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何言不由衷

　　眭达明

　　同治三年（1864）秋，左宗棠与曾国藩闹翻后，不仅断了交往，而且常骂对方，仿佛不共戴天。数年后，左宗棠却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在表彰刘松山的奏折夹片里，大赞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结果不仅让公众大跌眼镜，而且连曾国藩本人也不明白他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左帅表刘寿卿（刘松山字寿卿）之功，谬及鄙人，论者谓其伸秦师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这是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初七日曾国藩写给郭嵩焘信中的一句话，其中“秦师”指左宗棠的楚军，“淮勇”指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一方面说左宗棠借刘松山一事盛赞自己，真不知其用意何在；另一方面又借别人之口，说左宗棠这样做，无非是借题发挥，意在抬高自己贬低李鸿章，目的是同淮军争夺剿捻首功。

　　左宗棠的奏折夹片内容

　　左宗棠既表彰刘松山又大赞曾国藩的奏折夹片是《刘松山转战出力并曾国藩知人之明片》，发出时间是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文字不长，内容也通俗易懂，全文如下：“再，刘松山本湖南已故道员、赐谥壮武王錱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之，而未之奇也。嗣由湖南从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虽论功按阶平进，而属望有加。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当马，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特自各省言之，不能不目之为秦军，以各军言之，不能不目之为臣部。臣无其实，而居其名，抚衷多愧。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主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伏候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下面我就从此夹片入手，开始讲述这个故事。

　　军有危难识良将

　　刘松山，字寿卿，湖南湘乡人，咸丰初年应募加入湘军，初在曾国葆营中做长夫，后在王錱的部队里当哨长，因功升任旗长，相当于营官。这是因为王錱的“老湘营”与曾国藩的湘军，建制上有所不同，不仅仍然保留清朝军队旗的番号，而且旗与营的兵员数也不相同。咸丰七年（1857），王錱病逝军中后，张运兰与王开化分领其众，刘松山从此归属张运兰。咸丰八年（1858）六月，曾国藩复出带兵援浙，张运兰率部随行，充任主力，甚受倚重，刘松山由此重新回到曾国藩麾下。同治元年（1862）十月末，张运兰因病请假回籍后，他带领的“老湘营”一分为二，刘松山、易开俊分别统领其中三千人，仍然驻兵皖南。刘松山从湘军最底层的长夫，逐步升任哨官、旗长和统领，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也确实得到过曾国藩的赏识提拔。

　　刘松山虽然早就在湘军中吃粮，但曾国藩第一次单独见他，是在咸丰八年九月十五日。在九月十五日的日记附记里，曾国藩果然写道：“刘松山，七都山枣人，曾在季洪（曾国葆）处当长夫。四年冬，在铜钱湾入璞山（王錱）营。其兄在岳州阵亡。母存、父殁、嫂嫁，有二侄。据称，东安、郴州之战最苦，吉水潭、四墟之捷最伟。王枚村（王开化）不言而善战。挺拔明白。”

　　这次见面，刘松山虽给曾国藩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让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的，还是接下来的两次战斗表现：

　　一是咸丰九年（1859）六月十四日湘军攻克景德镇后，又对逃敌穷追猛打。追到三十里开外的浮梁县城时，因三座浮桥都拥挤不堪，湘军追兵队伍被拉得很长且零乱散漫，被逼上绝路的太平军于是回头猛扑，城内守兵也冲出数千劲卒配合作战。湘军猝不及防，冲在最前面的军队眼看就要被吞没，刘松山此时却像《三国演义》中长坂桥头杀气生、吓退曹操百万兵的张飞一样，在东桥边纵横苦战，竭力阻挡冲过来的太平军。不一会儿湘军后续人马赶到，部队才得以保全。

　　二是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二日湘军进攻徽州府城时，分散驻扎在各个村落。当晚三更过后，太平军出其不意出城袭击，喊杀声震天动地。湘军没料到对方会来这一手，顿时惊溃四散。危急时刻，刘松山的部队却岿然不动。他站在月夜之下，拦住溃逃的湘军官兵说：“我是第四旗刘松山！大家不必惊慌，要稳住军心！”溃逃的官兵们这才停住脚步，队伍也稳定下来。此后刘松山又率部“从容殿后而还”，太平军也不敢紧逼。

　　刘松山力挽危局、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和惊人表现，让曾国藩赞叹不已，也由此发现了一个难得的将才。同治九年（1870）刘松山作战牺牲后，曾国藩在《胪陈提督刘松山事迹据禀转奏折》中叙述往事：“臣之识刘松山为将材，实始于此。”

　　因此，左宗棠在奏折夹片里说刘松山“由湖南从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虽论功按阶平进，而属望有加”，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随曾国藩剿捻及划归左宗棠领导

