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当了袁伟时老师的编外学生

　　姚峥华

　　2016年10月，我有幸被推荐参加了财新公益基金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合作主办的“卓越记者驻校计划”项目（下称“驻校项目”），成为一名“驻校记者”，在中山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我之所以被这个项目吸引，是因为袁伟时老师。

　　袁伟时老师自1957年起就在中山大学教书，时间比一个甲子还长。在我眼里，他是中山大学的“镇校之宝”，是我国乃至国际学界的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三个字，俨然成了一记符号、一种象征、一部厚重的历史。能与袁伟时老师面对面交流，近距离聆听他的思想见解，并向他请益获答疑解惑，是何等难得，何等荣幸。

　　我决意与历史握一下手。

　　一

　　早在2010年，我与袁伟时老师就有过交集。那一年，袁老师作为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评委，来到深圳参加好书评选。其时，该项目的发起及主理人是胡洪侠（注：我先生，下称“大侠”）。

　　有了袁老师，评书会上更加严肃而热烈。他端坐一头，强调所谓好书，要有“三能”“二高”。“三能”指的是能提供新知识，能安慰心灵、激励上进，能帮助人们分辨是非、深入思考问题。“二高”是信息增量要大，要捍卫和推进人类文明。他力推江平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和齐邦媛的《巨流河》，这两本最终都入选了当年的“十大好书”。

　　那一年的好书评选倍受关注，不单评委阵容强大，还有最终的“十大”书单：《重新发现社会》《朝闻道集》《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苏联的心灵》……本本分量很足。

　　正是因为评委的努力，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成了书界一个风向标，照亮了很多好书，为读者提供了上佳的选择。同为评委的我忝列其中,并没有“与有荣焉”之感，而是深深惶恐。我知道，面对历史，我知道得太少，懂得太少，反思得也太少。

　　到中大，“驻校项目”还没开启，我就迫不及待地与袁老师联络。

　　2016年12月1日，我如约来到中大南校区康乐园旁袁老师住处。

　　一见面，袁老师说：“咱们先来个君子协定，聊天的时候录音，录音后整理出来的资料给我一份，因为有时候我也记不住当时说的是什么。”太好了，我本来还犯愁能不能录音呢。

　　袁老师又问：“你看过我的书吗？”我嗫嚅，随口报了几个书名，如《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还有网上一些散落的文章，零零碎碎，不全面，说完脸颊发烫。

　　袁老师没有怪罪的意思。他特地指出2016年3月香港再版的一部书《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增订版)》，最能代表他的思想观点。“本书初版于1992年，经过三次增订，字数由二十七万增至四十二万，是迄今最完备的版本。”

　　袁老师看重的这部书，前身就是《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由深圳的海天出版社率先出版。在这部著作中，袁老师把中国近代史看作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要是有人问，你这部书说的是什么？除了说声‘请看目录’，我会说：这是一部探寻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和历史经验的书，也是以史料为根据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的书。”

　　多牛呵，“请看目录”成了后来大家多处引用的话，代表了一种骨气、傲气、不肯退缩的硬气。

　　可是，经济学出身的袁老师，为何转向历史，并在退休之后火力十足地写出多部思辨性历史著作？这是我最关心的。

　　“我是1931年出生的，当时‘九一八事变’刚发生几个月，我们一懂事，就是全面抗日战争，打仗，整个少年时期都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所以特别希望国家强大。”“1949年念高中的时候，我就读过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有范文澜的书，他们的文章对我的人生观影响很大，所以我1949年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我于1950年加入共产党，是广州解放后第一批加入的。1950年考大学时，我认为民主自由、国家独立都有了，现在要进行国家经济建设了，所以高中毕业后，就考了中山大学经济系，想参加国家经济建设。”袁老师娓娓道来。

　　从小就有阅读经验的袁伟时，对历史很感兴趣，开始追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但他发现很多历史著作里边的观点和论断他都不能苟同。“我感觉自己有责任把研究结论介绍给大家。”1980年，袁伟时开始了《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撰写，在后记中他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他一直崇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1987年，《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出版，这是袁伟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1989年，他摆脱了行政工作，可以专心在学海遨游了。他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社会的痼疾给晚清社会转型带来的困难，着手《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的写作，这是他学术生涯的新起点。

