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护京师

　　何岩巍

　　明朝建立后，为防备蒙古残部对北方边疆一带的袭扰，朱元璋一方面让自己的九个儿子驻守在甘肃至辽东的各处军事要地，另一方面开始修建居庸关及周边的长城防御设施。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夺取皇位迁都北平后，边境安全形势比洪武时期更为严峻。为解决这一隐患，朱棣决定修建边墙以便连接各处堡垒、关城，建成系统的防御体系。这一工程规模宏大，自永乐直至万历年间，历经一百余年才基本完成。在此期间，明廷也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军事防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北方边境的基本安定。

　　建边墙修关隘

　　明朝修建长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洪武元年。当时，朱元璋曾令徐达修建慕田峪堡、居庸关、南口城。自朱棣称帝迁都北平后，历代君王对长城的修建工作愈加重视。永乐二年（公元1404 年），明廷开始修建今怀柔西面的边墙，因周边在春季常开满黄花，俗称黄花城。此段长城后隶属蓟州镇管辖，是京师北面的重要屏障。与此同时，明廷开始修建八达岭一带的长城，当时所建城墙涉及化木梁、王瓜谷、于家冲、黑豆峪、青龙桥东口等地。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大理寺右少卿吴一贯主持修建今天的八达岭关城。成化年间，京师东北地区，从山海关到慕田峪的各隘口之间也修筑起了长城边墙。宣德年间，居庸关建成后，明廷又自延庆四海永宁到河北怀安一线修建了大量城堡。

　　景泰初年，经土木堡一战，北京西北的长城防御设施多被蒙古瓦剌部破坏。针对这一情况，景泰年间明廷重建了居庸关长城，并修缮从居庸关到紫荆关的各处重要关隘。英宗复立后的天顺年间，明廷先后在宣府镇修筑顺圣川东城和顺圣川西城，在延绥镇和甘肃镇分别修筑柳树涧堡和高台所城。弘治年间，明廷在“九边”要害地带修筑城堡、关隘、墩台，使边防态势颇有改观。世宗中期，宣府镇再次兴起修筑边墙的高潮。据《宣化府志》载，嘉靖二十五年宣大总督翁万达修筑宣府镇西路张家口、洗马林、西洋河，中路葛岭、青边、羊房、赵川，东路永宁、四海冶一带的垣墙。其中的永宁、四海冶均位于今北京行政区划之内，是直接防卫京师的要冲。隆庆年间，戚继光在蓟州镇修筑了大量敌台，使此地的长城防御能力大为提高。万历初年，明廷对怀柔北部的长城城墙进行了重点修缮，以后又增修偏头关、宁武关等关城和雁门关的边墙以及蓟州镇一带的城墙和堡垒。至此，明朝终于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

　　设军镇明制度

　　自洪武至成化年间，明朝北方边境逐步形成九大军镇，即甘肃镇、宁夏镇、固原镇、延绥镇、太原镇、大同镇、宣府镇、蓟州镇、辽东镇。这些军镇通称“九边”，其中大同镇、太原镇、辽东镇、甘肃镇均建于洪武初年。大同镇主要防御来自河套和北方草原两个方向的进攻，其中杀虎口抵御河套方面的敌人，阳和口抵御北方草原的敌人。大同镇南边是太原镇，其重要关隘即“外三关”——偏头关、雁门关、紫荆关。该镇设立的目的在于一旦大同镇被突破，则可阻挡敌人的进一步攻击。辽东镇在“九边”最东侧，守卫范围东起今天鸭绿江畔，西到山海关。甘肃镇位于“九边”的最西端，守卫自兰州到嘉峪关的长城沿线，防御区域主要是今河西走廊一带的酒泉、张掖和武威。

　　靖难之役后，朱棣令何福为陕西和宁夏总兵，驻地在宁夏，是为宁夏镇。该镇依托贺兰山，从镇远关到花马池一带防御敌人对宁夏平原的骚扰。此后不久，朱棣又命武安侯郑亨为宣府镇总兵。宣府镇西为大同镇辖区，该镇所属长城西起鸦角山（今内蒙古清水河县东部），东至镇台口（今山西、内蒙古、河北三省交界处），重点负责今昌平和延庆的防务。宣府镇“去京师不四百里，锁钥所寄，要害可知”，其中东路起自四海冶，至靖安堡，边垣墙一百三十三里，边墩一百五十二座，冲口二十处。至此九镇已成其六。蓟州镇则设于仁宗时期。该镇管辖范围包括现在的怀柔、密云、平谷一线，从慕田峪至山海关的防务皆在其治下，所属军队接近十万。宣德以后，蓟州镇成为保卫北京的重要屏障，负责守卫的关隘众多，该镇从西向东分布着古北口、喜峰口、青山口等要害。而诸多关口距京师的距离又很近，防御压力极大。