　　同治四年（1865）五月曾国藩奉命剿捻时，曾国荃部湘军已大部遣散，保留下来的“霆军”已被派往广东，其他部队不愿意随征，刘松山却毅然请缨。但主将的意志并不代表士兵们同他一条心，所以从皖南北上途中，由于欠饷等原因，刘松山带领的六营三千人，到了南京后有五营不愿过江，过了江的五百人也不愿继续前行，刘松山将带头闹事的几个人杀了才稳定军心。他开头不敢汇报实情，曾国藩也被蒙在鼓里，后来才知道事情真相。不久，易开俊抗命不救涡阳被撤职，他的三千“老湘营”官兵被划给刘松山统领。此后一年多，刘松山率部驰驱江苏、山东、河南等省，虽没有取得可圈可点的战绩，但他一面训练部卒，一面搞好群众关系，沿途官民皆称“老湘营纪律之严，所至逢迎恐后”，刘松山的“部下亦习而安之，不以北征为苦”。

　　同治五年（1866）下半年，张宗禹（也写为张总愚）等人领导的西捻军进入陕西后，直接威胁西安安全。左宗棠此时虽已取代杨岳斌担任陕甘总督，但因为要筹足粮饷，所以在湖北停留了较长时间，西北的剿捻重担主要落在代理陕西巡抚刘蓉身上。新巡抚乔松年到任后，刘蓉只管军事。

　　早在一年半前，西北回民起义风起云涌，应杨岳斌和刘蓉之请，鲍超的“霆军”主力被一分为二，其中娄云庆带领一万人援闽，宋国永带领八千人赴陕甘，鲍超则带着剩余兵马，请假回四川探亲后再去甘肃。但“霆军”根本不想去西北苦寒之地作战，加之历年拖欠的军饷未能发放，所以宋国永带领的部队经过江西时，即索饷鼓噪，在南昌搜得二十余万两金银后才安定下来。行至离武昌六十里的金口，部队又不肯开船。宋国永无计可施，官兵们当即一哄而散，并结队大肆掠夺，将咸宁县官员杀掉。

　　“霆军”不肯去西北，西捻军进入陕西后，左宗棠和刘蓉仍然奏调鲍超入援，曾国藩也答应了，后来却和鲍超一样，态度越来越不积极。一方面是他有些奈何不了不听命令的鲍超，另一方面是鲍超很会讨好曾氏兄弟，不经同意就率部到湖北帮曾国荃打捻军，曾国藩也就顺水推舟，半推半就地默认了他的行为。求援心切又望眼欲穿的刘蓉，对曾国藩十分恼火，写来的信件中不仅“峻辞诃责”，而且把他比作明朝围剿农民起义军不力而自杀身亡的兵部尚书杨嗣昌。

　　曾国藩虽也气得不想跟刘蓉通信了，但后来还是以公事为重，没有跟刘蓉一般见识。因当时“仅有刘寿卿一军在洛”，刚好“可以就近应援”，加之其他一些因素也起了作用，所以曾国藩指示刘松山直接从洛阳去陕西。为了增强其兵力，又把当时在湖北巡抚曾国荃麾下作战，由黄万友带领的另外四营“老湘营”部队划拨给刘松山，并要求曾国荃“催令（黄万友）赴洛，一同援秦”。

　　此时曾国藩事实上已经交出了钦差大臣权杖，不再是剿捻总指挥。他之所以越俎代庖筹划这件事，并承诺今后仍然供应“老湘营”军饷，一是“贼扰关中，寸心负疚”，二是“塞秦人之望”，三是表达对左宗棠的支持。所谓“贼扰关中，寸心负疚”，就是鲍超不听命令，致使陕西形势愈加严峻，让曾国藩背上了沉重心理负担；所谓“塞秦人之望”，就是满足好友兼亲家刘蓉的要求并堵住他的嘴巴。

　　刘松山接到救援陕西的命令后，虽然闻命即行并“昼夜驰逐”，仅用半个月不到时间，便于同治五年十二月底赶到西安，但他的部队尚未进入潼关，刘蓉就于本月十八日在西安城东的灞桥遭遇惨败，并因此彻底告别政坛。左宗棠的楚军，从此便有了刘松山这支王牌部队。