　　袁伟时1994年离休，1996年不再返聘，他全身心投入历史研究中。

　　之后，袁伟时以其宏阔的史学视野，精湛的写作技艺，饱含温情又不失犀利批判的笔触，完成了多部重要著作。

　　二

　　2016年12月5日，中大南校区荣光堂咖啡厅举行“驻校项目”的双周高峰对谈。大家早早就期待这一次活动，因为对谈的嘉宾是袁老师。活动之前，学院陈敏老师发来三个材料，希望大家仔细阅读。

　　拿到手里的文件是袁老师为《晚清大变局》三个不同版本所撰写的三篇序文，我们认真研读，也拟出了一些问题。那是一个明媚的冬日，暖意融融，中大南校区草坪绿得让人心醉。

　　连续三个小时，袁老师侃侃而谈，逻辑清晰，表述缜密。桌上的录音机在转动，每个人都专注地听讲，历史的云烟扑朔迷离。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想起袁老师的话：治学的一个要点应如马克思所说，怀疑一切。一进到学术领域，应该没大没小，没有权威，只相信自己的理性判断。他说于光远先生讲过的一句话让他终生受用不尽：“为什么疑问号是个钩子？因为没有疑问就钩不到东西。”

　　我的脑子里布满了小钩子。

　　我们为何读史，我们又该如何读史？

　　这些年，我杂七杂八地翻看了一些社科思想类的书籍，不系统，囫囵吞枣，却猛地发现：袁老师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站在全球史的角度，以“文明史观”取代“政治史观”，承认和接受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做近代中国和当代社会的观察者，深刻打量、透视并总结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经验教训。

　　晚清大变局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最初的转型尝试为什么失败？“因为晚清的变革没有推动社会体制从根本上的变革，也没有真正树立与世界接轨的理念。”

　　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出路何在？“以三纲六纪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无可疗救,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而吸收现代文明的已有成就成为无法抗拒的必由之路。”

　　……

　　袁老师强调经济自由，强调全球市场，强调解决市场主体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强调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调法治，强调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强调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有尊严地形塑个体生命。

　　他是国际性的，又是前瞻性的；他是开放的，又是多元的；他是理性的，又是包容的。他与杜维明商榷“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和杨子云讨论“儒家的现代作用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同意秦晖、张耀杰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批评秋风的孔子观和董仲舒论，反对蒋庆对先秦文化的解释，驳斥甘阳提倡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故事”从来都不止一种讲法，他欢迎不同观点，欢迎从容探讨，欢迎严密论证，欢迎求同存异。真理越辩越明。

　　袁老师说，他曾写过一本书，里边涵盖了他的所有想法和观点。中大图书馆有此书，可找来一看。

　　那天傍晚，从中大南校区坐地铁回到大学城校区，将近七点。我匆匆在食堂吃完饭，赶到灯火通明的图书馆，查阅袁老师所说的那本书。工作人员告知，只有一本在南校区的“典藏部”，无法借阅。

　　走出图书馆，夜色苍茫，星空寂寥。我独行于没有人迹的大道上，倍感疲惫。

　　历史面前，我等后学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知识储备，甚至足够的胆识。

　　拿手机打给还在深圳单位办公室值班的大侠，情绪低落。大侠说，能意识到“无知”，便是一种进步。

　　三

　　转眼，三个月的“驻校项目”很快就要结束了。

　　12月15日晚，大伙聚集到中大康乐园，由头是庆贺袁老师生日。我们拿《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增订版)》当生日礼物。袁老师回赠大侠五本他的作品，有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至今难寻，极其珍贵。

　　我看到扉页上袁老师题写的“大侠小姚”，便乐了，说，袁老师真周全。结果，下一本成了“小姚大侠”，袁老师边签边说：“一视同仁，男女平等。”我笑着说，这才是真的周全。袁老师童心大发，接下来一本，签了一个“大侠兄小姚嫂”，大侠在一旁急得抓耳挠腮，连说“岂敢当！岂敢当！”，袁老师不管，哈哈大笑起来。

　　袁老师的书斋名叫“笑笑斋”，他喜欢笑，曾经在文章里写过：天天大笑三次，一笑天下可笑之人；二笑自己的成就和失误；三笑有幸生活在这样的年代。所以“笑笑斋”名副其实，“笑笑斋”也名扬四海。

　　我得到了袁老师的手作本，是我欲查阅而不得的那本书的复印本，扉页上写着：“大侠小姚赐正，伟时，2016年12月9日。”之前我曾跟他说过中大南校区图书馆典藏部无法外借一事，他记住了。这次无私馈赠，让我内心万分感动。

