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梅瓶之美

　　文/张妙祯（北京大学）

　　初见梅瓶

　　万历款景德镇白釉暗花梅瓶，出土于北京海淀区董四墓，现藏于首博。其瓶小口、短颈、丰肩，下腹内收，隐圈足，摇铃式盖，顶有圆钮，造型丰满、浑厚、古朴。其形线条柔和圆润，给人以质朴之感。器身三道接痕，符合明代瓷器在嘉靖、隆庆、万历及明末各时段胎体接痕显露的特点。周身施白釉，白釉下暗刻花纹，肩部为云肩内折枝花卉纹，腹部为缠枝花卉纹，足部刻莲瓣纹，颈下一圈暗刻“大明万历年制”6字单行楷书款。

　　董四墓分为 1 号墓与 2 号墓：1 号墓主人为3 位皇妃，2 号墓主人为7 位妃嫔。墓中原有积水，许多小件器物（如梅瓶）均失去原位、配对混乱，发掘报告中无具体器物图像，梅瓶归于哪号墓并不明晰。但有学者经研究，已为墓中出土梅瓶作出配对与归属。

　　从纹饰与釉色来看，董四墓两梅瓶的暗刻花纹均为浅刻，纹饰不甚清晰。嘉靖款白釉暗花梅瓶的釉色最为上乘，其次为白釉、青白釉。缠枝莲纹是两墓出土梅瓶使用最多的纹饰，也是瓷器最常用的装饰纹样之一，宋代始见应用于瓷器（如定窑）；元代时普遍流行，大量应用于元青花的主体纹饰和辅助纹饰，既循模式，又有变化；至明代，器物较多，历代均有烧造。万历官窑瓷器烧造量很大，饰有缠枝莲纹的器物非常丰富，纹饰的布局层次增多，画面纹样繁密，呈“S”形或波浪形布局，还常有四方连续、竖向连续及分割式布局等，画工较为精细，仍以勾线填色为主。董四墓出土梅瓶的缠枝莲纹分上下两层，穿插有序，花朵层次较多，为传统形制，画法为双勾填色，色泽的浓淡变化使纹饰的层次感增强。暗花类梅瓶纹饰布局与青花梅瓶类似，分上下两层，连续缠枝莲纹，主体花朵也暗刻为多层莲花，刻工精细。

　　关于梅瓶在墓中的摆放位置，通过比较定陵中梅瓶的情况，推断应放于椁（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材）两旁。与定陵梅瓶相比，董四墓梅瓶体量较小、釉色较差，花纹只有凤纹和花纹（定陵梅瓶有龙纹），符合妃子墓形制。

　　可饮酒唤月，可插花弄影

　　梅瓶的前身是契丹族的鸡腿瓶，是契丹人根据生活需要创制的储水用具。北宋中晚期，宋朝工匠不断吸收各民族特点，逐渐形成梅瓶自身的风格与特点，使其成为一种独具代表性的器物，随后传至金、南宋、元、明。在不同民族风格的影响下，梅瓶在细节上有不同的呈现，但大致风格相同，其发展演变体现了中国多民族风俗与文化的融合。

　　与宋、元梅瓶相比，明代梅瓶在造型上有所改观。宋、元梅瓶形体较高且偏瘦，特别是颈部较窄，显得挺拔俏丽；明代梅瓶形体则多偏矮，颈部变宽，线条饱满有力，显得敦厚稳重。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早在洪武时已初见端倪。

　　关于梅瓶的用途，应从其器形与人之习俗而论。梅瓶属口小腹大器物，日常主要用于盛储液体。宋代梅瓶盛酒已确证无疑，可引用一对上海博物馆藏磁州窑梅瓶上文字为凭，且非孤证。安徽六安宋墓出土的长瓷瓶上有“内酒”2字，河南禹州白沙宋墓的壁画中有人手持长瓶，旁书“昼上崔大郎酒”。有学者考证这种身形细高之瓶为盛酒之器，即“经瓶”。至元代，梅瓶的用途之一仍是盛酒，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出土的元代黑釉经瓶肩部写有“葡萄酒瓶”4字，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葬出土梅瓶施黄白釉，肩部墨书“细酒”2字。

　　梅瓶自宋以来还被人赋予辟邪消灾、清平吉祥的含义。同时，文物资料还反映了梅瓶的另一用途，即插花陈设。吉林扶余吉屯元墓出土的青花瓷盘盘心画有一瓶，内插花卉，其瓶短项丰肩、下腹敛而平底，造型与梅瓶极为相似。

　　梅瓶在墓室中还常与供奉之器物同放。例如，江西鄱阳县元墓的一对青花连座梅瓶与影青香炉，被同放墓葬西室。

　　至明朝，除传世品外，梅瓶更多是在王公贵族的墓葬中被发现，如北京定陵明神宗万历皇帝、皇后陵寝，北京海淀董四村1、2 号皇妃墓，广西桂林靖江王朱经扶墓等。

　　为何作为随葬器？

　　等级制度严格。明代梅瓶作为随葬器，大多在皇室或宗室墓葬中出现。有学者认为，梅瓶数量的差别是等级制度在丧葬中的体现：青花梅瓶4个，仅见于皇帝陵墓；青花梅瓶2个（或青花和白釉），多见于皇后、皇妃墓；青花梅瓶1个，多见于公主、皇子得封郡王一类墓葬中。

　　墓葬中的梅瓶实际上是统治者专门使用的一种“风水瓶”，如定陵把梅瓶放在棺椁四周，推断可能是“四方（椁为方）清（青）平（瓶）”的象征；而内盛以酒置于棺椁之前，应是“清（青）平（瓶）长久（酒）”的寓意。也有学者驳斥此观点，认为梅瓶严格的使用制度及“风水瓶”作用值得商榷，主要集中于两处疑问：1.定陵中梅瓶的位置存疑；2.所谓“郡王墓”墓主身份并非都是“郡王”。

　　与墓主人喜好或当地风俗相关。围绕北京、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帝陵妃子墓与宗室墓的梅瓶出土情况作分析，可以看出，桂林靖江王墓中宗室墓多出梅瓶。而在《明代靖江王墓群调查报告》中也可知，截至目前，靖江王墓群青花梅瓶已发现 200 余件。桂林出土青花梅瓶，从造型、胎质、釉色和纹饰图案等分析，当属明中晚期（个别偏早期）景德镇窑产品，其输入路线应为景德镇（昌江）—鄱阳湖—长江—洞庭湖—湘江—灵渠—桂林。但江西王墓中却无梅瓶出土，从地理位置和瓷器运输的角度来看，江西藩王要想得到景德镇青花梅瓶，自然要比桂林靖江王方便得多，况且桂林靖江王的宗族地位也不及江西众藩王。由此推知，影响桂林王墓多出梅瓶的因素，应该还有当地藩王对梅瓶的喜爱偏好或受风俗信仰等因素的影响。

　　在探讨完明代后期墓葬中随葬梅瓶的一般规律后，回到董四墓出土梅瓶上来，可以推断其随葬梅瓶是宫廷埋葬妃子的礼制，但并不严格代表等级，梅瓶的选择或与妃子的喜好有关。例如，地方藩王与定陵随葬梅瓶多是青花瓷，随葬白釉梅瓶占大多数的只有董四墓一例，或与埋葬妃子对白釉瓶的偏爱相关，又或与明代宫廷中妃子份例相关，又或与其侍奉帝王喜好相关……由于墓志及文献资料有限，已无法推断当时人的喜好，但上述推测对深入研究梅瓶随葬原因仍是可靠的。

　　责任编辑：丁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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