　　刘松山受命之后的表现，虽让曾国藩可以“上以释朝廷之忧，下亦赎微臣之咎”，但因有灞桥惨败，所以后来很长时间都不能得到刘蓉的原谅。

　　摘桃子的不是栽树人

　　西捻军取得灞桥大胜，几乎全歼刘蓉军，此后却攻打西安失败。为了在西北站稳脚跟，他们只得退到渭北，与回民起义军配合作战。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得到东捻军告急消息后，西捻军立刻采取围魏救赵战术，利用黄河已经冰冻的机会，一举突破陕军布置的河防，在宜川浩浩荡荡渡过黄河。攻下山西吉州后，西捻军避开清军正面防御，由垣曲进入河南济源，再从新乡突入河北南部，然后向北猛进，直逼北京，企图以此调开包围东捻军的清军主力。

　　可就在他们突破黄河天险，进入山西约半个月，东捻军首领赖文光就在扬州瓦窑铺被捕身亡。由于没有及时得到消息，同治七年正月，西捻军仍按计划直达保定，造成京师戒严，朝野震动。皇帝随后颁下措辞严厉的谕旨，对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等有剿捻之责的各省军政大员，一概予以痛斥和处分，同时限令他们一个月内必须击败捻军。左宗棠闯下这个大祸，羞愧欲死，于是一面指示刘松山、郭宝昌两军继续穷追猛打，一面亲自向北追赶。京师也派出神机营严阵以待，由恭亲王奕訢领头办理巡防事宜。最后，西捻军救援东捻军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自己反而陷进了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当西捻军终于获知东捻军失败消息，掉转马头避开围攻急速南下之时，又陷进了清军在运河和黄河边上设置的长墙工事之中。在豫军张曜、宋庆等各路清军积极配合下，从陕西一路追来的刘松山和郭宝昌两军，对西捻军展开猛烈攻击。西捻军不断遭受重创，等到淮军猛将刘铭传应召而起，在前方做好了围猎准备，专等西捻军到来时，西捻军只剩下两三千残兵败将了。

　　由于清政府实行坚壁清野政策，西捻军的后勤补给极端困难，加上连日阴雨，河水暴涨，被包围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西捻军行动受限。六月二十八日，西捻军在山东茌平被李鸿章的淮军刘铭传、郭松林部队歼灭，历时十六年的捻军抗清斗争至此全部结束。

　　从上述事实看，左宗棠、刘松山、郭宝昌等人，是辛辛苦苦栽树人，最后摘取桃子的，却是李鸿章、刘铭传及郭松林。

　　七月初十日，清政府以平捻之功，加李鸿章太子太保衔，并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左宗棠加太子太保衔；刘铭传晋为一等男；郭松林晋为一等轻车都尉；刘松山赏给三等轻车都尉；郭宝昌赏给骑都尉。这个结果表明，战争过程虽也重要，但最后取胜才是最关键的。左宗棠在奏折夹片中明为刘松山鸣不平，暗给自己表功，就是由此而来。

　　有人欢喜有人愁

　　更让左宗棠气难平的是，就在他和刘松山、郭宝昌等人一路穷追，历经千辛万苦而狼狈不堪之时，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却在剿灭东捻军之后，由于赏罚不明，内部正在相互倾轧撕扯呢！

　　原来在剿灭东捻军这场战役中，刘铭传不仅出力最大，功勋最著，而且先以去留相争，迫使李鸿章接受了他的防河之策，继而又收买内奸杀害了赖文光的副手、东捻军最能打仗的勇将任柱，致使东捻军军心发生动摇，从而为淮军的取胜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最后论功行赏，刘铭传仅仅获得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实属功高赏薄。曾国藩对此都看不过眼，于是在写给李鸿章亲信丁日昌的书信中，情不自禁地替刘铭传打抱不平：“省三（刘铭传字省三）建议防河，计诛任柱，三年追剿，屡次大捷。论劳论功，论谋论勇，近世诸将罕出其右。此次劳浮于赏，远近皆知。”

　　心灰意冷的刘铭传于是撂挑子不干。直到西捻军挥师北上，威胁京师安全，李鸿章受到革职留用处分之时，刘铭传仍然称病不起。李鸿章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却又拿他没办法。无奈之下，只得请朝廷下令征召，同时求老师曾国藩出面做工作，督促刘铭传以大局为重，抛弃前嫌，重返剿捻前线。

　　曾国藩是做思想工作的老手，自然乐于做这种事。他马上给刘铭传写信说：“运河之守，自君建之；任逆之歼，自君谋之；追剿数省，惟君最劳而且速；大捷数次，惟君最劲而且精；甚至波折迭生，惟君始终不挫；孱军滥竽，惟君侃直不阿。卒能扫除剧寇，成此奇勋。虽劳浮于赏，中枢或不深察，而全功出于阁下一人，则远近皆知。虽豪侠肝胆举世或不尽闻，而英谋伟略则妇孺皆知。寻常名位，万不足歆动阁下之心，而彼苍玉成豪杰了此一大快事，则阁下未尝不可自慰自庆也。”