　　结业时，我匆匆离校，没有来得及与袁老师告别。回到深圳后，临近过年，我赶紧写了封邮件发出，一是报告，二是拜年。

　　敬爱的袁老师：上次我们聚会后，我于一月中旬已从中大结业回深。马上就到鸡年了，这里先向您及家人道声过年好。不知志明老师（袁老师夫人）身体恢复如何，很惦念。后来看到《影响力观察》发布了百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2017年新年寄语，其中您的一句是，“疏钟催晓，乱鸦啼暝，借宋人句迎2017”。有些感慨。希望春天来了，一切都好起来。祝您身体健康快乐平安！大侠问候。小姚 2017年1月25日

　　很快袁老师回信了：

　　大侠、小姚：祝春节快乐，鸡年一切顺利！我老伴危险期已过，万幸没有瘫痪，应该能慢慢恢复。谢谢关心！迎新年，《拙见》要我选一个字，并用一句话解释，送旧迎新。我的回答是“韧——君子贵韧，外圆内方”，与“疏钟催晓，乱鸦啼暝，借宋人句迎2017”合起来，构成我对新的一年完整的期望。保重！袁伟时 1月25日

　　四

　　有了中大这一段经历，也因与袁老师的接触、交流，我开始斗胆以袁老师的“编外”学生自居。

　　这些年，袁老师每次到深圳讲学或参加活动，我们这些学生都能收到通知到场聆听讲座或赴宴饭聚。

　　2020年12月22日，袁伟时老师发来微信，说有一部书要送我们，让告知邮寄地址。

　　呵，袁老师出新作了？隔天，书到了。大十六开的《风骨·风情·人生》，硬纸封面，作者处署袁伟时，并盖着“笑笑斋”的细篆阳文椭圆印。

　　这是一册自印本，书背面有一行字：“袁伟时九十寿辰礼品”。书分“师友的风骨”“文化留痕”“异乡风情”“历史的歧路”“当下的选择”“沉重的教育”“市井面相”“人生剪影”八个部分，自序是《留住风骨和热忱》。

　　袁老师道出了书的来历：“度过风云变幻的一年，我要进入自己的‘九十年代’了，各地朋友纷纷关注，小儿和儿媳也老问要什么礼物。我喜爱宁静，书生之交重在思想和学术交流，以书香代酒香，印出此书作为礼品答谢师友，告别自己的‘八十年代’。”

　　如果说，《风骨·风情·人生》是第一本“袁伟时九十寿辰礼品”，那么其后2021年1月自印的《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晚清大变局》则是“寿辰礼品”之二、之三。

　　三本书命运多舛，共同的特点是：一、皆一而再地写了序言，为出版做准备；二、皆阴差阳错，出版或者再版希望不大；三、三本的关键词——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四、袁老师的孩子们为其定制自印本，让“自有其命运”的书走自己的路。正如他所说：“这一束文字若有一些可取之处，在于为张扬个性、拓展自由呐喊。”

　　2021年12月11日，在深圳越众公司，小提琴奏响《月亮代表我的心》，蜡烛、香槟、掌声、鲜花、蛋糕……二三十号人济济一堂，唱起生日歌。过几天就是袁老师九十大寿了，大家提前为寿星过生日。学生们把既往“袁老师课堂”的照片、讲义、留言，以及陈湘波、李公明等一众画家朋友为袁老师所作的画作，编印成了一本《年方九十》纪念册，人手一册以作留念。封面上，袁老师目光如炬，不折不挠。

　　也正是在这一天，我幸运地将袁老师九十寿辰三本自印本收入囊中。

　　生日会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那一天，袁伟时老师九十岁生日，我凑齐了三本书》，郑重收入我的书人系列第八本《书风八面》。

　　2023年5月，邵志明老师离世，袁老师发《告亲友书》，平静又沉痛，令人唏嘘。

　　年底，《书风八面》上市，我捧着散发墨香的小书赶到广州。袁老师在书页上挥毫题写：“阳光是封锁不了的。”掷笔，哈哈大笑。我则看到一束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在袁老师身上闪耀。

　　2024年，某媒体十年前采访袁老师的文章在网上再度热转。我严肃地问袁老师，时隔十年，您依旧持相同观点吗？

　　袁老师旋即发过来一个孩童的笑脸。

　　我正琢磨这个笑的意思，又收到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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