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复天工,离尘现芳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马燕如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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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4-11-01 11:52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丽娜 编辑高雪梅
观众眼前璀璨夺目的展品,背后是文物修复师凭借精湛的修复技艺与扎实的专业素养,依循蛛丝马迹“拆盲盒”,拂去时光之尘,复原文物本真。
9月22日,中秋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周日,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看“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展览的观众排起了长龙。自6月27日开幕至8月底,该展览已接待观众90余万人次。
观众眼前璀璨夺目的展品,背后是文物修复师凭借精湛的修复技艺与扎实的专业素养,依循蛛丝马迹“拆盲盒”,拂去时光之尘,复原文物本真。
文物修复是文保的重要手段,然而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我国文物保护修复的专业技术人员却相对十分匮乏,人才数量与文物资源体量严重不匹配,大量待修复的文物只能常年深藏库房,以致有评论认为,优秀的文物修复师比文物还要稀缺。
马燕如就是这样一位稀缺的金属类文物保护与修复专家。2020年底,新一期三星堆考古发掘5号坑金器出土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迅速邀请马燕如来广汉参与修复。经过她和团队的妙手回春,一张国内商周考古发掘中最大最重的金面具(残重280克)渐露真容,原本破损、卷曲严重的“金疙瘩”重现流光溢彩。到2023年底,三星堆又有数张金面具和上百件金饰片被修复展示。
我国文物保护与修复经历了哪些蜕变?为恢复文物真容,文物修复专家如何“拆盲盒”?现代科技如何为文物“延年益寿”?就这些问题,《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研究馆员、原国博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实验室主任和青铜研究所所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金质文物保护专家马燕如。
从保管到保护修复
1949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主办并管理的文物保护专业机构,现定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是中国文保的最高综合性研究机构。
马燕如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便从化学、物理、生物、材料等专业的大学生中,选拔人才参与文保工作,让自然科学逐步介入考古及馆藏文物的保护修复中。
“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绝大部分文保工作仅体现为‘文物保管’模式。”马燕如说,包括各级博物馆的文保工作往往下设在保管部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文保的认知仅停留在防火、防盗、防摔、防虫、防霉等基础保障。如遇部分残破的文物再由老师傅修补。真正从事文物保护修复的专业技术人员屈指可数。
196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之一)建立文物修整室,奠定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我入职时,实验室只有六七位老师,因人手不够,不论材质,陶瓷、木器、纺织品等保护项目大家都一起做。当时,国家博物馆还有一批经过琉璃厂师徒传承方式培养起来的书画装裱技师和青铜文物修复技师队伍。1986年,三星堆遗址进行深入发掘后,被请去修复青铜器的正是这批老师。他们也为三星堆博物馆培养了一批传统的保护修复技术人员。”马燕如说。
随着文保工作越来越受重视,国家财力投入也逐渐加大,国博实验室先后承接了山西、山东、甘肃、江西等重大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铁器的保护项目。201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科技部正式挂牌,成为国家文物局金属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全国各地有解决不了的金属文物保护问题,往往会请国博文保实验室的专家、学者去商议对策,我也有幸跟随老一辈专家去开眼界、长见识,积累金属文物保护方面的经验。”她说。
1989年,西北大学开办我国高校第一个文物保护专业。之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也相继开设相关专业,中国文保技术队伍开始逐渐壮大。2015年,“文物修复师”正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马燕如认为,文物保护尤其是专业技术性的科技保护修复工作,从一个边缘的冷门学科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不仅引来公众关注,也吸引了其他专业技术领域的专家积极参与,共同推动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向着更加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方向迈进。
科技助力新型考古
2004年,国博文物保护实验室获中央财政拨款来购买设备。“我们几乎把当时世界上能用于文物分析的最顶尖仪器设备都买齐了!从此,我们从单纯的修复方式,逐步向研究性修复转变。从原来只靠经验去推论文物材质的方式,发展到用检测数据去准确判断,甚至可以通过深入研究去了解文物原有的制作工艺,从而提高文物修复的科学性。对文物的认知实现了由表及里、由单一到综合的跨越。”马燕如回忆。