　　用诗意的语言充分肯定刘铭传以往的功绩，又给他戴了一大堆高帽子之后，曾国藩继续吊刘铭传的胃口：“张逆盘旋保定、河间一带，已逾一月。彼苍玉成豪杰，安知不留此难题，历试群将帅所不能而后愈显阁下之能乎？请即投袂而起，虎步河朔，使世之怀疑议者不敢复以赏薄引退之说妄测君子，不亦远乎？不亦远乎？”

　　见了来信，刘铭传再也坐不住了。事成之后，清政府果然赏给他一等男爵，原来郁结在心中的不平之气也由此得到化解。

　　胜利果实只有一个，最后不管被谁摘取，都会有人欢喜有人愁，何况摘桃子的不是栽树人，左宗棠哪能咽得下这口气？楚军一路穷追不舍苦战不下，淮军因内部矛盾隔岸观火之时，左宗棠的心里本来就有气，等到战事结束，李鸿章、刘铭传却幸运地获得头奖，左宗棠的无名火自然更大。

　　言不由衷、前后矛盾的左宗棠

　　张宗禹投河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左宗棠便认为不能算大功告成，于是当即给李鸿章去信，要他在捷报中“不可说十成话”。当看到李鸿章的《张总愚全股荡平折》，他又给朋友写信说：“残捻不过二三千，能战者不过数百，且乏器械。二十七日窜至茌平，李少荃宫保遂报荡平。惟张总愚尚无确实下落，张正祥、王老贯闻皆同时窜逸，此局恐仍未了。”像这种心有不甘的话语，左宗棠说得再多，人们也不会觉得奇怪，顶多会意一笑而已。可在打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偏要犹抱琵琶半遮面，一反常态，大赞此前被他骂不绝口的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确实让人难以捉摸。

　　其实，他说曾国藩“知人之明”这句话本身，也是在打自己的嘴巴。在此之前，他曾多次批评曾国藩“知人不明”。左宗棠不仅嘴上这样说，而且行动上常跟曾国藩对着干。

　　《水窗春呓》记载，欧阳兆熊曾向曾国藩推荐武将李楚材，说他身怀数项绝技，是个难得的将才，但曾国藩就是看不到此人的长处，还认为他的话语常常不在调上。无奈之下，李楚材只好求欧阳兆熊写封介绍信，打算到左宗棠营中效力。欧阳兆熊说：不需要写什么介绍信，见了左宗棠，只要说曾国藩不用自己，他马上就会用你。李楚材如法炮制，左宗棠果然将其收入麾下，“令统四营，颇立战功”。

　　欧阳兆熊写的这些事实，笔者一时虽然无法找到旁证，但同治二年（1863）五月初八日曾国藩在回复左宗棠的信件里，却写了这样的话语：“来示谓鄙人喜综核而尚庸才，盖不尽然。”然后举了识拔太平军降将程学启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部下“庸则有之”，自己“尚则未也”。可见左宗棠痛斥曾国藩“用人之谬”，不仅实有其事，而且根本不怕曾国藩难堪。

　　从前述事实看，曾国藩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发现刘松山是个特殊人才，更没有一路破格提拔他，左宗棠如果硬要将“知人之明”的高帽子戴到曾国藩头上，事实上也是很勉强的。

　　另外，曾国藩将“老湘营”派往西北，并承诺继续供应军饷，也不完全是“谋国之忠”，而是迫于各种压力，又综合考虑了诸种因素，同时掺杂了私心才决定下来的。左宗棠心里对此也是明镜似的，光绪五年（1879），他在《答杨石泉》信中写道：“刘忠壮（刘松山）之入陕，曾文正以援刘霞仙（刘蓉）耳，月饷六万两，取给江南，却于应协陕甘之饷不复照解，其意盖谓解老湘之饷即属解陕甘之饷，本可作抵，公义私情庶几兼尽，陕甘不得而争，户部亦不得而驳也。故其初任两江，即立意不解陕甘之饷，虽向其催索，不顾也。”又说：“文正复督两江（似应是“再督两江”），仍悍然不解陕甘之饷。”既然如此，那么在《刘松山转战出力并曾国藩知人之明片》中，左宗棠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本心，说一些言不由衷、前后矛盾的话语呢？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借题发挥，深层次用心是怨怪朝廷赏罚不明。

　　晚年曾国藩渐渐看破功名，左宗棠突如其来地给他戴上一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的高帽子，曾国藩一眼就看穿了左宗棠的动机。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在挽联中写“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还说此语“久见章奏（即《刘松山转战出力并曾国藩知人之明片》），非始毁今誉”。倒是统一了口径，却不知是否出自真心。