　　为应对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明廷先后从蓟州镇划出昌平、真保等四镇。其中的昌平镇专门负责守卫皇陵。该镇管辖关隘包括居庸关、黄花城、长峪城、白羊口、渤海所、镇边城等地。其东西两部的要害分别是独石口和野狐岭，若敌军攻破独石口就可直取居庸关，威胁京城的安全。为此，明廷专门在此设置卫所负责守护通向居庸关的道路。蓟州镇与宣府镇分别位于北京的东北和西北方向，防御职责至为重要。天顺二年（公元1458 年），英宗封杨信为彰武伯，镇守延绥，延绥镇始立。该镇位于黄土高原地区，主要防御蒙古鞑靼部自黄河南下的进攻。固原镇则是因蒙古火筛部屡次侵扰而建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 年），持续发挥固守边疆的重要作用。

　　为了有效管理军队，明廷又将“九边”军镇分由三个总督统辖，即蓟辽总督，下辖蓟州镇和辽东镇；宣大总督，下辖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三边总督，下辖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九边”军镇设立后，为进一步统筹管理、保障军队战斗力及协调作战的能力，明廷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制度。首先，因各镇总兵权力甚大，为防其专权，成化年间朝廷确定了以高级文官制约武官的制度。其次，由于明代中后期蒙古诸部对明朝的威胁越发严重，守卫长城的军队长期得不到休整，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自正统以至弘治年间，从甘肃镇、延绥镇到大同镇、宣府镇开始实行轮班换防制度，即所谓“将两班军，每岁一班，如期放遣”。最后，在协调作战方面，宣府镇总兵郑亨率先在自己的辖区选择位置重要的城堡，制定燃火、放炮等传递消息的制度。宣德年间，蓟州镇总兵王彧在其辖境设立了墩台，并形成制度，一旦敌军进攻则各墩台互相传递消息以便御敌。此后，其他各镇也相继制定了类似的制度。

　　护京师促和平

　　回顾明朝关于长城的修筑历史，长城在保护中原地区安全、特别是守卫京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蓟州镇和宣府镇距北京最近，是守卫京师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历代君王非常重视两军镇防御力量建设，不仅重点修筑这一带的长城，还不断增加驻守两地的军队数量。蓟州镇驻军在十万以上，宣府镇驻军更是达到十五万人以上。军队依托长城要塞，形成稳固的防御纵深体系，对当时的蒙古军队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

　　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明朝守边各将领取得了不少军事上的胜利，其中戚继光的事迹最为人所熟知。不过，除戚继光外，明朝还有很多将领也战功赫赫，如明代前期的名将杨洪和明代后期的宣府镇总兵马芳。

　　永乐年间，杨洪多次出击塞外，屡立战功。正统三年（公元1438 年），他击败蒙古兀良哈部的侵扰。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 年），杨洪任宣府镇总兵。次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俘获，瓦剌太师也先妄图用英宗手谕骗杨洪打开宣府城门以便进犯北京，但被杨洪识破。也先见诈不开城门，只好返回大漠。不久，也先率军绕过宣府镇，攻破紫荆关，兵临北京城下。杨洪率军回援京师，在霸州大破敌寇，因功授昌平侯。蒙古诸部畏其声名，呼为“杨王”。

　　杨洪之后，另一位宣府镇总兵马芳也在抗击蒙古各部的战争中屡立奇功、声名显赫。明代后期，蒙古俺答汗多次入侵中原，威胁京师的安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 年），俺答汗部骑兵攻入怀柔、顺义一带大肆抢掠。当时，仅为低级军官的马芳率兵击杀敌方头领，立下大功，被授阳和卫总旗。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明廷授马芳卫指挥使，宣府镇游击将军。八年后，马芳出任宣府镇总兵。他不仅武艺高强，还颇有智谋，重视收集情报，常常出其不意地攻击对手。另外，马芳很重视训练军队，他的部队战斗力很强。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蒙古俺答汗部大举进攻宣府镇。马芳率军驻守马连堡。他采用疑兵之计，大开城门，四周遍竖旌旗，令敌军不敢进攻。当敌人利用小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时，他则率领部队，坚决予以还击。俺答汗部不知明军底细，心生疑虑。马芳趁敌人准备不足之时，与前来驰援的明军前后夹攻，一举击溃敌军。

　　嘉靖年间，因为蒙古部落的分裂，俺答汗部没有了补给来源。这一部的首领俺答汗多次上书明廷，请求双方互通有无。最终，在隆庆年间，明廷批准了“互市”的政策，从此汉蒙在边境的一些地区开始了往来交易，“互市”由此形成。“互市”分为“官市”和“民市”。前者主要是蒙古部落的统治者向明廷贡献马匹，换取明廷赏赐的布帛、丝绸等物资；后者则主要是明朝的百姓和蒙古牧民的交易。“互市”的形成，最终换来了长城内外长久的安宁生活。

　　（作者简介：何岩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