：一类继续写乡土中国的挽歌，一类则集中关注新农村，积极书写乡村振兴的新气象。同样是记录山乡巨变，前者在追古抚今中惋惜乡土中国不可避免地消逝，或缅怀或疏离或哀叹，沉浸在现代性的感伤之中；后者甩掉了陈旧的包袱，跟上时代的脚步，自觉做乡村振兴的同路人。

　　以回望的目光写乡土，目之所及是旧的，但回忆可能是新的，因为它往往被镀金了，显得金光闪闪，比如朝颜的散文《父亲的大海和太阳》（《民族文学》汉文版2023年第3期）中那个曾经象征着希望的乡下的老房子。在乡村，建房被称为“做事业”，那是一个男人在村庄里立住脚跟、受人尊敬的基本依凭。“我”家的房子是在贫穷的境遇中父亲凭借愚公移山的精神历经艰辛建造起来的，他几乎自制了建房所需的每一块土砖。“我”把父亲美化过的土坯房，涂上蓝色、红色颜料的大门想象成大海和太阳。当全家人进城后，乡下老房子虽不可避免地衰败，却在记忆中变成了带有现代性忧郁的怀旧符号、乌托邦想象和乡土传统漂浮的能指。

　　唐小斌的《杨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3年）一书就是写给故乡的悼文。作者从自己土生土长的故乡—杨坊入手，以写实的手法，讲故事的方式，从祖上的传奇说起，同时向世人展示了杨坊的山水美景、乡话美食、乡人趣事，以及在激荡的时代变迁中乡村的新旧变化与前路未卜的乡村命运走向等等。作者在回望故乡时没有一味给回忆镀金，或是过度美化乡土，而是呈现出了故乡相悖的两面：一面是温情，一面是狰狞。狰狞源于争斗—壮观的乡土家族在老屋建造过程中充满了内斗……

　　张复林的散文《最后的守夜人》（《花城》2023年第4期）写了村庄最后一个守夜人哑巴的故事。这是乡土中国行将消失的沉默的守护人，他天生失语，孑然一身，居无定所，将守护村里的祠堂、敬奉祖宗和神灵作为自己生活的使命。他把自己活成了一炷燃着的香火，感应着天地秩序和四季轮回。哪怕遭到旁人的嘲讽、谩骂和欺侮，他也不气恼，不争辩，还替那些曾经侮辱和损害过他的人祈祷、祝福。这是一个善良、含蓄、苦修、自律自足、悲天悯人的乡村圣徒的形象。传统文化与哑巴达成了双向救赎，祠堂给了哑巴安身立命之所在，哑巴则身体力行地向世人展示宗祠文化的意义，进行沉默的布道。值得称赞的是，作者书写饱受苦难的最后的守夜人，不是给予悲情的叹息，而是缓缓流淌着慈悲的力量。

　　相较而言，朱强的散文《行云》（《山花》2023年第8期）不是以城望乡，而是别出心裁地以乡望城，书写了乡下家族里三代人的变迁史。在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历史中，农民的奋斗史也是进城史。“我”的祖辈太公朱文俊是一个清末民初的农民，在城里卖猪肉。他熟悉城里街巷的每处角落，却横竖学不会城里人的话语。他在城里混得风生水起，却更喜欢当田野上的王。那是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矛盾还不突出的年代，乡土社会仍有自己的荣光，传统的旧价值观仍有号召力和归属感。“我”的父亲则开始了乡下人进城的现代梦。他在城里开了一个裁缝铺，满怀憧憬地想在城市扎根，觉得整个城市都可以裁剪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现实中父亲的城市生活遭遇了种种困难与煎熬，且乡村也回不去了。到了“我”这一辈，生长在城里，早已不再属于乡土，感受不到城市的疏离感，也理解不了脱离乡土社会母体之痛。在这三代人身上浓缩的是半部中国现当代史。

　　漆宇勤的散文集《失落之地》（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收录了作家近年来关于乡村与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方面的散文，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赣西地区的山水人文和旧貌新颜。其中短篇散文《失落之地》提出了一个留住失落乡村的办法：治史。作者以自己的故乡萍乡为例，讲述了萍乡历经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自然灾害，不断重建推倒，再重建再推倒的漫长而又曲折历史。在作者看来，历史的断裂和湮没才是乡村真正的失落。萍乡正是因为有了很多治史之人和史传方志的存在才有了乡土文化传承的可能。

　　罗铮的散文集《一江名赣》（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3年）在打量乡村时也看到乡村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诞生的原动力是内生的，可以归因于中国农民骨子里的勤劳与坚韧，有一辈子勤劳持家，终于熬出新生活的钟三秀（《钟三秀一家》），有靠高超且多面的技艺过上小康生活的老罗（《老罗的“砖艺”》），有靠洗麻袋的苦力，逐个打拼出事业的三胞胎兄弟（《洗麻袋的兄弟》）……《一江名赣》几乎算得上是一部农民在内驱力激发下成功的个人创业史。

　　本年度江西乡土散文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两种值得关注的“新人”形象：一类是农村新能人的出现。罗铮的《原点》（出自罗铮散文集《一江名赣》）、卢文芳的《茶香往事》（《中国妇女报》2023年09月21日）和罗张琴的《春到梅江》（《人民日报》2023年03月31日）写的都是当下农村中靠种植业发家致富的新农人的故事。这几篇散文的主人公都是从城市回到农村的，《原点》里的老严是到农村自主择业，上山种脐橙的退伍军人，《茶香往事》里的叶云招是在外地创业失败后回到家乡的制茶女，《春到梅江》里的盘春梅是外出打工攒了一些钱回到农村重新创业的农民。这些人物都体现了乡村振兴中集体创业的新叙事。

　　另一个“新”是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的新。蔡瑛的散文《若有光》（《星火》2023年第4期）就是一篇新农村基层干部的传记。汪有明响应地方政府的号召，放弃在景德镇的工作，回到老家汪家村当村支书。他对乡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修复排灌站，解决电改，自筹经费修路，还推行了民风民俗的改革，最终依靠红色文化旅游和绿色经济实现汪家村的振兴。这是一个有知识、有才华、有战略格局的村干部形象，一个实干家和改革家的形象，令人可以遥望“十七年”文学中从外面世界奉命来到偏僻山村清溪乡和农民一起建立合作社，最终实现“山乡巨变”的共产党干部邓秀梅们的形象（周立波小说《山乡巨变》中的主人公）。

　　总体而言，本年度江西散文作家的创作质量相比往年有了新的提升，也敢于进行创新性探索。在形式层面上，许多散文作品创作手法大胆、新颖，令人眼前一亮。王芸的民俗志写作破除了散文的边界，取消了散文、小说、非虚构写作等文体的固有界线；李晓君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手法运用自如，给现实主义文学带来新的“陌生化”审美；傅菲散文中科学与文学的有机融合；等等。在内容方面，本年度生态散文创作表现抢眼，给自然写作和风景散文拓宽了生态伦理和自然道德的讨论空间；而乡土散文开始关注新农村、新人物、新现象，让文学可以更直接地介入现实，进行一次助力乡村振兴的文本实验。

　　新与变是文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期待来年有更多新作家、新作品、新内容、新方法、新思想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　　◎林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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