1990年,国博实验室对司母戊大鼎(现已改名“后母戊鼎”)进行保护修复。当时,马燕如还是刚入行不久的年轻人,跟着老师从背景考察、手工称重、测量、取样分析一步步入手了解这个国之重器。2010—2015年,她主持文化部《古代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以司母戊鼎为例》课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大鼎综合性技术研究,用现代科技对大鼎进行了再认识。
“重量和体量每翻一倍,青铜器铸造的难度就会增加七八倍。当时,铸造这么大的方鼎,不亚于当代制造民航大客机,是生产力水平的体现。”马燕如不无感慨地说。
2006年,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开启考古发掘,在这个入选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中,马燕如主持完成了车厢板最初的揭取和分析检测工作。
初见出土“车厢”时,金银片剥落、起翘、主体铁条锈迹斑斑。原本饰满金、银、铜、铁、锡五种金属的豪华车,仅呈现为一张小方桌大小、叠加在一起的一堆金属薄片。她通过拍X光片探明了叠加层的结构以及车上的图案,带领技术团队把叠罗汉式的“车厢”薄片一层层剥离,最终将车身揭展出5层结构,为后续的修复奠定了基础。
该项目历经10年完成,不仅修复了满是错金银、银花饰的“中国古代第一豪车”,还通过该项目培养了学生,留下了一支文物保护修复的专业技术队伍。
“我国从过去的田野考古开始向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以及考古与文保相结合的新型考古方式演化,我很幸运地见证并参与了这几十年的发展。”马燕如表示。
“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刘贺墓在现场搭建临时实验室,现场发掘的大量文物采取了套箱运输实验室的方式进行保护和研究。那时候条件艰苦,实验室比较简易,室内也十分寒冷。”马燕如表示,这是中国考古发掘保护开始大量运用科技的里程碑。
遥感探测、电子测绘、元素和同位素分析、DNA分析……随着各种高科技在发掘现场大显身手,科技正式成为考古“利器”。
2020年,随着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发掘启动,恒温恒湿多功能考古方舱、可载人“悬空”发掘的考古集成平台、各类实验设备出现在发掘现场……一场考古界“大兵团作战”全面展示了我国科技考古的实力。“连出土文物周围的泥土都收集起来,装了一个仓库。”马燕如表示,这是因为科技手段或许能“读出”其中大量肉眼看不到的信息。
“拆盲盒”是最大乐趣
“从事金属文物保护工作30多年中,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拆盲盒!”马燕如毫不犹豫地说,当每一件沾着泥土、锈迹斑斑的残破出土文物,经过自己的手,这些见证了无数辉煌与变迁的文物,再次焕发“青春”,就觉得“苦没白吃”,通过考古实证能解答一些历史文献中的疑问,更是好奇心和成就感的极大满足。
2017年,在四川省眉山市江口镇明末古战场遗址的围堰考古项目中,于传说中的“江口沉银”地发掘出水文物超3万件。马燕如团队将送到北京实验室的一块块“金疙瘩”展开修复成了意想不到的帽饰、头花、簪钗等。当面对修复完成的金镯子上刻着杜甫的诗句“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看到金簪子上刻着“与君同作伴,相守百年春”的心愿和姓名……这些记录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祝福与追求的金饰,让她感慨不已。截至2023年,该遗址已出水文物7万余件。
据马燕如介绍,对于出土文物,文物科技保护者会先将其称重、拍照和测量,建立保护修复档案,再通过检测分析了解文物的材质信息,根据金属锈蚀的组成和分子结构确定除锈方案。配制药剂去除锈蚀时,须在小范围实验基础上,确定无误后再大胆使用。比如青铜、铁质文物上有错金银图案,既要去除表面锈蚀,以展露图案的精美,又要避免金银丝脱落,对文物造成二次损伤。
作为交叉学科,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涉及考古、化学、物理、生物、地球科学、环境、材料和计算机等多门学科,需要文物科技保护者具备广博的学识、审美和价值认知能力。
当发现三星堆金面具出现部分红色薄膜时,马燕如根据经验判断,不可能是人为彩绘或血液。她推断可能是金面具埋藏在土壤中,电化学反应使铁离子在金器表面富集,加之土壤胶膜的参与而形成。在翻阅土壤学书籍和多方检测分析后,印证了她的推断。
“修复中发现问题,我就要停下来去做分析检测,等研究透了,再做下一步。总之,我们每一步操作都有目的性,不会盲目下手。”马燕如说。
冷观考古热
“三星堆出土了‘方向盘’!”网友们大呼。
但马燕如认为,并非如此,该文物边缘有洞眼,可以挂东西,结合三星堆特有的神树文化,很可能是某个神树顶上的华盖。
猜测可大胆,实践要谨慎。马燕如表示,此次三星堆出土的几件造型独特的青铜器,修复时采用了三维扫描、3D打印等技术。实物清理后,不做矫形、焊接等,按现状进行展览。“因为发掘和研究工作还在继续,万一拼接错了就万劫不复,要给未来留下容错率。”她说。
除了要有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周期长、工作内容较为枯燥,而且考古现场大多人迹罕至,区域环境较为恶劣,常年考验工作者的身心健康。
“2008年奥运会举国欢庆,我们是在工地上过的。露天文物只能在春秋季修复保护,雨雪天不能做,一个项目持续三五年,甚至十几年才完成是常态。”马燕如回忆,在马家塬遗址,16米两层楼高的深坑,要靠爬竹梯上下,下一次坑很不容易,为此她经常不吃不喝干十几个小时再爬上来。
“选择文保作为终身职业,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决定。这是清贫和艰苦的行当,惊鸿一瞥的光鲜之外,99%的工作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需要沉下心来甘坐一辈子冷板凳。”马燕如表示。
“过去,人们进博物馆探宝猎奇,现在,观众的素养提高了,大多是为了补充知识而来。文保专业赶上了好时代。但考古不是挖宝。”马燕如强调,考古是一门科学,是用实物去证明历史。把盗墓跟考古拉到一起,这是一种极大的误导。盗墓者都是以挖宝的心态,盗走他们认为的宝物。通常会破坏许多更具价值的信息,造成很多考古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遗憾。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马燕如表示:为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文物修复师的责任就是唤醒沉睡的文物,不仅让其“活”起来,更要“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